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川普果断退出66个国际组织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oger Bate撰文／信宇编译）今年1月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领导的政府宣布退出并停止资助66个国际组织和条约机构时，大多数媒体报道将此举解读为鲁莽的孤立主义或短期预算削减。显而易见，这种解读误解了事情的真相。

事实上，这并非主要出于节省成本的目的。这是对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一次刻意战略性突破，因为这种模式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愈演愈烈，并且依靠不断扩大授权、预算和制造危机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金钱在这里固然重要，但只有在它能揭示意图的情况下才重要。

美国究竟在节省什么？

根据最新的美国政府捐款汇总表，保守估计，美国每年至少向目前已退出资助的66个组织中的一部分支付9,000万美元。这仅仅是基于少数几个最大受益机构在2023财年明确可查的支出义务而得出的下限值。

在近期美国撤资名单中，接受美国资金最多的机构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UNFCCC）、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和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等。仅仅这四个机构的支出就占上述保守估计中可识别支出的大部分，其中仅人口基金每年就从美国获得数千万美元的资助。

与气候相关的机构尤其清晰地表明了华盛顿正在放弃什么。美国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及相关气候进程的资助通常每年仅为数千万美元，主要来自自愿捐款。这些资金并非直接用于减排或能源创新；它们用于支持全球气候治理的行政机制——会议、报告框架、专家小组、工作组和合规流程，这些机构逐年扩张，却丝毫不顾及可衡量的气候成果。

当然，这种设计并非偶然。气候机构的架构围绕的是流程而非结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宣布成功并结束运作。取得进展就需要更多资金；失败则需要更多资金。

保守估计的9,000万美元预算不包括66个机构中的数十个小型机构、通过多方捐助信托基金拨付的间接资金，以及包含在开放式承诺中的未来增幅。换句话说，9,000万美元并非最终预算，而是最低限额。

即便最终节省的总额只有数亿美元而非数十亿美元，其规模也足以产生影响，同时又足够小，能够明确意图。这并非预算噱头。华盛顿经常在一些鲜有人记得曾授权的项目上花费更多。此次决策的不同之处在于削减的目标。

为什么选择退出这些组织？

此次政府撤出并非偶然。被选中的机构都存在共同的体制弊病。这些机构原本是为了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而设立，却逐渐演变成永久性的倡导平台。气候秘书处、人口机构和规范制定机构很少宣称成功，因为成功会削弱它们的现实意义和资金来源。

资金模式强化了这种动态，奖励的是不断扩大的风险识别，而非可衡量的改进。在气候政策领域，每一次目标的失败都会成为召开更多会议、建立更多框架以及加强全球协调的理由。久而久之，这造就了一些绩效指标薄弱但道德权威强大的机构。

批评者常常无意中暴露了这种逻辑。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援引气候倡导者的警告称，退出联合国气候机构将“破坏全球合作”，并放弃“数十年来在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这种担忧颇具启发性。它将参与本身视为成就，而非减排、能源韧性或适应气候变化等实际成果。

事实上，这些机构的运作重点日益不再由成员国决定，而是由与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议程相符的专项自愿捐款所左右。其结果就是，这些机构与为其提供资金的各国政府的国家优先事项之间日益脱节。

这相当于拒绝建立永久性的全球紧急治理机制。

华盛顿发出哪些战略信号？

川普总统的这个举动标志着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较古老但现在已经不流行的原则：机构的存在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无限期地管理问题。

政治评论家们将撤资行为本身视为不负责任之举。例如，联邦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民主党/纽约州）曾将川普总统此前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行为描述为“鲁莽”（reckless）且损害了美国利益。但是这种批评基于一个假设，即川普总统是在故意挑战现状——继续保持成员国身份和资金来源会自动转化为影响力或成功。

事实上，美国退出国际组织，是在重申其对政策优先事项的主权，而不是将其外包给受共识制约束（consensus-bound）的机构。此举迫使那些依赖美国资金却又抵制美国监督的国际组织进行反思。同时，这也表明退出是可能的，打破了“一旦一个国家加入全球机构，退出就不可想像”的固有观念。

真正的杠杆作用不在于今年节省了多少钱，而在于它开创的先例。

为什么这不仅仅关乎美元数字？

批评人士认为，美国正面临失去影响力的风险。但是，如果影响力只能通过不断向那些无法改变行为或结果的机构开出越来越大的支票来行使，那根本算不上影响力，而只是补贴。

几十年来，全球治理的基本假设一直是：问题必须由中央统一、无限期地、以预防为主的方式进行管理。这种模式导致官僚机构不断扩张，对经验性挑战的容忍度日益降低，并滋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政治。气候治理已成为这种逻辑最鲜明的例证，当然绝非唯一例证。

离开一些组织会打破这种平衡。

如果其中一些机构进行改革，缩小其职权范围，并开始展现出实际效力，那么重新参与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否则，它们所宣称的必然性就站不住脚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问题不在于美国能否承受退出这些组织的代价，而在于它能否承受不退出的代价。

一个依赖于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全球气候、健康或发展体系，从结构上讲，根本无法宣告成功。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直面了这个现实。

节省下来的资金——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更大的收获在于理念层面：它重塑了“制度是工具，而非道德权威”这个理念。

比起预算，改变的更多是制度与观念层面。

（本文刊自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网站。）

作者简介：

罗杰·贝特（Roger Bate）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研究员、国际法律与经济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w and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2023 年1月至今）、非洲抗击疟疾组织（Africa Fighting Malaria）董事会成员（2000年9月至今）以及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研究员（2000 年 1 月至今）。

原文：Trump’s Withdrawal From 66 Organization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