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雪峰的离去，像是一记毫无预兆的警示。我们习惯了在“规划”与“效率”的惯性中加速，直到这一刻才惊觉：生命，或许不该只是一串被精准计算的时长。今天，云也退的这篇文字想陪你停下来，聊聊那个被忽略已久的话题：在越转越快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像一棵树一样，找回自然生长的从容。

自从世界上有了一种名叫“进度条”的东西，我们人类感受自己生命的方式，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一生，仍然保持着“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原始分段法，但每一段都有了可视的长度，加起来有了总长——看上去跟一根烟相仿。自从进度条的“拖动”功能被开发出来，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似乎陷入一个悖论，一方面不断在提高个人的预期寿命，另一方面为这寿命肉眼可见的耗损而焦虑。

对进度条而言，长度是它唯一的性质。每过一个季度，甚至一个月，哪怕一天，就会有人把这一年还剩多少，用进度条的方式呈现给你看，告诉你一年就这么长，两年、五年、十年，半辈子，一生，也就这么长，如果你还无动于衷，那就再给你轻松地折算成小时。生命既然体现为进度条，那就意味着，一秒钟就可以把它拖到底，当一生过完，其中每阶段的内容将在三秒钟内总结完毕，生成一份纲要让其他人看。过去，当听到“一个人的好日子就这么长”的时候，你获得的启示是：要爱惜好日子，要只争朝夕。现在，你听到同样的话，眼前则会显现出一根烟在燃烧的画面。进度条在无情地、一秒一秒地推进，即将烧到手指头。

进度条不是一种文字比喻，而是用图像，对人生时长做突出和具象化。人生有很多很多维度，可是进度条只突出“时长”这一点，忽略其他，就仿佛你查看自己的“粉丝画像”，看到的不是一张张有血有肉的脸，而是几个彩色饼图。

自然的生长还是机械的吞噬？



进度条每一秒都在起变化。而在有进度条之前，一生包含无数的不可见的角落。人们最常用的比喻之一，是把一生比作一棵树：像是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讲出了一个人的成长的漫长而神秘，好比一棵树，它的成长不能一分一秒地看见，而当我们猛然注意到一棵熟悉的树长大的时候，心中还会生出喜悦来。

爱尔兰诗人W.B.叶芝有一首著名的诗作，叫做《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活跃在上世纪初，那时，人的预期寿命只有现在的一半，各种疑难杂症，如今早已被研究透了和攻克下来，当时的人却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对付，像是1919—1921年，一个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就能横扫世界，夺走数千万人的生命。叶芝写到：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垦坍而进入智慧。

他用“垦坍”来描述晚年，用“进入智慧”来宣说他对时间流淌的从容心。虽然那时的人寿命普遍短，但是这几句诗就像《当你老了》一样，使人明白，你若是对自己坦诚，对生命保持体悟，那么时间就站在自己的这一边。在叶芝心里，或是在受过叶芝诗歌的感召的人的心里，像树一样度过人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哪一根枝上会抽出芽，也不知道哪一片叶子会掉下来——也许自己就是那片枯叶。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里有个装置，是一个从空中降下的耙子，做着画圆锥面的运动，耙着底下的沙子，沙子被堆起后又自然地推平，整个匀速的节奏让人心静，正如我们有时在沙滩上、面对孩子和沙堡也能获得的感受那样。

心静来源于通过循环感受到意义。每一粒沙子都会抬升起之后滚落下，在共同的趋势中各有各的路径。任何一种偶然都得到了肯定。沙子知道它们会落下来，就像海浪知道它们会拍碎于岸边，但沙和海浪都有或淅淅沥沥、或翻腾跌打的途中——有意义的途中。与这个装置恰成呼应的，是2008年，在剑桥大学泰勒图书馆揭幕的一个雕塑，它叫“吞噬时间者”，也叫“蚱蜢钟”，它的设计和出资者是校友约翰·泰勒。那年9月19日，剑桥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为这个钟揭了幕。当时霍金还健在。



这是个怎样的钟呢？它用一块24K镀金不锈钢圆盘做钟面，一米五的直径。虽然也是圆形，还有钟摆，但上面没有传统钟的指针和数字，而是用LED蓝灯从钟面上的均匀缝隙里射出光来，这些缝隙均匀排列在三个同心圆上，分别显示时、分、秒，每一秒都有灯在跳动，配上一种机械的吱嘎响，让你感到时间纯然地流去和丢失。

准点报时声来自钟背后的一根链条。更为惊悚的是，是这个金灿灿的钟的上方蹲着一个黑色的金属蚱蜢。蝗虫蚱蜢之类，本就是令代代世人恐惧的动物，它们有着蹲伏的体态，没有表情，像死神一样，机械地、不讲理地吞噬庄稼作物后扬长而去。而这个蹲伏的黑铁蚱蜢吞噬的是秒，它的嘴会动，有时还会眨眨眼，仿佛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常常说的“阴森”、“诡异”很合适用于这个钟的观感，如马克·费舍所说，“让人从存在中看到不存在”的阴森。《时代》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发明，说它具有“催眠般的美感，却又令人深感不安”。它的摆锤似乎会卡住或停顿，灯亮有时滞后，有时突然提前，可是这种走不准并不通往神秘，因为它是设计出来的，它刻意制造不规则，表达出那句网语“明天和无常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之类的意思。约翰·泰勒，或许以《时间简史》闻名的斯蒂芬·霍金，都很乐于告诉人们，时间的本质是被吞噬，是这一分钟还没过去，下一分钟已被垂涎。

和叶芝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相反，2008年问世的蚱蜢钟告诉人们：时间并不站在人的一边。

对比这两个装置，可以看到一方有多么浪漫，另一方就有多冷酷；沙子和海浪是粗糙神秘的，而LED灯、齿轮与链条，是精细而直白的。虽然是机械，但“蚱蜢钟”却没有钟表的滴答声，你在它面前，不会感到《传道书》里的名句“哭泣有时，欢笑有时；哀伤有时，雀跃有时”带来的慰藉，你也远离了威尔士大诗人迪伦·托马斯在那首杰作里发出的咏叹：“而我喑哑，无法告知季候的风，时间怎样在繁星周围滴答出一个天堂。”

——我是用键盘敲打出这诗句的。伴随着一个个字出现的，是不规则的敲击节奏，或是手指头轻碰屏幕的细小的嗒嗒。此时我用来进行文字表达的媒介，并不在提升我的创造感，却在敦促我计算，计算字数和我使用的秒数；文章在成型，意味着进度条在抵达终点。

数字时代的生命漠然症



为什么会由进度条来代表人生的时间呢？

这是源于我们在自身加载了新的媒介机器。这个机器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是设备，也是机制，它最乐于、也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量化，让你养成通过数字来做选择，来言谈和感知的习惯。当你在屏幕上看到“看完本篇需要6分钟”的字样时，或者，当你在旅游景区看到“距离出口还有2km，走完约需20分钟”的时候，你就正在被内置这个机制，也可以说，被内置人生进度条。这种充满数字的表述，似乎是用精确的方式来增加你对未来的可控感，让你能规划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同时，它也把一种理念塞进了你的意识：时间是王道，最高效地利用好时长是唯一“王道”。

在时长为王的背后是量化主义。人都是花费生命来定义自己的生命的。比如，一个人做一项职业做了5年，他的生命就多了与这职业有关的意义。可是进度条式的生命观，却会突出“5年”这个数字，还有赚了多少钱，行车多少里，估值多少美金，都是数字。当数字主宰了思维，我就会把对生命的定义权，以及更重要的——定义的热情——也交出去，我就总会想：我一辈子就那么几年，算我活70岁，那么一共60万个小时，其中还有20万小时要用来睡觉……

当时间主要靠“时长”这一项维度来衡量，它就首要地体现为数字。我在第一次听到“碎片时间”这个词时就很怀疑：时间居然可以这样来形容？“碎片”无非是指一段很短的时间，可是短不代表碎，不代表可有可无，你视一段时间为碎片，你就默认了它是可丢弃的。所以，“碎片时间”一词充满了对个人生命的藐视；“看完本篇需要6分钟”，这种表达则充满了对读一篇文字的行为的轻蔑（不管它是6分钟、2分钟还是120分钟），并暗示你：你想清楚，是否值得把生命进度条里的一小段耗费在读这个东西上面。

它相当于直接在你背后放了一只吞噬分秒的蚱蜢：我甚至认为这就是渗透最深的pua行为，让你失去对做一件事的意义的感受，而在该做/不该做这件事之间，充满内疚地迟疑不决。

最希望让人人的时间都碎片化的，当然是能把“设备使用时间”变现的人。人们越离不开设备，人就越难注意设备之外的其他东西。可是，你若是抱上了“我无非是每天有些碎片时间需要打发”的想法，那么，你很快也将保不住多少“完整时间”，甚至连睡眠都要被蚕食。因为完整就是“碎片”组成的。当你开始做那些据说适合“碎片时间”的事——比如刷手机——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整块时间必然也进入碎片化、琐屑化的快速下行通道，事实上被掰成碎块来使用——来打发。

当我听别人谈起一位知名人士的去世，谈起他的“时间规划”，谈起他每天需要多少个小时的直播，多少个小时的运动，多少个小时的休息……然后得出一个有关爱护健康的漂亮结论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人们也都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生命的。时长当然很重要，可是时长不是唯一值得说的事情，或者说，用时长（当然还有其他数字）来谈论别人做的事情，总有一种轻浮靶。长短带不来任何的意义。比如我，我就多么乐意忘了时长这回事，假如我和我的朋友，通过屏幕聊天，朝着一个彼此内心都深感有意思的方向聊，这时，我的头脑根本不会指使眼睛去留意直播连线屏幕上的数字跳动。

而如果不能通往这样的对话和聊天，那我为什么又要开启这样一场屏幕对话呢？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时间，精确到秒的时间，是可以用来变现甚至是必须变现的，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去注意时长。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有许多东西可以比较，但一件事耗费的时长，和另一件事耗费的时长之间，只能相互比较长短，然后，是收益和损失，据此产生了兴奋和落寞。当我看到人们不无同情地说一个人“他这么拼，还不是因为要挣钱养活……”的时候，我想到雅克·拉康干净利落的论断：所有的行为驱力都是“死亡驱力”。

拉康的意思不是说那些很拼的人都是在找死。拉康是说，人都会把自己放在一根进度条上，这根进度条有明确的头与尾。人一方面从而会有紧迫感，另一方面，人也永远无法达到对自己的期许。但是哲学家拉康是上世纪的人，在1981年去世时，他不知道再过四十年：每个人每天要无数次地看到钟点，看到以数字的形式跳动的时分秒。

这事非常阴森：内置的生命进度条，已改变了我们谈论死亡的方式，当然，更早已改变了谈论人生意义的方式。任何时候，看一眼屏幕上的当前时间，我们看到的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钟点。我们看到的是“生命在一秒一秒地流逝……”由此而来的，是我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加快手上动作，也许还加快心跳，但是，我的不安，正如我在剑桥的蚱蜢钟前感到的不安那样，散发出对我自己的讽刺：

你看，相对于我个人的粗糙狼狈，我的种种先天不足，这数字那么光亮，那么精密，充满了设计感，就连走得时而快时而慢都是被人故意设计出来的；它甚至给了我一个调节屏幕颜色的“护眼模式”选项，让我在盯着它猛看的时候善待眼睛。

实际上，正因为谈不了别人的死，我们才宁愿相信他在赛博空间的永生。只要一个人仍有一个账号，仍能够对话，他就可以视为还活着，这账号背后是谁在使用并不重要。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你只要不把脸挪开屏幕，谁的生死，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些谈论健康饮食、谈论压力、谈论如何摆脱出优绩主义困局的议论，都不会提及这一点：它并不真正在乎一个人的生死。

因为，在进度条的时间观下，每个人都会被鼓励去首先不关心自身的生命（却被鼓励去过于在意自己在他人眼里的形象），不去体会生命本身，而是讲究时长，讲究做出于经济考虑的高效规划。当每个人都头顶一根生命进度条出门（就像身背一个情绪符号那样）的时候，谈论他人，关心他人的生死，也会变得十分地难看，十分造作，十分言不由衷。

有个来自古希腊语的词汇akedia，它的意思是“缺少关爱”，基督教将它援引进来，表示“对自身生命漠不关心”。或许，我们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akedia的人，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周围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样子：

他们无精打采，他们坐卧不安，有种懒散和倦怠。他们极其渴望分心，需要持续不断地有新的刺激，刺激眼睛，刺激味蕾，他们身上存有许多嫉妒、许多欲望随时等待触发。他们的注意的能力不是消失，而是被分解，被忽视和不自知；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把生命当作最重要的事而好好活着的能力，被分解为许许多多有待搔到的痒。在这样的人群中，谈论意义会变得荒谬可笑，所有人都会感觉其他人让自己失望。在这样的人群中，我可以说，精神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