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强化地方“一把手”约束高层收紧决策尺度-墙外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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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February 24, 2026

中共中央办公厅2月23日印发一份《通知》，明确将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对象，特别强调“一把手”。学习教育将于2026年春节假期后启动，7月底基本结束。文件在官方表述中被界定为一次集中学习安排，但多名受访学者认为，其真正指向并非理论层面的教育，而是对地方决策空间的进一步压缩。

这份《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提出，新一轮学习教育为期六个月。新华社发布的通稿称，此次学习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推进，围绕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展开，并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通稿未披露具体案例。

长期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者魏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这次所谓的政绩观教育，本质上是一场运动式的干部整顿。这不同于过去的清洗式反腐，而是暴露出中国官僚体系已陷入结构性瓶颈。”

魏鑫说：“中国官僚威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处在一种难以自我修复的状态。当前体系面临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官僚集团高度内卷化，干部之间的竞争极其激烈，但这种竞争缺乏制度化的程序约束，没有党内民主，也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争规则。”

通知明确面向“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将“一把手”置于突出位置，并采取不分批次、不划阶段、集中推进的方式。“重点查摆是否存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盲目招商引资、违规举债扩张、超越财力上项目等问题，严格规范重大项目决策程序。”这一表述被认为直接触及地方决策层。

两会前释放信号政绩观指向决策端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何先生表示，这份通知在全国“两会”前发布，释放出较强的政治信号。他说：“这不只是一次例行的理论学习，而是同时释放政治信号并承担现实纠偏功能。所谓‘政绩观’，通常涉及发展取向是否过度强调短期规模扩张，项目决策中是否存在形象工程、盲目上马、举债冲动，以及统计数据和考核机制中是否出现层层加码和失真等问题。”

何先生认为，此次集中教育将矛头指向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意味着相关问题被界定为源自决策层，而非基层执行偏差。“既然问题出在决策端，那么决策端究竟是谁，这就耐人寻味。”

近期，中国政府及地方层面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持续上升，部分地区前期盲目投资所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关于进出口、GDP等经济数据存在失真，并被高层认为“影响中央判断”的说法，也在舆论场中传播。

官僚竞争逻辑与晋升焦虑

学者魏鑫认为，当局在推动地方官员之间展开竞争的同时，并未触及一党专制的制度前提。他说：“这种竞争不是政党式竞争，也不是派系公开博弈，而是一种隐蔽的组织考核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清代的官员考评制度。”

魏鑫说，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绩观教育实际上是在向处于晋升轨道中的干部传递某种信号。“等于是告诉他们要放宽心态，不要过度逐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用一种精神教育方式去缓和高度焦虑的升迁竞争。”

这份《通知》也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一次针对当前县处级以上官员的系统性整顿。魏鑫说：“中国政治除了反腐，已经拿不出有效办法让官僚既思考问题，又真正干活，当前既缺乏有效激励，也缺乏约束过度激励的机制。反腐造成干部集体谨慎甚至躺平；但单一而激烈的党内竞争，又促使一些人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对上隐瞒，对下高压。”这种结构性张力，使中央与基层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舆论认为，中国的官僚集团已逐渐形成高度自利的群体结构，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阻隔在中央意志与社会之间。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高层可运用的治理工具被认为日益收窄。魏鑫说：“似乎只剩下政治教育。”

经济下行背景下的风险预判

过去十多年，中国开展了大规模反腐行动，处理官员超过四百万。魏鑫表示，这些行动并未触及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他说：“如今转向政绩观教育，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整顿方式，类似1980年代初的精神整肃运动，是通过意识形态再塑造来约束官僚群体。”

至于2026年的中国社会与经济走向，魏鑫预计，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持续调整、地方财政约束等多重因素叠加，正在抬升整体运行的不确定性。他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高层显然意识到一个风险节点正在临近。当经济下行趋势持续时，基层为了完成考核目标，可能采取激进或短期化手段。这是当局意识到的问题。”

他说：“历史经验表明，在高度行政动员体制下，当指标压力过大，而真实信息无法顺畅上达时，基层容易出现判断失真。”他提到，上世纪末期及更早时期的某些阶段，地方层层加码、对上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曾带来严重后果。此次政绩观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前干预官员行为，这既是对干部的约束，也是对风险的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