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伟川与作者王周生

一 、《上海的早晨》被批“大毒草”

2017年初的一天，我接到一位陌生老人的电话，说自己叫王富林，是上海煤气公司桑伟川的同事和朋友。

你说什么，桑伟川？是那个为《上海的早晨》鸣不平被判刑的上海煤气公司技术员吗？

是啊是啊，王师傅说，桑伟川劳改释放后，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如今母谴磨世，自己又突发脑梗，被里弄安排进养老院，我听说你是周而复的媳妇，就要了你的电话，把桑伟川的情况告诉你……

听完电话，我连声说谢谢王师傅，我一定去看望桑伟川!

桑伟川是谁？大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但经历过上世纪那场浩劫的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命运和一本书绑在一起。这本书就是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著

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聚集了全国最大的企业和最大的资本家，1949年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道难题。政府决定采取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过程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当年的上海市长陈毅找周而复，要他担任统战部副部长，要他在实践中体验并写作，用文学作品反映共产党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

周而复欣然受命。虽然他30年代在上海读过大学，但毕业后就离开上海去延安多年，接触的大多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战友，忽然要他进入魔都资本家群体，开会、调查、座谈，了解思想动态，有点勉为其难。统战工作中，他发现资本家内心对共产党深感不安，恐惧并抗拒。他给资本家们解释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他与工会、劳动局一起，参与劳资纠纷的调解；他亲历三反五反，参加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细节。

1952年夏天，周而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小说第一部于1958年在《收获》发表，第二部于1961年出版。5年后文革爆发，第三、第四部中断。直到1979年，175万字四卷本《上海的早晨》才全部出齐，这一过程，经历27 年！



周而复用小说形式，真实记录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赎买改造的历史过程，小说人物资本家徐义德的形象，成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典型。《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出版后，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阅读兴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曾被译成多种文字进入国际图书市场，成了周而复一生几十部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暴风骤雨来袭。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丁学雷的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丁学雷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笔名，文章对这部小说罗织三条罪状：第一，美化资产阶级；第二，污蔑工人阶级；第三，鼓吹修正主义路线。随后，该文在全国各地报刊转载，对作者和小说掀起规模浩大的批判高潮。、

一夜之间，《上海的早晨》成了美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株大毒草。

二、桑伟川深涎棠字狱

就在这时，冒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叫桑伟川，他说《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

桑伟川是煤气公司的一名技术员，30岁的他从小喜欢读书，读了许多书，尤其是小说。他从上海煤气公司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煤气公司，已工作多年，他是公司哲学理论小组成员。这个读书小组的工人白天工作，下班后隔三差五聚在一起，或读书或讨论，回家还写心得，个个兴味盎然。

忽然之间，报刊对一部小说进行全国范围内大批判，这引起发桑伟川的思考。他早就看过《上海的早晨》，觉得很真实又好看，怎么成了大毒草？他把丁学雷的批判文章读了又读，觉得没有道理。他翻来覆去看小说，看不出问题，就决定写篇文章与丁学雷商榷。

他写了7千字长文《评—与丁学雷同志商榷》，投稿之前，他征求哲学小组几位同事的意见，经数度修改，最终把文章投给了《文汇报》。他认为，《上海的早晨》描写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艰难曲折又非常成功；《上海的早晨》塑造的资本家形象真实可信，证明了党的政策伟大正确。因此他和丁学雷商榷，大毒草的论断是错误的，《上海的早晨》是香花。

桑伟川并不知道丁学雷是谁，那是当时市委写作班的笔名。

桑伟川的文章惊动了报社，有人竟敢与市委写作班商榷？文章即刻被送到分管意识形态张春桥手里，张春桥震怒。这不是对一部作品的评价问题，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表现。他做出指示：桑伟川文章可以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其实就是刊登他的批示），要求组织积极分子与桑伟川进行辩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凭政治嗅觉，张春桥觉得这一仗不太好打，因为小说阅读面广，深受读者喜爱；群众觉得桑伟川文章写得不错，看不出问题。他要求不打无准备之仗，先引蛇出洞，把桑伟川的文章打印发下去，由积极分子预演辩论，引出反面观点。他们还到大学找专家教授写文章造声势。

这一切桑伟川浑然不知。他很兴奋，觉得自己是在实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是在歌颂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

1969年11月20日，文汇报刊登了桑伟川的7500字长文《评——与丁学雷同志商榷》，同时发表他给编辑部的信，他响应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拿起大批判的武器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要捍卫党的政策，“为无产阶级文艺占领上层建筑做出自己的努力。”



图源网络

桑伟川的文章像一颗炸弹，炸出一波批判声浪，铺天盖地的口号和批判文章向桑伟川袭来，一个接一个批判会，定要把桑伟川批倒批臭，革命群众千万遍高呼：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桑伟川懵了，明明自己想捍卫党的政策，为什么反遭批判？对一部作品提出不同看法，明明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么就错了呢？桑伟川拒不认错。他越是不认错，对他的批判就不断升级，很快，他被隔离审查。

此后一年半，批判桑伟川的大会开了360多次，最多一天批判会开7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拉线广播，参加人数达60万人。但是，辱骂和殴打封不住桑伟川的嘴，他越战越勇，只要让他开口，他就说：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应该公开认错！他大声疾呼：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拿我当敌人看待，天下哪有我这样的敌人？我是人民的一员，我的观点应该允许保留！

有人振臂高呼：彻底批臭大毒草《上海的早晨》！全场呼应，喊声如雷。

桑伟川则高呼：《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他遭到拳打脚踢，眼镜被打碎在地。

每天，从批斗会场押回拘留的“牛棚”，桑伟川精疲力竭，可是，他拒绝写检查，继续写揭发批判文章。

一个人面对千百万人的批判、辱骂、殴打，依然坚持自己观点不动摇，再坚硬的钢也会折断，最终桑伟川神志恍惚，精神分裂。他依旧不认错。

在“牛棚”里，他给好友写信说：有人说我写文章是为个人名利，这哪里有什么名利？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在为党的政策而战，不是为个人而战。他告诉诉友人：批判会上说我的前途是危险的，也许，某天你们将在哪张布告上看到一个叫桑伟川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但我坚信前途是光明的！ 他警告批判他的人“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东西现在看是庞然大物，终究是要完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属于我们。”

桑伟川一直不检讨不认错，久攻不下，张春桥很恼火。

1969年12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的大学文科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桑伟川是右倾翻案思潮的产物，要抓住这个活靶子不放，要把桑伟川放到社会上去批。于是，批判的矛头指向煤气公司那个哲学读书小组。造反派把学习小组成员打成桑伟川反革命小集团，凡与他讨论过文章的同事，以及为他打抱不平的朋友，共二十多人惨遭牵连受害，有的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批斗，有的隔离、审查、抄家、撤职、下放，定“犯严重政治错误”等莫须有罪名。甚至，连给桑伟川看过病的医生也不放过。不管在哪个单位，只要发现与桑伟川观点相同，或同情他的，都要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批判斗争，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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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25日，在卢湾体育馆，坚持不肯低头认罪的桑伟川被当众戴上手铐，罪名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他被判刑7年，押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

造反派没有放过桑伟川60多岁的母亲徐云英，这位老人，原本与儿子相依为命，身体不好，生活困难。造反派冲到她家，对她殴打审讯，把他推倒在地，她哭诉无门，几次想自杀，又不舍得被关押的儿子，遂打消念头。她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一日一日煎熬。儿子在劳改农场写信来，说要读书，叫母亲寄书给他。母亲没钱，卖掉家里还值钱的物品，买来马、列、毛的著作，一本本寄给儿子。直到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徐云英才看到了希望。

1978年，桑伟川被释放回上海，还安排他住进上海市精神病院治疗。许多工人学生从全国各地给他写信，赞扬他敢于向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骨气。苏州一位读者说：你的勇敢和无畏精神感动我，你并不孤独，许多人支持着你。一位工人来信说：你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你敢于为捍卫真理而献身！

桑伟川虽然释放，他的冤案却没有平反。

十年浩劫，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多少人翘首盼望，拨乱反正。

三、香花，还是毒草？

关于桑伟川判刑的事，远在北京，同样被批斗的作家周而复毫无所知。自从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引发全国批判大毒草《上海的早晨》浪潮，周而复于1969年底，被贬到河南信阳对外文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是干校“头号专政对象”。

经历6年苦难，1975年，周而复获准回到北京，等候工作分配。1978年的一天，周而复接到一个电话，说上海市中级法院审理案子碰到难题，有个叫桑伟川的人被判刑7年，罪行是赞扬《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还不肯低头认罪。法院来电询问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作品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若是香花，桑伟川就是冤案，应予平反。

周而复闻言拍案而起回答道：我为写这本书被批斗，又在农村劳动改造几年，我回北京已经3年，四人帮也已粉碎，《上海的早晨》就要再版，桑伟川怎么还是个罪犯？退一万步，哪怕一部小说真是毒草，也不能因为有不同看法而判刑啊！



周而复 图源网络

周而复为此愤愤不平，在当年5月召开的文联第三届扩大会议上，他愤怒声讨这件令人发指的文字狱。他的发言，引发全体文艺工作者巨大反响，纷纷呼吁，四人帮在文艺界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所犯下滔天罪行，一定要清算。

周而复的声讨，文艺界呼应，引发群情激愤。

终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礼堂隆重举行大会，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桑伟川同志予以平反的判决书。判决书读完，全场掌声雷动，人心大快。

随后，周而复来到上海，他与桑伟川在宾馆见面，两人诉说各自的经历，感慨不已。



周而复

1981年的一天，周而复途径上海，径直去了桑伟川家，他想看看桑伟川和他的母亲，遗憾的是，桑伟川外出未归，就此错过，但是，能见到他的母亲，与苦尽笆来的老人，互诉衷肠，很是欣慰。后来，周而复给桑伟川寄钱治病，希望他早日康复，他们互相通信，互致敬意。从此两人建立友谊，通信往来。桑伟川终于明白，“《上海的早晨》事件的意义绝非仅为一部小说，这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不畏当时权贵，逆潮流而动，反对强大的极左思潮，对历史多少有了点贡献。”

四、探望桑伟川

2017年1月20日，因王师傅传递的桑伟川信息，我和爱人周鲁卫去看望桑伟川。

瑞通养老院坐落在上海杨浦区通北路888号，桑伟川住在306室34床。他的床位挨着窗，窗台上养着两小盆仙人掌，顶着粉红色肉骨朵，在白色的房间十分显眼。桑伟川坐在床边一张陈旧的咖啡色藤椅上。我们自我介绍，握手。他淡淡地微笑，随即沉默。

他脸色白皙清秀，残酷的岁月没有在他脸上刻上皱纹，他不像80岁的老人。即便微笑，眉宇间依然透出些许忧伤。他的背驼得厉害，整个人陷在椅子里显得矮小。他说这是当年批斗造成，他被批斗过300多场，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大大的木牌，还被推搡殴打，脊柱越来越弯，如今骨质疏松，再也直不起来了！我们听了一阵唏嘘。



桑伟川 2017年1月20日，上海瑞通养老院

他抬头问我爱人周鲁卫：你父亲没了？

是的，周鲁卫回答，他是2004年1月8日去世的。

桑伟川点点头，哦！然后沉默。

我说，桑先生，你为周而复的一本小说吃那么多苦头，太不可思议，我们太歉疚了！

他说，这不是一部小说的事，我的经历不是周而复先生个人情感能够承受的，那是政治。

再次沉默。

我转换话题，我说，很感激你煤气公司的老同事王师傅与我通电话，我才知道你的情况。

他神情严肃地说：他是好人啊，是一个爱读书的好师傅！

我们问他身体状况，他告诉我们：前年脑梗昏迷，醒来就在这里了。

桑伟川与母亲相守一生，文字狱使他失去恋爱的机会，他1935年出生，1978年平反后，他已是大龄青年，终身未能成婚。他在信中向周而复倾诉，说想找个伴，想成家。周而复告诉他，婚姻可遇不可求，缘分很重要，要等待机遇，桑伟川也认同。最终，他没等来机遇。母谴磨世后，他一个人住，居委会不放心，帮他安排住进养老院，他说：我现在身体还行。

我给他带去一堆书籍杂志，放在他病床上，我说：你喜欢看书，听说你在农场还要你母亲寄书，你妈妈卖掉家里的东西才有钱买书，她是个伟大的母亲，以后你需要什么书，和我们说，我们带给你。

他看着床上的书和杂志，淡淡地说：我这辈子，死在书里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任何有过桑伟川经历的人，书是个极其刺激的敏感词。不过 ，他又说，吃了那么多苦头，还是想读书，农场释放回家近四十年，读了不少书，上海作家的书读得比较多，宗福先、陈村、王安忆，还有程乃珊，很多！他说在农场吧完活能做什么呢，只有读书。体力劳动再苦，比批斗会舒服多了，批斗要挂牌子，头颈实在吃不消，可是干活，身体是自由的，读书，思想是自由的。

这话让我心里震动。为了一部小说写评论文章被批斗过三百多场的人，依然对自由充满真诚的渴望。

屋外有点冷，偌大的病房却暖融融。十几张病床，灯光很亮，病房门一开一关，病人、护工、探视者进进出出，我们断断续续谈着话。

走廊里传来饭车的声音，饭菜香味飘了进来，开饭了！

我拿出红包和礼物送给他，他摇摇手，我不要钱，钱对我有啥用？我的钱侄子帮我管着，又说：我坐牢7年，平反后政府赔我3千多元，按当时物价，3千元算很多了！

他平静地叙说，我听得很不平静，七年监禁啊，才3千元赔偿，他竟然很知足。他心里的创伤呢，失去的年华呢，如何弥补？谁来补偿？我悄悄把红包放进他的口袋。

我们让他先吃饭，他硬是不肯。于是只好与他告别，我们紧紧握手，我说，电话留给你了，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们，我们想法帮你。他摇摇头说：等死的人，有啥困难？

一时语塞，我说：你读了那么多书，吃了那么多苦，你是反抗四人帮的英雄，你活着就有意义，我们都要向你学习的呢！他淡淡一笑，随后又轻轻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你讲啥？

他说：……我喜欢安乐死。

我赶紧说：桑先生，生与死，不是我们自己能左右的呀！他说，我没什么用了，不想麻烦人。

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面对一个没有婚姻没有子女没有伴侣的孤独老人，这是我一生最失败的对话，我只是，只是紧紧搂住他的肩膀，说着最无力的话：“要活着，好好活！”

回来后，我一直想再去看看桑伟川，他是十年动乱文字狱的受害者，我想把他的事一一记录下来。我有许多问题想问他，但是他不爱说话，如果和他渐渐熟悉，或许他能对我敞开心扉。可是，想起他说的那几句话：“我是死在书里了！”“等死的人有什么困难？”“安乐死”这些与死有关的话，让我很怕再见到他。

隔了一年，2019年春节，我决定再去看桑伟川。我拨通了桑伟川的手机，语音提示：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我的心咯噔一下，随即，打电话给瑞通养老院，电话转接多次，他们终于帮我查了档案，告知我：

桑伟川先生已经于2019年1月24日去世。享年84岁。

无限的悲哀略过心头，脑海浮现桑伟川清秀白皙的脸庞。中国，一个当代文字狱受害者去世了！我的心沉下去，我非常后悔，没能送他最后一程。

桑伟川去了远方，与他母亲相聚。阿根廷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写过这样的诗句：我在心里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桑伟川先生去的地方，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他可以自由阅读、自由思想、自由评论，那里永远不会有文字狱！

五、拒绝遗忘

那位侠义心肠给我打电话介绍桑伟川的王师傅，此后与我通过数次电话。他把桑伟川事件中煤气公司哲学小组被整成反革命集团的事件记录下来，好几千字，请我拿到《文汇报》发表。我说这事有点困难，我不是报社编辑，我们投稿的文章要通过编辑层层审查才能发表。他坚持让我提交。我给他报社地址和编辑电话，请他直接寄给《文汇报》试试。他说不来事的，人家不认识我，只有经过你介绍才可以发表。我说王师傅，我真的没有这个权力。他说你是周而复的家人，你是作家，你应该让我把这个悲剧发表出来，否则对不起那些被整被抄家的哲学小组成员，他们中有几个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说文革被整的人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也不少，这些历史很多已被记录下来了，你放心，我们不会忘记！

王师傅不甘心，过几天，又来电话。正说着，电话里跳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旁边骂他：侬还要作死啊？侬不要活了？我吓了一跳，随即识相地挂断电话。

又有一次，王师傅来电话，他在电话里继续要求我把稿子寄给《文汇报》发表。我其实可以收下他的稿子，但明知不可为的事，我答应他就是哄骗。我说王师傅，你们煤气公司发生的悲剧，还有十年浩劫发生的大事，许多已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我们老了，要保重身体，好不好？你要争取长寿！他说：我不把这些事情告知天下，长寿有什么用？

电话里再次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着话筒说：对不起啊，伊是脑梗病人，侬不要跟伊多缠！我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币断了电话。

此后，王师傅又来过两次电话，他说妻子收掉了他的手机，不让他乱打电话。等她出门去，他找回自己手机，想和我说说话。我很同情王师傅，理解他的心情，他告诉我，他们的单位从前有多好，都被造反派搞坏了，他致死不能原谅这些人。他说他的记录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桑伟川事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人。听得出他非常执着。他是病人，我只能安慰他，反复说，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大多被记录，文革史也有出版，你放心王师傅，历史不会忘记，你安心养病就是。

此后几年，疫情来了，口罩来了，静默封城，王师傅再没来过电话。他比我大好几岁，文革他们挺了过来，这一次他是否挺得过新冠疫情。我不敢拨打他的手机，那手机握在他妻子手里。她妻子是好心的，希望丈夫不要纠缠历史不放，好好活下去。可是王师傅不甘心。

我想告诉王师傅，其实对《上海的早晨》的不同看法和争论，一直都存在，这种争论，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问题在于，对一部小说是香花还是毒草的评论，不应该被批斗，不应该被判刑坐牢。

不能再有文字狱！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王师傅健康长寿，也希望王师傅放心，历史拒绝遗忘，我们要有信心。

写于2024年11月23日

修改于2026年4月14日

作者：王周生，1947年出生，作家、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著有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性别：女》、《生死遗忘》；专著 《丁玲——飞蛾扑火》、《关于性别的追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