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管理，外卖骑手受压榨

在纽约，外卖骑手早已成为城市运转的一部分。他们穿梭于高楼与街角，替无数居民把热汤与热餐送到门口。然而，当我们谈论“外卖便利”时，却很少直视支撑这种便利的制度成本，尤其是近年在部分平台上愈发清晰的那一套被骑手称为“中国模式”的管理逻辑。

它并非单指某一家公司的单独做法，而是一整套以算法为核心的高压管理：长时间待命不计工时、临时集中派单、以迟到率与接单率相威胁、再辅以罚款与封号。它不要求你赚得体面，只要求你时刻在线、随叫随到。对平台而言，骑手不是需要被保障的劳动者，而是可以被快速替换的“供给单位”。

多名华人骑手描述，他们面对的不是单一不公，而是一个精密运转的系统：前段时间无单、后段密集派单，表面上时薪达标，实际上却把风险、焦虑与事故概率全部转嫁给骑手。有人因赶时间出车祸，却因合同被界定为“非雇员”而得不到工伤赔偿；有人因订单取消被判定“违规”，帐号被自动化规则封禁，收入瞬间归零。

这正是算法权力最隐蔽之处：它不需要情绪，也不承认责任。取消订单不是你的错，但系统仍然“判你有错”。在这样的结构下，“拼命”不再是出色表现，而是生存门槛。平台不必提高整体报酬，只需确保足够多的人愿意待命。贫穷，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机制。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美国的平台学会了这套“中国模式”，我们是否也在默许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劳动未来？当价格被压到最低，其它平台只要“略好一点”就显得仁慈，整个行业的底线便被拉低。最终受损的，不只是某一群华人骑手，而是所有依赖平台经济维生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