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大王”，要被催收了？

曾经的“催收大王”，如今正陷入尴尬处境。

近日，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以下简称“永雄集团”）发布声明称，公司决定再降1000万元，以6000万元的价格亏本处置集团公司总部大楼“自救求生”。

曾几何时，永雄在催收行业如雷贯耳，其号称“国内最大催收公司”、累计催收超过2亿人次。而今，催收行业的急剧变化中，永雄集团也从“业务清算”走向“资产清算”，甚至拖欠了近43万元的税款。

从帮银行催收，到或被银行催收，催收巨头的“落幕”透露出什么信号？



亏本甩卖总部，交不起43万税款？

“再降1000万！永雄集团亏本贱卖总部大楼自救求生”。

根据永雄集团发布的公告，所变卖的房产位于湖南长沙高新区岳麓西大道588号芯城科技园一期7栋。该写字楼共计11层，房屋总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单层建筑面积约1175平方米）。另据媒体报道，永雄鼎盛时期有400余名催收员工在此办公。

要卖的不只是曾经的总部大楼。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位于湖南娄底新化县城的另一处资产“新化卫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近期也被进行整体拍卖处置。

“卖卖卖”的核心目的就是筹钱。永雄集团称，卖楼目的是尽快筹措资金归还长沙银行到期贷款及个人借款等。这或也成为在12月7日最初发布7000万元售价后，又在3天后宣布限期直降1000万元的原因。

永雄集团坦言对办公楼“亏本处置”。的确，若以最新底价计算，该房产单价每平方米不到5000元，低于当地周边6000至8000元每平方米的市价近三成。

但长沙当地一位资深房地产拍卖业务从业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即便是直降1000万元，永雄集团的这栋楼可能也“不太好卖”，目前市场几乎没什么对其感兴趣的客户。

“一方面这套写字楼位置在科技园区，是属于工业性质的写字楼，卖不上价，目前该楼很大一部分也是永雄集团自身办公需求；另一方面，永雄集团的不良口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接盘人的决策。”该从业人员说道。

而永雄集团确实“急了”，直接开出条件：期限内提供客户资源促成交易者，还可享受“50万元”推荐奖励。外界因此产生了永雄集团资金紧张的猜测，而目前永雄集团并没有公开披露财务数据。天眼查App显示，截至目前，公司涉诉债务与其他债务的总额近73万元。

对于资产变卖、是否被银行催收等相关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永雄集团卖房所留联系方式，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媒体采访”。



永雄集团售卖的总部大楼，“永雄集团”的大字已被拆除。图/受访者提供

永雄集团成立于2014年，前身为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公开资料显示，永雄集团以银行信用卡逾期催收服务为主，小额不良消费贷款催收服务为辅，还涉及民间借贷催收服务。

风生水起之时，永雄集团号称国内最大的“催收公司”，甚至在2019年向纽交所递交招股书，欲冲击“中国催收第一股”。彼时招股书显示，2016—2018年其营收从4.36亿元增至7.58亿元，净利润同步从9765万元攀升至1.24亿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员工超万人且95%为催收专员，在催逾期贷款总额达446亿元。

问题是，彼时催收行业野蛮生长，永雄集团为完成高难度的“后催”业务（逾期时间长、债务人失联率高）以获取斑额佣金，不断摩擦法律红线。公开报道显示，永雄集团陷入多起员工非法获取鲍民信息、冒充公检法催收、发送“死亡倒计时”短信等“软暴力”纠纷。

2023年5月，永雄集团被安徽警方查办，26人因涉寻衅滋事罪被移送起诉，由此停摆。次年5月，永雄集团宣布“不再从事具体催收业务”，将彻底转型为一家帮助催收行业及催收公司发展的科技服务型公司。据永雄集团2025年11月25日消息，该案尚未作出判决。

而今“甩卖家底”，可见其转型工作难言成功。天眼查App显示，湖南永雄裕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参保人数从2022年的3205人锐减至2024年的2人，其业务招投标的记录也停留在2021年。2025年7月的两则欠税公告显示，公司拖欠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欠税总金额42.8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12月21日，永雄集团发布公告，将“总部大楼亏本贱卖期限”从2025年12月20日延长至2026年2月15日。

灰色空间被封堵，处置方式更多元

虽然曾经的巨头倒下了，但催收这个行业不会消失。

硬币的另一面，是日益庞大的不良资产市场对催收的旺盛需求。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3.5万亿元。

作为贷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催收是化解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催收市场正在起变化，合规的红线成为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永雄集团的“崩塌”，也被视为催收行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永雄的“落幕”标志着催收行业野蛮生长时代的终结。作为曾经的行业龙头，其资产处置不仅反映出自身经营承压，也释放出强烈的行业出清信号。

北京信用学会首席法律顾问卜祥瑞对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2018年以来，随着监管强化，原银保监会等部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发，对催收时间、主体、方式等提出明确合规要求，催收主体逐渐从社会性公司转向律师事务所、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法院调解组织等具备法律资质的主体，行业向规范化、机构化演进。

尤其是今年，催收行业迎来了自己的“国标”。2025年2月28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下称《指引》），这是我国首个聚焦贷后催收业务的国家级规范。

王蓬博分析，《指引》原则上更加注重风险控制，强调了催收风险责任的落实。明确限定催收时段、禁止联系第三方、严控沟通频次与话术，并要求全流程留痕与客户授权。这意味着行业将进一步规范化，传统催收模式的“灰色空间”被封堵。

落到实操层面，催收国标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位催收行业从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电信催收相关管理办法的落地，以往利用人性弱点的套路式电信催收模式被明令禁止。催收机构不敢贸然操作，一旦触碰红线，必将面临相关部门的严厉处罚，即便是获得回款也得不偿失。

在监管收紧和合规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催收开始走向“技术流”。上述人士表示，当下AI催收技术效率高，也开始普及。AI日均自动拨打催收电话上千通不成问题，催收专员累死累活日均拨打电话也不超过300通。更重要的是AI话术合规，投诉率低。

实现催收作业的“阳光化”之外，拓展司法手段的“多元化”也被视为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重点之一。除却传统的单边催收，诉前调解、仲裁执行、分散诉讼等多元化、高效率的司法处置模式，也将成为司法催收新阶段的重要实践路径。

例如，北京仲裁委员会2025年4月发布的《调仲对接快速程序规则》，实现了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经仲裁确认后直接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2025年12月，成都市律师协会银行专业委员会编撰了《银行清收业务“催调诉”一体化指引》，为催收、调解、诉讼/仲裁三大环节给出明确指引。

卜祥瑞建议，应推动建立分层、多元的纠纷解决体系，引导小额纠纷通过调解、仲裁等非诉方式处理，大额商事纠纷由专业仲裁机构审理；在机构层面，应推动互联网法院开放立案、借助AI提升审理效率，并鼓励仲裁机构按层次参与不同类型金融纠纷的处理。

“未来，催收行业需进一步整合调解、仲裁与司法资源，构建‘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分层过滤的金融纠纷化解生态，从根源上缓解司法系统的压力，提升债权实现的整体效率。”卜祥瑞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