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我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粉碎 “四人帮” 后，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变革的重大机遇，要改弦易辙，即改变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根弦，变更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 这个辙，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百》。

两报一刊是权威报刊，所以，我立即认真阅读。我发现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对仗工整，显然是经过琢磨的。

我认为，这两句话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就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后来简称为 “两个凡是”。

我仔细琢磨这两句话的含义，按照 “两个凡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文革” 是不能怀疑、不能否定的，必须永远肯定、维护。

由 “两个凡是”，我才理解粉碎 “四人帮” 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同志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和为 “四五” 运动平反，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置之不理的原因。

由此我认为，“两个凡是” 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障碍，是重新认识、评价 “文化大革命” 的主要障碍，更是改弦易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主要障碍。我在寻找的阻挠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阻挠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批判、否定 “两个凡是”，恢复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就是总开关。想清这一点，我很兴奋。

我要批判 “两个凡是”。

可是，“两个凡是” 是打着拥护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批判 “两个凡是” 就会被人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两项弥天大罪，立即家破人亡。我已经在 “文革” 初期当了一次 “反革命”，吃尽了苦头，因此，心里很矛盾。

反复思考了几天，终于下决心批判 “两个凡是”。但是，为了防止遭受打击，我决定单独撰写批判 “两个凡是” 的文章，不跟同志们商量，免得遭受批斗时株连同志们。

如何批判 “两个凡是”，颇费心思。“两个凡是” 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是唯心史观，这是明白的。但是，总不能写一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著作去批判它吧。必须写一篇文章，全面地、集中地揭露 “两个凡是” 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们把由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认识经过大脑的思索加工以后，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否正确还是不知道的，所以人们必须运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检验理性认识是否正确；理性认识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证明这个理性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是真理；如果这个理性认识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不符合实际、是错误的，就不是真理，就必须在反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补充感性认识，反复用脑加工、反复在社会实践中检验，以达到正确的认识，成为真理。

“两个凡是” 认定毛主席的决策、指示以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是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的，而且客观事物变化了、社会实践发展了，仍然是正确的、不能改变的。

这就是 “两个凡是” 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是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 的翻版。

找到了 “两个凡是” 否定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个根本错误后，我就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作为题目，把 “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作为基本论点，与 “两个凡是” 针锋相对，揭发批判 “两个凡是” 的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本质。

我是一边讲课，一边完成教学行政工作，一边搞科研，所以很忙，拖得时间也长。到 1977 年 7 月初，才把文章的主题、结构确定下来。这时有人问我：“你给《光明日报》写的文章，准备用什么名义发表？” 我说：“个人名义。” 对方说：“个人名义影响有限，不如用《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

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同志很高兴。他随后还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新华社当天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至此，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了，是要向 “两个凡是” 发起全面进攻了。

后来我知道，《学好文件抓住百》这篇社论，并不是两报一刊编辑部的同志写的，而是中央机关的同志根据领导人讲话的精神写好后，交给两报一刊以社论的名义发表。

狙桃所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同志是坚决抵制 “两个凡是” 的。

我在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时，曾到《人民日报》理论部看望南大政治系的毕业生崔文玉、谷嘉旺，顺便听听他们的意见，在那里见到了理论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我给他们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他们都说好，何匡同志还说：“《光明日报》不发表，我们发表。” 我说：“《光明日报》要发表。” 何、汪两同志是观点鲜明、态度坦诚的人。

在此期间，我还去协和医院看望了周林同志，去积水潭医院看望了郭影秋同志，他们二位都曾担任南京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一是慰问，二是听取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意见，他们也都说好。我的底气更足了。

五一节后，一天早晨，我和张丽华在厨房里烧早饭，听到中央电台广播《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又认真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结论，是《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基本论点没有变，对文章的内容作了发挥，更贴近实际。总之，中央党校同志和《光明日报》同志的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5 月 11 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文章发表后不久，《光明日报》总编室给我寄来 10 份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和 70 元稿费。后来，我看到了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动态》第 60 期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后面注明：“《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 后一个版本就没有作者胡福明了。这两个版本都存在着，分布于全国各地。

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和安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出版。当时，他直接领导《理论动态》，他尊重杨西光的要求，尊重事实。因为杨西光明确要求，《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必须注明 “《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很快，胡耀邦同志就专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理论动态》第 60 期也就改版了。但是，历史事实不是用再版《理论动态》可以改变的。

文章刚发表几天，北京就传来消息，中央有人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是荒谬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的”。“砍旗的” 是指砍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出我之所料，只是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文章发表后，匡校长曾对我说：“《光明日报》上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好。” 政治系的老师都表示赞成文章的观点，并无反对意见。江苏省委、南京大学党委并没有对我施加压力，我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