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1895年的北京，有一种奇怪的气氛。

一方面，甲午战败的消息像刀子一样剜着每位爱国者的心。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让台湾割让。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带伤谈判，京城士大夫们则破口大骂李鸿章是“卖国者”。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买了一大堆枪炮，结果被一个四川大的小柄打得满地找牙。

民族耻辱感从未如此强烈，问题是出在哪里？

洋务派说：我们的武器还不够先进，敌人的船更快炮更准。维新派说：不光是武器，是我们的体制不行，人家有议会，咱们没有。革命党人说得更彻底：这个朝廷本来就不该存在。

但他们都意识到一个共识：中国需要变，必须变。

李鸿章说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的分量被太多人低估了。三千年的意思是什么？从孔子删述六经、垂范后世算起，中国的文明形态基本定型，此后的王朝更迭、制度兴废，不过是这种文明形态内部的调整。但到十九世纪末，西洋的坚船利炮带来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主权危机，而是一整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知识体系和生产方式。

这已经不是在自家院子里搞搞装修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地基要被抽走的危险。你的“理”抵不过别人的“力”，你的百年儒学根底在别人的议会政治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变法已经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洋务派知道要改革，维新派知道要改革，甚至慈禧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要改革，否则她不会在戊戌政变之后还搞清末新政。

但变革的路，怎么就走不通了呢？

原因当然很多。慈禧的权力算计、满汉的民族隔阂、列强的步步进逼……这些历史课本上都说烂了。但有一种力量，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比慈禧、比列强更难对付。

那就是弥漫在晚清社会各个角落的反智主义。

义和团：神拳之下的智识迷途

1899年，山东。

一个农民咬破手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符。他吞下符纸，拿着大刀冲向教堂，嘴里念念有词：“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火枪响了，他应声倒下。旁边的人说，他法术没练到家。

这就是义和团。彼时中国的民族精神，以一种最悲哀和血腥的方式在发光。

义和团最初叫“义和拳”，打的口号是“反清复明”。后来列强来了，满汉矛盾退居次要，帝国主义才是最大的敌人，于是口号变成了“扶清灭洋”。“扶清灭洋”四个字，听起来热血沸腾，但你仔细一想就会明白这中间的逻辑有多荒谬。

灭洋是对的。西方的侵略是事实，火烧圆明园、屠杀义和团的枪口全是事实。但你用什么去灭洋？靠大刀、靠长矛，还是靠那一套“神功”？

义和团的核心信念，是一套极端粗糙、极端巫术化的世界观。

他们相信“关公附体”、“孙悟空附体”。相信只要练了神拳，吞了符咒就能刀枪不入。义和团将洋人与所有西方事物混为一谈，并将之视为罪恶的源头。洋教堂、洋灯、洋衣、洋车……与洋人沾边的一切，全部要毁灭。卖洋货的、穿洋衣的、甚至只是持有洋货的人，也会被当成“汉奸”处死。

注意这里的逻辑链条：洋人侵略——洋人的东西都是坏的——中国人沾了洋人的东西也是坏的。

把复杂的民族矛盾简化为“沾洋即死”的二元对立，这就是最典型的反智思维。

它不需要你说理。只要你也是炎黄子孙，信了这套神功就能打洋人。这种逻辑在基层社会的动员效率极高，因为它足够“接地气”。它用巫术对抗坚船利炮，用一种更古老的暴力去想象一种现代的征服。

1900年，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她的如意算盘是：拳民当炮灰，政府坐收渔利。但这种利用民粹的算计从来都是双刃剑。十一天内，向十一国宣战。大清帝国一个半殖民地政权，单挑半个地球，想想都觉得好笑。

结局众所周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西安，《辛丑条约》让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直到1939年才最终还完。

从“刀枪不入”的神话到“辛丑条约”的屈辱，只隔了一个夏天。

邹容在《革命军》中斩钉截铁地评判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是康有为变法不成之后的“倒行逆施”。李大钊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陈死寂灭之气象”。

我们今天回看历史，会发现义和团本身也并非仅仅是野蛮。它是饿殍遍野的饥荒社会对西方殖民者充满血泪的绝望复仇，是底层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不得不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你不得不承认，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社会走向理性的道路。

哥老会与秘密会社：反智主义的两张面孔

义和团只是冰山一角。

晚清大地上，还有很多秘密会社组织。它们的活动范围更广、时间更长、影响力更深。哥老会，就是这个阵营的主角。

哥老会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浩大。它是下层群众为互助自卫而自发结成的秘密团伙，成员多为破产农民、流民、士兵，既有特定仪式和组织规矩。在四川地区被称为“袍哥”，这个称号透露了它的草莽色彩：袍泽弟兄，一诺千金。

但这些起源于互助的组织，在长期的黑市运转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深刻的“非文明特性”。

它们不相信官府，不相信士大夫，不相信正规的文明秩序。它们相信的秘密盟约、江湖义气、暴力逻辑，本质上就是与现代社会的一切规则相排斥。社会纷乱时，袍哥组织填补了地方治安的真空，起到了“次生政权”的作用；但在社会变革转型的关键期，它们又变成了一股强大而难以驾驭的保守力量。

举个例子：1891年，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发动反教运动，焚烧教堂、攻击传教士，手法与义和团如出一辙。这次运动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先声”或“演习”。哥老会的影响力甚至渗透到湘军中，军队成了帮会的江湖。清末新政期间，地方官员想要推行新的税收制度、建设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常常遭到哥老会本地势力的暴力阻挠。

哥老会构建了一个与现代政府平行的地下权力秩序，但运行逻辑完全是反文明的——暴力垄断、武力至上、法制缺位。

如果说义和团代表着底层农民在民族危亡时刻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爆发，那么哥老会代表了在城市边缘、在民间角落、在军队深处一股同样强大的反智力量。它不像义和团那样高度政治化和情绪化，而是一种更隐蔽的、更制度化的反智：用地下秩序对抗公权力，用江湖规矩否定公共法律。

秘密会社的面孔不止一张。天地会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口号从康熙年间一直喊到宣统退位；白莲教则靠神秘的宗教信仰串联起无数底层群众，从乾隆起义一直打到民国初年。

这些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对知识精英持保留甚至敌对的态度，对社会秩序持破坏而非建设的倾向。在变革年代，它们扮演的角色极其矛盾。一方面，它们反抗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它们的暴力手段和反智心态，又使得任何理性的社会改良都举步维艰。

秘密会社是晚清社会的双面刃。用得好，是反抗清政府的有力武器。用得不好，就是社会变革的“定时炸弹”。

劣绅：地方士绅对变革的扭曲与利用

如果说义和团、哥老会或秘密会社的反智主义是底层的狂欢，那么地方劣绅的反智主义，则是精英阶层的堕落。

晚清时期，士绅阶层本应是社会变革的引领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理应成为连接官府和民众的桥梁。但实际上，许多士绅已经堕落为 “劣绅”，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阻碍变革，鱼肉百姓。

劣绅的反智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新知识、新制度的排斥和对权力的滥用。

洋务运动期间，许多地方劣绅反对创办新式学堂和工厂。他们认为，“洋学” 会 “败坏人心”，“洋厂” 会 “抢夺民利”。1862 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计划招收科举士人学习外语和西方科学。但这一举措遭到了保守派士绅的强烈反对。大学士倭仁上书朝廷，称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认为，学习西方科学是 “舍本逐末”，只会让中国 “变夏为夷”。

戊戌变法期间，劣绅们更是对变法新政百般阻挠。他们反对废除科举制度，因为科举是他们维持特权的基础；他们反对改革税收制度，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反对地方自治，因为这会削弱他们的权力。

更恶劣的是，许多劣绅还与秘密会社、地方官员勾结，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利益网络。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操纵地方选举，包揽词讼，征收苛捐杂税，欺压百姓。正如学者邱捷在《晚清官场镜像》中所描述的：“晚清的劣绅们，往往与宗族势力紧密结合，拥有缉捕、刑罚等权力，他们的行为十分任性，欺压贫弱、诬枉良善之事大量存在。”

劣绅的反智主义，根源在于其利益与社会变革的冲突。

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的 “命根子”。自隋唐以来，士绅们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获得权力和财富。但晚清的变革，恰恰要废除科举制度，引入新式教育。这意味着，士绅阶层的特权将被剥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必然会反对变革。

同时，晚清的社会变革，也威胁到了士绅阶层的经济利益。洋务运动创办的工厂，冲击了传统手工业；新政改革的税收制度，增加了士绅的负担。这些变化，让士绅们感到了恐慌。他们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愿意接受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

劣绅的反智主义，比义和团和哥老会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资源，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误导民众的认知。他们的存在，让晚清的社会变革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支持，变得举步维艰。

反智的历史根源

任何一个重大历史现象，都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看它背后的土壤。

晚清反智主义的“土壤”，至少有三层：

第一层，是清朝中期以后全面僵化的社会结构。

中国人对知识的热情，曾经是很高涨的。隋唐推行科举制时， “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辟制度。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体制，这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

但到清朝后期，科举制度已经严重老化。考试内容被八股文垄断，四书五经被背诵到极致，考的是虚文不是实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上升通道在不断收窄。大量的读书人、破产农民、城市手工业者被挤出了传统的发展轨道。这些人失语、失意、失序，最终成群结伙，加入秘密会社，对主流社会充满了怨恨。

王汎森先生揭示过这种“传讯机制”断裂的后果：科举功名是一个清晰的信号系统：能中举人、进士的，就是社会精英，前途可期。但废科举之后，这个信号系统坍塌了，传统读书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一部分人转向新式学堂，成了革命的掘墓人；另一部分人则流入边缘地带，加入底层社会组织，把满腔的失意化作对一切新事物的仇视。

第二层，是儒家精英文化与底层民间信仰之间长期存在的精神断层。

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统治阶层（士大夫）和底层百姓之间的精神世界，差异其实是惊人的。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治国平天下，讲的是君臣父子、仁义道德。底层百姓信的是算命、风水、鬼怪、护身符，讲的是大仙显灵、因果报应。

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真正的桥梁。

士大夫高高在上，农民两眼一抹黑，中间没有公共教育去打通这个隔膜。两者各行其是，谁也不懂谁的悲喜。所以在晚清面对西方冲击时，精英阶层苦苦追寻的是办洋务、搞维新、学宪法这些“救亡图存”之道。而底层农民的反应简单粗暴得多：“洋人来了，因为洋人坏；打洋人，所以打所有洋东西”。这种简单化、对抗性的思维，恰恰源于这两个世界的长期断裂。

第三层，是“反智论”在漫长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韧性。

“反智论”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提出。但在中国的语境下，反智主义的谱系更为古远。道家主张 “绝圣弃智”，认为知识会让人变得贪婪和虚伪；法家推行 “焚书坑儒”，将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连儒家士大夫，也常以 “耕读传家” 自居，将体力劳动抬到道德高地，暗贬脑力劳动的 “无用”。

这一切共同凑成了晚清反智主义的思想背景。在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下，“智”和“知识”不仅没有被尊崇，反而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品。这种文化潜意识深入人心，即使到了晚清遭遇千年大变局，大部分人还是本能地、甚至自豪地相信 “知识误国”，“蛮力救国”。

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高呼“废科举、兴学堂”的时候，等在他们背后的，不是万民的掌声，而是深厚的沉默。当张之洞办新式学堂讲物理化学时，等在那头的，是满城的“洋叫”。

反智下的变革失语症

那么，反智主义到底如何阻碍了晚清的社会变革转型？我想从切断知识传播的通道和堵塞政治变革的空间两方面来谈谈。

先说知识传播。

社会变革的前提是什么？是社会各个阶层对新事物、新思维、新制度有起码的认知和接纳。没有最起码的认知，所有的改革方案都是纸上谈兵，没人听得懂，也没人愿意接受。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李鸿章搞了几十年的“官督商办”，创办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看似轰轰烈烈。但你在北京胡同里跟老百姓说“工业化”，他以为你播撒的是洋人的邪术；你跟京城的旗人说“宪政”，他以为你变的是满清的宗庙。观念的鸿沟一直没有缩小。1885年后洋务派信用破产，新任官僚集团对民间资本的打压，更直接使官方和民间，形成事实上的隔绝。民众对洋务派新政不理解、不支持、不买账，最后连搞洋务的官员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知识不能下沉，观念不能突围，晚清的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英的独角戏。戏台搭得再漂亮，台下没有观众，改革也只是注定的烟花。

再说政治空间。

任何有效的社会变革，都需要政治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变革不是命令，是对话，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逐步达成的共识。

但反智主义对外来文化、外来知识、外来思想的全面排斥，直接把这种对话的空间堵死了，且这种矛盾在晚清是双向恶性循环的。

上层没办法向基层传递知识，也没胆量完全向基层开放政治参与；基层则因为仇恨和愚昧，盲目拒绝新事物、攻击变革者。结果就是：变革方踌躇不前，保守方——无论是清廷的顽固派还是底层的反智分子——一齐对外来的改革思想大规模反扑。

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不仅有老佛爷在背后撑腰，更有着整个社会对外来变革深深的恐惧。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变法运动，就在这样一种信任缺失和民智未开的环境中草草收场。

维新派的谭嗣同说，变法之所以失败，“天下知变法者，惟皇上与仆等一二人也”，天下没有人理解变法，自然支持不起来。

这种“一二人敌天下”的孤独和悲凉，恰恰是晚清变革反智逻辑的真切写照。

历史回响与当代启迪

走进历史的回廊，晚清的变质已然是定局。

但我们面对这段沉重的往事，不能只是隔着时代的一声叹息。冷静下来，我们依然能从这场跨越百年的迷途中获得几点启迪：

第一，社会变革的前提，不在于顶层设计者的决心，而在于整个社会对理性的接纳程度。义和团灾难清晰地告诉我们：任何脱离常识、抛弃科学、用底层仇恨挤压理性思考的运动，即使燃烧着最滚烫的爱国热血，最终也只能换来国家更惨烈的毁灭。

第二，知识的传递和智识的建立，永远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洋务运动的悲剧，根子不在李鸿章的无能，而在于三万万中国人听不懂他说话。社会变革从不是精英小圈子里的纸上推演，而是扎进泥土、落进寻常百姓心底的漫长过程。

今天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公共讨论、新闻报道，所做的一件核心事情就是在缝合晚清没能缝合的那道伤口：让知识被大众看见，让理性被人民持有。这恰恰是所有心怀忧患的知识分子在今天最可贵的责任。

第三，变革必须正视底层诉求的正当性和复杂性。晚清的反智确是中国之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简单地咒骂、鄙夷义和团或者哥老会。民间的呐喊背后是真实的民生之痛和无尽的积怨。如果官府在变革时不能兼顾公正与权威，不能解决百姓的生存关切，那么再宏伟的“洋务”和“改良”，都会在高空中莫名折断。

最后一点是：反智主义的幽灵并未随历史走远。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高度撕裂的时代。信息爆炸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偏见比知识更容易传播，极端的情绪取代了耐心的沟通……

这一切与晚清有很多相似。中国的转型，百年前未能完成；百年后，我们依然走在这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