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揭美中电视销售差距缘由 专家解析

在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办人暨董事长李东生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中国电视销量低迷的重要原因是“电视节目不吸引人了”。这看似普通家电销售不振的话题，却引发多位学者从文化产业、消费结构与制度因素等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李东生透露一组电视机销量数据引发关注：2024年美国电视机销量达4990万部，同比增长6%，中国市场则为3289.5万部，同比下降9%。若按人口计算，美国平均每千人电视机销量约143部，而中国仅约23部，差距显着。

他还提到，美国影视产业产值4.5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只有 1.5万亿元；在中国“很多人一年没打开几次电视，这不是硬体产品的问题，是你的服务产品确实没有吸引力。”

电视节目吸引力下降：文化产业活力被压缩

对于李东生提出“节目不吸引人”的说法，中国问题评论家王赫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说法很有道理”。

他指出，中国影视文化产业“比十年前、比二十年前都倒退了”，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环境收紧，“中共的整个政局‘向左转’，各方面的管控非常的严格，很多的节目都被封杀掉了”。

王赫举例，近年脱口秀演员屡遭处罚、相声节目被叫停，过去火爆的选秀节目几乎全部消失。就连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联欢晚会，也被观众普遍认为“一年不如一年”。

在他看来，当局在文化领域“草木皆兵”，任何稍具社会表达空间的节目都可能被封杀，导致整个娱乐产业“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力”，观众自然逐渐远离电视。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也向大纪元指出，中国电视市场问题不仅是硬体销售，而是整体娱乐生态的差距。

他认为，美国电视消费之所以旺盛，是因为背后有完整的娱乐产业链，包括好莱坞电影、体育赛事、流媒体平台和广告产业等多重内容供应。

相较之下，中国近年娱乐内容趋于单一，加上审查制度趋严，“很多观众确实转向手机短视频或游戏”，电视作为家庭娱乐中心的地位逐渐被削弱。

美中消费差距与中国服务业短板

除了内容因素，中美电视销量差距也反映出两国居民收入与生活环境的不同。资料显示，美国人均GDP约9万美元，而中国约为1.3万美元，美国家庭的消费能力远高于中国。

黄大卫指出，电视机在美国属于典型的“更新型消费品”，家庭每三到四年更换新机并不罕见；但在中国，电视机仍被视为耐用品，更新频率较低。

而在王赫看来，中美消费差距的更深层原因其实并非商品消费，而是服务消费。

“中美之间的差距不在商品，是在服务。”他指出，美国消费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而中国服务消费占比比美国低几十个百分点。电视文化产业正是典型的服务业，但这些领域往往也是中共管控最严格的产业。

王赫指出，电信、银行等高利润服务业长期由国企垄断，外资与民企难以进入；社交平台和媒体等涉及意识形态的产业更是严格限制，Google和多家美国社交媒体均无法在中国发展。

结果是，中国在货物贸易上每年顺差高达1.2万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却长期处于逆差，显示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

中国财富分配极不均衡 内需难振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电视销量差距也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困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3.7%，而GDP增长达5%，社会零售增速首次低于经济增速。

王赫指出，中国表面上家庭存款规模庞大，但财富分配极不均衡。“中国GDP约140万亿人民币，但家庭银行存款超过160万亿”，然而这些存款大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对大部分民众而言，实际收入仍然偏低。例如中国约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左右，另有1.8亿农村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只有200元多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王赫指出，“有钱的人消费不了多少东西，而想消费的大多数人没有钱。”

据巴黎经济学院（PSE）发布的《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中国顶端1%的极富阶层拥有全国的31.4%总财富，前10%富裕阶层持有67.9%，而底层50%人口（约7亿人）仅持有约6%财富。

他补充，疫情冲击、动态清零政策以及经济放缓，使中国中产阶级近年迅速萎缩，消费市场随之降温，甚至出现“消费降级”现象。

美国经济学者李恒青也向记者指出，中国虽被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财富高度集中，“权贵阶层富可敌国，而普通百姓仍被房贷、教育、医疗与养老压得喘不过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手中有些积蓄，人们也因对未来缺乏信心而不敢消费。

中共为何不“派钱”？

面对消费低迷，北京政府一直强调扩大内需，但并未采取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的方式刺激消费。投行高盛分析指出，北京政府不愿“派钱”主要原因，包括政治理念、财政压力以及对消费问题的不同判断等。

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当局认为消费疲弱不只是需求问题，而是“消费场景不足”，因此主张透过“供给侧改革”来增加服务业与消费场景。

然而，李恒青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核心问题。他指出，消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欲望与支付能力，而目前中国民众缺乏的是后者。

他批评，目前政府的补贴政策往往要求消费者先花钱才能享受补贴，“老百姓缺的正是那‘先要花出去的钱’”，对没有购买力的人几乎没有帮助。

中共中央2026年财政预算将拨付2,500 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去年金额为3,000亿元。分析普遍认为，政策效果十分有限，原因之一是多数民众没多余的可支配收入，消费需求疲弱。

王赫则从政治制度角度分析，他认为中共并不把民众视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而是强调控制与管理。

“中共跟老百姓是敌对的，它不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权力的基础，而是把老百姓当成奴隶。”

因此，在他看来，当局不愿大幅增加福利或直接发钱，其背后也涉及维持政治控制的考量。

电视市场折射中国经济转型难题

综合学者分析，电视销量差距不仅是消费电子市场的现象，更折射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占全球产量60%以上；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市场却未能与强大的制造能力相匹配。

黄大卫指出，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投资与出口驱动，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增长仍属“生产型模式”。如果国内消费无法吸收产能，企业就必须依赖出口市场，这将增加产能过剩与外部经济波动的风险。

王赫则认为，服务业发展不足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短板，而背后与政策管控密切相关。“服务业里面很多涉及资讯与意识形态，中共管得很严。”这使得文化娱乐等产业难以充分发展。

在李恒青看来，电视产业正是这种矛盾的典型例子——“买了电视却没有节目看”，消费自然难以被激发。这一看似简单的市场现象，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在文化产业、消费结构以及制度环境上的多重挑战。

他更直言，在当局眼中，一旦放宽文化审查，“就等于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因此政治安全往往被置于产业发展之上，“李东生这位人大代表没有认清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