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草在旅游途中所摄

01 妈妈嗓子哑了，我的嗓子打开了

人们都说要把精力放在主要矛盾上。我们一家人的精力就放在了我的听力障碍上。

出生没多久，妈妈爸爸就发现我对声音没有反应，妈妈的直觉很敏锐，迅速吩咐爸爸一起带着我去医院检查。

检测报告很快就出来了，医生宣判：这就是耳聋，而且是双侧极重度耳聋。

在90年代，这意味着，残疾证里会写上最严重的“一级残疾”，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讲话。

妈妈爸爸不死心，带我去其他医院检查，在奔波中，他们艰辛地得到了一线生机：孩子尚有希望，可以佩戴助听器。

为了跟宝贵的语言习得期争分夺秒，妈妈决定，让我尽早、尽快戴上助听器，即便这对小耳朵还没完全发育好，庞大、笨重的耳背式机器，也足以把耳背皮肤压得发红。

我的耳朵成了一个整天扛着重物的工人，完全闷在沉沉的水泥袋里，直不起腰来。

佩戴助听器后，主要矛盾还是没有消失。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学说话哪有那么简单？

我戴着助听器上了幼儿园，就像堂吉诃德拿着长枪去挑战世界，一再碰壁。



对我来说，世界常常如同深山小院般寂静

我什么也听不清楚，老师在跟大家说什么？老师手指下的钢琴键又在说什么？小朋友们为什么不跟我玩？我站在陌生的幼儿园里，一脸茫然，与世界脱节。

妈妈发现后，果断让我从幼儿园退学，她知道，把我丢在那里，纯属浪费时间。

她辞去工作，开始亲自教我说话。

在妈妈的努力下，我成功地发出了声音，喊妈妈、喊爸爸。妈妈嗓子哑了，我的嗓子打开了。

尽管比同龄人开口晚得多，幸运的是，我可以带着含糊不清的口音就读普通小学。

独自生活在健听人的世界里，我无时无刻都要跟听力障碍作斗争，在别人看不见的战场里竭尽全力。

这份最核心的矛盾，始终如影随形。在它的笼罩之下，其他所有矛盾都被悄悄遮蔽，难以被看见——譬如，我的性取向。

02 不安中的免死金牌

我的性取向跟我的听力障碍一样，都显露得很早。

小学六年级时，我在方格本上写满了班长的名字，每个笔画都写得方方正正，顶满了格子，有人问我，我就美名其曰这是在练字。

班长是个漂亮的女孩，她心胸开阔，乐于助人，总是为同学们着想，力所能及地帮大家忙。

我不知道这叫做喜欢，身边情书来来往往，都是男孩女孩之间的事，我困在这种无法命名的情愫里。

直到高中，我开始读到有关同性恋的资料，这才后知后觉。我为那些勇于出柜的人感到振奋。

可是，也有一些可怕的资料给“同性恋”三个字染上了恐怖色彩，比如报道说有些父母送孩子到精神病院接受电击，只因为相信性取向可以矫治的荒诞言论。

父母对我的残障一直很包容，因此我对他们有天然的信任感，我打心里觉得，既然残障不是错误，无需遮掩，那性取向也是如此。

尽管我也害怕精神病院的阴影，但我还是决定写封信出柜，我首先选择了爸爸，因为妈妈一向严格，但爸爸还有宽容的时候。

我写了一封信给爸爸，正式对他出柜，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答复。



独自走在不知通往何方的小路上

很快，爸爸就回了一封信给我，他安慰我：“没关系的，先专心高考。”

爸爸的字非常漂亮，也很有力，拿着这封信，就像拿着诏书，这是块免死金牌，至少我可以不用担心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站在这个安全线上，我放心地去找妈妈进行深入谈话。年少的我，想用科学知识说服妈妈，我会突然问妈妈：“妈，你知道同性恋吗？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同性恋吗？”

有一次，跟妈妈并肩骑自行车，我又开始给妈妈科普同性恋这个概念。

说得多了，妈妈也察觉出了我的意图，她气得脸红脖子粗，说：“有病！”然后狠狠地蹬着自行车远去。

我也蹬起我的自行车，冲到她身边，说：“这不是病，自然界也存在的！”

妈妈坚决否认，拒绝跟我继续谈下去，在自行车链条吃力的摩擦中，这场对话无疾而终。

03 我被彻底掀翻了

严重的听力损失与近视绝不可同日而语。

近视的人戴上眼镜，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近处的一切细节，但即便佩戴了助听器，我依然是个身为一级残疾的听障者，并不会因此变成健听人。

日常生活中我有很多声音都听不见，公司茶水间的话题、擦身而过的问候、餐桌边的闲谈，对周遭动态的、瞬息变化的声音世界，我几乎是一概不知。

我只能跟人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站在人堆里，就成了透明的异乡人。在声音的加持之下，人们的神情变得如此陌生，只靠双眼，我无法解读。

面对无时无刻的孤独和巨大的苦闷，我常常第一时间向父母倾诉，他们会想方设法安慰我、鼓励我。

他们从来不让我藏起自己的助听器，总是让我大大方方地出去社交。

妈妈教我：“你要大声地告诉同学们，‘这是助听器，是帮助我听见声音的，你们不可以随便碰哦！你们跟我讲话时请说慢一点哦！’”

于是我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告诉周围人，挺起胸膛，用科普的姿态进行“宣讲”，这为我赢得了独立安全的空间，在校园时代，很少有人怀揣恶意来犯。



这是我的耳背式助听器，很多人看见都会好奇地来问

与残疾不同，性取向话题成了我们家微妙的禁区。

在家里，父母不愿意跟我谈这个话题；同时也会严肃地告诫我，千万不能往外讲，这是为你着想，后果会很严重。

他们也极力劝我，你喜欢女孩子是因为跟男生接触少了。

终于有一次，他们搬出了一个无比坚固的理由：男性的声音大多是属于低频，而你的听力低频损失严重，因此听不清男性讲话，从小苞男性的接触也格外少。所谓的“喜欢女生”，是听力障碍导致的先天局限，根本不是你的自然本性。

像卡夫卡笔下的脆弱甲虫，我一下子被这番话掀翻了，四脚朝天，怎么也翻不过来，我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这段话隐含这样一种逻辑：因为你无法听清楚，所以你的生命经验存在空白，你的认知也有所欠缺，你的判断站不住脚。

父母原本接纳了我的残障，现在却通过我的残障，对我进行了极深的否定。

我感到十分压抑。我想选择自己的人生，想要自己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可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这么简单的判断我都可能作错。

也许，爸妈说的没错，我是一个经验有所欠缺的残疾人，我真的能独立作出选择吗？

我对自己的性取向产生了怀疑，连带着，我更加不敢相信自己。

04 躲在柜子里，潮湿发霉

在微妙的窒息感中，我逃得远远的，独自到外地工作，跟父母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更多不便，常常需要对方重复几遍关键词，甚至整个句子；高度依赖读唇语，需要对方摘下口罩，当着我的面放慢语速讲话；平时无法接听工作电话。

这些不便无法隐藏，即便跟陌生人接触，三两句话后，对方经常会问我：“你是外国人吗？”“你的口音很不一样。”

幸运的是，经过埋头努力，我还是在岗位上做出了一些业绩，通过跳槽，也涨了不少薪水。

可是我的生活并未因此变得更快乐，我越来越迷茫。

我把性取向塞进了柜子，连带着一部分的我也失去了发声的力量。我不知道生活的意义何在，不敢相信自己有爱的能力。

我的一部分躲在幽暗的柜子里，剩下的部分也跟着潮湿、发霉。



那些年我的心情总是阴阴的

我没有学会为自己的需求站出来，遇到听力上的不便，只知道自己咬牙忍着。每次交谈，我都很紧张，全神贯注地倾身聆听，生怕给同事带来麻烦。

这些压力我不知道如何向父母诉说。

闷在柜子里的我，也没有机会去探索自己。我不知道如何掌握与人交往的分寸，不知道如何大方地欣赏女性朋友，不敢跟有兴趣的女孩接触。

我跟自己的残障抗争，奋力挣扎，逆水行舟；也假装自己是个直女，把自己打扮成最没有性张力的样子，我怕不小心露出自己的欲望，怕自己的欲望写着大大的“女同性恋”四个字。

我极力让自己变得不起眼。

有一次，关系比较要好的同事忽然问我是不是拉拉。我僵住了，心想，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那一瞬间，我的头顶上仿佛开了扇窗户，但我不敢伸出去透气，我怕这扇窗背后是虚假的风景，我怕打开窗户，碰到冷冷的墙壁。

这种拧巴的状况渐渐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状态，将我的生活逼到死角，迫使我的观念发生转变。临近30岁，回到家乡再度面对父母，我终于意识到：必须要全然接纳自己。

05 出柜永不停止

面对父母，一有机会，我就会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憋闷，告诉他们我对女孩子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爸爸并不怎么操心，他觉得只要我把经济水平提上去，什么都不是问题。

妈妈就担忧许多，她经常跑过来对我说，她不阻止我跟女孩子谈恋爱。

我知道这样的话往往还有下半句——不阻止A，并不意味着关闭了B——果然，妈妈跟着就问我是否需要考虑相亲。

经过这些年，我成长了，父母也在成长，我们早已不再针锋相对。

妈妈的语气很委婉，我的心态也很平静，很多时候，我只淡淡地说一句：“妈，我喜欢女孩子。”

平静得像在播报一则天气预报，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妈妈，这里是赤道地带，气温恒定32度，根本不会下雪的。

有时候，我也会直接打比方，尽可能形象地让妈妈理解：“妈，你这样做无异于把一条鱼丢出水面，强迫它在陆地上呼吸。”

我嘴上温柔，立场坚定。



我开始在生活中使用彩虹元素，默默彰显身份

正视自己的性取向后，我也开始在拉拉软件上跟附近的女孩聊天，很幸运，date了一个蛮不错的女孩子，她叫小君，性格活泼开朗。她是在我正视自己之后，谈的第一个女朋友。

我们还在暧昧阶段时，我邀请她参加一场同性恋亲友活动，我也请妈妈一起参加，顺便看看我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子。

妈妈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我开着车，载着妈妈一起去接小君。初次见面，妈妈对她很热情，在车上跟她一直聊天，除了对晚辈的关心之外，妈妈也小心地询问了她：你也喜欢女孩吗？你父母是否知道？

小君回答得坦率诚恳，她很笃定自己的性取向，但也不会告知父母，自己已经独立在外工作，父母没有必要知道。

面对小君的回答，妈妈没有激烈地反驳，也没有居高临下地说教，只是安静地倾听。

其实，妈妈能问出口，也让我惊讶，毕竟之前她觉得“同性恋”三个字很烫嘴，提都不会跟我提。

活动上，妈妈看见了同性恋家长、关心养老问题的同性恋者，还有探讨同性恋议题的大学教授。

我听得很专注，忽然，小君悄悄提醒我，妈妈在擦眼泪。

妈妈在我面前一向很强势，当她露出脆弱的模样时，我就会紧张而拘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我尴尬地坐直了身体，也不敢去抚摸妈妈的后背，怕一摸，她会哭得更厉害。

活动期间，我找了个机会轻声问妈妈，怎么了，是不是哭了？

没想到，妈妈很嘴硬，说只是干眼症而已。

活动结束后，妈妈也没有对我说她的感受，像个拧紧的瓶子，坚决不开口，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心情，我选择退一步，给她时间慢慢消化。

我在家里逐渐提高自己的表达频率，一开始面对爸妈，我也觉得“同性恋”这个词烫嘴，说之前总是会犹豫0.5秒。说多了，就不犹豫了。

隔了将近一年，我又邀请妈妈和小君一起吃饭，就在小君公司附近，我们三围在大锅旁边，吃得热气腾腾。

我还参加拉拉举办的登山活动，当晚回家后，我把合照给妈妈看，兴奋地分享爬山见闻，妈妈突然问了一句：“她们都喜欢女孩子吗？”

我点头：“是啊。”

妈妈说：“哎哟，怎么都看不出来呢，看起来就跟身边人一样，没区别。”

面对这天真的发问，我笑了：“是呀，同性恋跟普通人没有区别，她们就是很普通的女孩子。”

就这样，日子慢慢地过去，父母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再后来，我跟第二个女朋友绿在一起了。恋爱期间，我会把我们的小日常分享给爸妈，爸妈也都专心地听着，还会接过我的话题。



我捧着绿送的花，拍了照发给妈妈看

有时候，他们下意识把绿视作我的好朋友，妈妈甚至会说出一些略显冒犯的话：“什么时候你们各自找个男朋友就好了。”

也有的时候，妈妈会主动向我传授她和爸爸之间的恋爱经验，教我如何在亲密关系里，与绿好好沟通。

我明白，我也要尊重妈妈的成长节奏，不能强求她一下子脱离旧有观念的束缚。

妈妈的摇摆和矛盾，恰恰是她在努力靠近我、试着理解我的证明。

周末，我常常会邀请绿到家里来。爸爸下厨做饭，给她吃热乎乎的煮玉米；妈妈则跟她坐在沙发上聊天；她们说话说得快了，我听不清楚，就插一句嘴，妈妈和绿都会放慢语速再给我说一遍。

我养的小狈也围着绿团团转，时不时扑到她身上，热情地舔她的脸。

绿穿着我的整套睡衣，毛绒绒的，阳光晒到她的身上，暖暖的，她的红头发也闪着光。

我嘴角上扬，把她和小狈一起拥入怀中。

可我心里也清楚，这不是Happy Ending，生活如流水奔涌向前，故事不断发展，我们一遍又一遍，出柜永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