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上哈佛，想逆袭，但没成功

五月的哈佛校园，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蒋雨融的演讲掀起国内互联网舆论时，已经四十岁、明年即将毕业的Sandy正陷入焦虑中。

过去的几个月里，她已经投出无数份简历，参加过数不清的面试，拿到的offer却是0。

拼尽全力上桌，发现到了天花板

Sandy的父母是普通农民工，她依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复旦大学物理系。

一毕业就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她去了香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税务，之后又回到上海进入咨询公司落脚。2012年，她带着“提升职业路径”的想法赴美攻读MBA。

赴美读书第一件事就是凑钱。申请了美国多所大学后，只有南加州大学向她伸出了橄榄枝，虽然这所学校的商学院排名只在全美第19位，并不是她最中意的，但学校提供奖学金，可以减去一半的学费负担，剩下的费用耗光了她工作六年攒下的积蓄。

毕业后，她进入了美国医药公司的战略与市场部门，每周都要出差，经常在机场转机打地铺过夜，很快，她遇到了职场上升的天花板。

“整个团队几乎都是白人，领导也是白人，我是唯一一个亚裔女性。”市场营销圈在美国是一个极度“白人化”的领域，Sandy曾申请过晋升，准备也非常充分、甚至得到了直属领导的支持，却最终失败。

根据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亚洲群体是美国学历最高的人群之一，但在企业管理层中的比例却长期偏低。在医药、金融、科技等高端行业，亚裔员工普遍面临“中层封顶”的现象。

“在这里，你不能犯错，一犯错就会被放大；但你也不能沉默，因为那样会被忽视。”

为了打开局面，她开始在会议上频繁发言，主动争取项目，在各种社交场合硬着头皮去social。

不过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不是能力，而是起点背后的资源差异。

她的同事可以一边开着保时捷跑车，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爸妈在这边有 vacation house（度假屋），我们过来住一住。”

“这是我爸的公司，小时候第一份实习就在这儿。”

“我爸妈是肿瘤科医生，这个药我可以问问他们。”

“我是美法双国籍，想去欧洲轮岗看看。”

面对出生就在“罗马”的人，Sandy无比疲惫，仿佛每一天都在演戏：

“所有人都喜欢 underdog 逆袭的故事，可没人告诉你，underdog 光是走到牌桌前，就已经快用尽了全力。”

因为在职场上无法晋升，她已经厌倦了目前的工作，她想用学历更新突破人生瓶颈，“给自己一个交代。”

最终，她选择了哈佛大学。

哈佛有光环，但不是通行证

申请哈佛的过程并不轻松。

她花了几个月准备材料，联系公司推荐人，整理文件，硕士课程为期两年，每年夏天集中到波士顿学习，其余时间远程授课。而这次，她得到的奖学金只能覆盖学费的四分之一，剩下的都要自掏腰包。

当她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时，父母的反应是“还读什么书？有工作，有小孩就够了”，希望她安心工作，照顾好两个孩子（分别为5岁和11岁）。

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丈夫忙于创业，她白天上班，晚上学习，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深夜11点后，才有整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末和同学视频讨论作业，从加州到波士顿，隔着三小时时差，她必须早上5点起床准备。

她的同学大多来自哈佛医学院、耶鲁医学院等名校，有不少还是美国执业多年的医生。哈佛带来的资源也让她印象深刻，在这里，她从职场中逃离了出来，进入了一种充满激情的状态。教授会乐于为学生搭建项目资源，安排导师，“如果你想做点事，哈佛会帮你把门打开”。

与此同时，她也发现哈佛的光环并不意味着一切，“哈佛带给你的，可能是加分项，但不是通行证”。

“找工作时，反而有公司说我超出了他们的用人标准，不敢招我。”

去年夏天，公司内部一个晋升机会，由她的老板亲自推荐。她和未来的团队成员都聊过，准备充分十拿九稳，却在两个月后，被通知职位给了另一位从欧洲空降来的候选人。

“自我怀疑了很久，周末整个人都抑郁了。”她说，“明明做了所有准备，还是失败。那一刻你会觉得，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

如今美国国内的政策一直摇摆动荡，Sandy不知道自己想要的那个offer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签证政策会不会变化，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永远留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