我的第二次高考：1979年的夏天

那是1979年7月，我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

四十多年过去，那场考试留给我最深的记忆，不是考场上的紧张，也不是最后的分数，而是高考前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周末。

我是过继给叔叔婶婶抚养长大的。家里很穷，他们也没有读过多少书。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高考刚恢复不久，社会对“上大学”这件事的意义，还远没有今天这样清晰和普遍的认知。在他们的观念里，考大学固然是一件大事，但相比之下，一家人的吃饭、干活和生计，才是更现实、更紧迫的事情。

那时候，我在学校住校，每隔一段时间回家一次，帮家里干活，然后带上一竹筒咸菜回学校。

学校食堂可以买饭，但菜太贵。一个星期下来，基本就靠一竹筒咸菜配米饭度日。

离高考还有几天，我照例回了家，也告诉叔叔婶婶：

“过几天就要高考了。”

他们只是点了点头，没有特别的反应。

第二天，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件活：把家里的菜地重新整理一遍。

那块菜地不大，却离家还有一段路。我挑着一担粪肥，扛着锄头走到地里，先把旧菜一株株铲掉，再翻地、松土，然后种上新的蔬菜，最后浇水、施肥，一项一项做完。

那两天，我在烈日下翻土、种菜，心里想着的，却是几天之后的高考。

忙完这一切，我煮好一竹筒咸菜，背回学校，等待考试到来。

对于今天的年轻学子来说，这一幕几乎难以想象：一个即将走进考场的学生，没有人在意他的考试，却在田地里忙着翻土种菜。

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家庭环境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

其实，这是我的第二次高考。

1978年，我曾提前参加过一次。由于课程尚未学完，加上复习时间很短，成绩并不理想。

1979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中毕业高考。

那时我成绩一直不错，在学校里也算靠前，因此多少有些少年人的自信。别人埋头复习时，我并没有真正沉下心来，反而花了不少时间帮同学讲题。

现在回头看，那种自信，其实已经接近轻视。

考试中最遗憾的是数学和语文。

数学卷子拿到手，我几乎每道题都觉得会做，甚至觉得九十几分应该不成问题。

语文原本是我的强项。初中时，小作文常被当作范文朗读。但到了高中，大家更重数理化，我也有所松懈，没有认真复习。

结果，这两门课都没有发挥出应有水平。

英语则是另一种情况。那时学校刚开设英语，临近高考才突击学习，而且英语成绩在报考重点大学时才按10%折算计入总分，因此并未受到重视。我考了二十多分，算是正常发挥。

物理、政治发挥基本正常。

化学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一年试题很难，及格的人并不多。我虽然只考了五十多分，但在当时已经算不错。

更重要的是，很多内妊桃们根本没有系统学过，尤其是实验部分。试卷中有一道分值很高的实验题，而我们整个中学阶段几乎没有做过真正的化学实验，许多知识只能靠老师讲解和自己想象。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代人的高考，考的不只是知识，更是自学能力和临场应变。

最后分数公布。

由于数学和语文发挥欠佳，我最终与向往的中科大、北大、清华失之交臂，只考入了北京的一所重点理工大学。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或许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但对于当时那个年轻而自信的我来说，心里仍有失落，总觉得没有发挥出真正水平，也辜负了期待。

不过后来的人生让我逐渐明白，大学固然重要，却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真正影响我的，反而是那段贫穷而倔强的求学岁月：那一竹筒咸菜，那块翻耕的菜地，以及那个坐在我身后的女孩。

高考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小事。

那时候正值青春年少，也有《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那份朦胧情愫。班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同学。

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很少交流，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所谓喜欢，不过是上课时偶尔看一眼，路上远远望见她走过，希望她一切都好，却从未说出口。

那是一种安静的暗恋，纯粹而克制。

走进考场时，我忽然发现，她就坐在我后面。

我知道她的数学不如我。

于是答题时，竟生出一个极其幼稚的念头：故意把试卷放得松一点，希望她能看到，多得几分。

后来，我从未问过她是否真的看到。

很多年以后，这位女同学成了我的妻子。

有一次谈起那年高考，我笑着问她：

“那年数学考试，你是不是抄了我的？”

她坚决否认，说当时紧张，只顾自己做题，根本不知道前面坐的是我，更没有看我的试卷。

我们都笑了。

那只是一个迟到了几十年的玩笑。

四十多年过去，那场斑考早已成为历史。

我记住的，不是分数，也不是名次，而是那块刚刚翻过的菜地，是那一竹筒咸菜，是那个无人问津的周末，也是那个坐在我身后的女孩。

人生常常如此。

年轻时总以为一次考试可以决定命运，后来才明白，真正留在记忆里的，往往不是考试本身，而是那些发生在考试之外的人和事。

那些贫穷、艰难、懵懂与青春，并没有成为人生的负担，反而在岁月深处沉淀下来，化作一种内在的底气与温度。多年以后回望，它们不再只是经历，而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让人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也更真切地懂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