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宣布量产脑机接口，几分钟一台手术？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要开始量产了。

前不久，马斯克在自己的公开社交媒体宣布，Neuralink 计划从今年开始，对脑机接口（BCI）设备，进行大规模量产（high-volume production）。

如果你在医院系统工作，看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兴奋，而是警惕。

因为在医疗领域，“量产”意味着这项技术不再只是论文、演示和个案。而是，它将进入更多真实患者，出现更多真实并发症，也落到真实的责任体系了。

瘫痪 8 年后，第一例受试者“通宵打游戏”

Neuralink 称大哥挺多年。

两年前， Neuralink 就以“里程碑”的形容，直播了首例脑机植入患者 Nolan 的最新状况。（可查看丁香园往期稿件：刚刚！马斯克宣布首例人类脑机接口患者“或已康复”）

之前，Nolan 在因潜水事故导致脊髓（C4、C5）受损，四肢完全瘫痪，肩膀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失去知觉的 8 年后，Nolan 完成脑机植入手术。

术后初步结果显示：神经元尖峰检测良好。

在那场直播中，Nolan 现场展示了利用脑机接口移动光标、在电脑上下国际象棋的场景。

第一次自由使用脑机接口时，Nolan 玩游戏“文明 6”一口气玩到凌晨 6 点。

据 Nolan 所述，脑机接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目前最大的限制是充电问题：“在玩了 8 小时游戏后，我得停下来给脑机植入物充一会儿电。”

但随访并不都是好消息。

术后几周，Nolan 的一部分电极出现回缩，导致有效电极数量随之减少。

为弥补这一变化，研究团队调整了神经信号的解码算法，改进每秒位数（BPS）速率，使系统在电极数量下降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可用的控制效率。

Neuralink 的脚步也没有停下。2 个月后，FDA 批准其在第二例受试者身上测试脑机接口，并解决第一位受试者 Noland 出现的问题。

直到前不久，Neuralink 还获批准在加拿大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利用自动化机器人，减少对外科医生的依赖

先打破一个误解。

Neuralink 的量产并不是为普通人准备的。

至少在当前阶段，其适应证严格限定于严重功能丧失、现有治疗手段无法恢复的患者群体。

这些患者的共同点，是现有医疗手段基本无法恢复功能。

这符合 FDA 对高风险神经植入的适应证逻辑，也是 Neuralink 能够推进人体试验、并逐步谈论量产的伦理前提。

在 Neuralink 之前，神经刺激器、DBS、癫痫电极等也早已在临床使用，我们并不陌生。

但 Neuralink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试图把三件事一次性打包——

高通道数侵入式脑机接口

高度自动化的植入手术

以“规模化”为目标的产品逻辑

尽管在大众叙事里，脑机接口的核心问题还停留在“AI 能不能理解大脑”。

但 Neuralink 这次反复强调的重点，已经不再仅是脑机接口本身的性能，而是“几乎完全自动化的手术流程”——

利用自动化机器人，缩短植入手术时间，并减少对外科医生的依赖。

原因很现实，传统神经外科手术模式存在三个天然瓶颈：

高度依赖个体经验：每位神经外科医生对入路、角度、力度都有个人风格，稳定性无法被工程化。

培训周期极长：一个能稳定完成高精度皮层植入的医生，培养成本是以“十年”为单位计算的。

不可并行：手术本质是单线程操作，医生无法被快速扩展。

而 Neuralink 的目标，是一次手术只需要几分钟。

AI 不会让医生消失，但可能会改变医生的位置

Neuralink 的这一步，在工程上是必然选择，在医学上却意味着责任与判断将被重新分配。

真正做临床的人，也开始关心起算法外的问题——

谁来放？怎么放？出了问题谁负责？

很显然，如果 Neuralink 真正进入量产阶段，医疗系统将被迫面对几个现实问题：

是否需要为植入机器人设立新的准入与监管路径？

植入失败属于器械不良事件，还是医疗事故？

医生是否有实时中断权？中断责任如何界定？

谁来承担长期随访与不可逆损伤的责任？

毕竟，传统手术模式是默认由医生兜底的。但这些新的问题，暂时没有一个能用现有医疗逻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