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越来越像高中，这读书还有意义吗？

在当下的部分大学里，很多学生每天要晨读、跑操，晚自习上到9点，上课手机要上交，出入校门要经过三级审核。有的学校院系明文规定：推动学风建设，重点检查学生有无“睡懒觉、玩游戏”的现象，并随机检查学生游戏上线情况。

严格的管理，本意是唤醒学生投入学习。但随着约束越来越多，规定越来越细，引发了很多学生不满。“感觉又回到了高中，在被圈养。”一位学生说，大学应当是自由、浪漫的象牙塔。原本以为经过高中苦读，一切等到“上了大学就好了”，但这里不是一片应许之地。

当大学生活缺少自由，学生该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探索未知的自我？

“闻一口空气都是香的”

大一这一年，小艾又延续了早读晚修的生活。

她的大学位于湖北省，冬天的清晨，校园里的气温低于5℃。一个让她记忆深刻的画面是，天还没亮，同学们都背着书包，“黑压压一片，就像是非洲大迁徙一样”。6点50分左右，队伍走进教室，还没开始早读，小艾就感觉已经累了。

为何学校管理这样严格？小艾曾经找辅导员交流过。对方坦诚地告诉她，因为学校目前只是普通一类本科，希望在近几年成为双一流大学。为了让学生在科研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定要培养英文阅读能力，所谓“英语成绩与科研成就挂钩”。因此，建议学生利用早自习时间备考英语四级。

在另一些大学，虽然规定学生早读晚修，但管理力度有所不同。小米在北方一所大学读文学系，学院规定每天7点半开始早读，但没有固定的教室。根据学习委员的指示，小米和同学们有时在校内的小鲍园集合，有时找到没有早8课程的空教室集合。偶尔信息出了差错，全班30人会绕着教学楼溜达一圈。她经历的早读晚修，“基本上没有人真正学习”。

在南方一所民办本科高校，新生茗茗试着逃掉早读。学院规定，全班同学必须在7点钟打卡、拍照，否则就会出现在旷课名单里。名单里的同学将会被公示在班级微信群，并被辅导员@，写一份800字以上的检讨书。

早晚自习让茗茗情绪持续地波动。高中三年苦读，她开始出现轻度睡眠障碍，经常凌晨两点左右入睡。前些天刷手机，她看到一则新闻：有高校学生不满于早晚自习，压力巨大。看罢，茗茗非常愤怒，“为什么都这样子了，早晚自习这件事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在茗茗就读的大学，如果缺勤早读将会被公示姓名、写检讨书

不可抗拒地，早晚自习改变着新一代大学生的生活节奏。

大一一整年，小艾感觉自己像被绑在一个时间发条上。早上6:40起床，如果一整天都有课，就要晚上9点结束学习，之后开始两公里校园跑。回到宿舍已是晚上10点。她原本对画画感兴趣，想要在上面多下点功夫，但生物钟提醒她：已接近深夜，再不休息，不仅第二天无法起床，更会影响室友休息。她恍惚间好像回到了高三，那段起早贪黑的日子。这两段日子在体验上也完全相通，“精气神儿磨没了，再没有精力应付上课以外的事情”。

在湖南省一所高校，晚自习（夏季）的时间被延长至10点。学院明文规定，从周日到周四晚自习的两个半小时里，学生禁止玩游戏。还实施了督查行动，随机检查学生游戏上线情况。

读高三时，对大学生活的畅想，原本是苦读生活中的一束光。几位受访的女生都提到一部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这部2016年播出的电视剧有着现象级的收视率。什么是大学？小艾就是从这部电视剧里找到的蓝图。“感觉闻一口那里的空气就是香的，自由、开放，宿舍非常豪华。”她梦想读大学，因为在这里既可以为梦想奋斗，又能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晃悠，谈恋爱。等到毕业了，可以考编、考研、去做普通的白领，甚至自己创业。

“这部电视剧迷惑我太久了”，小艾说。从开学的第一天，她就闻到这里的空气不算自由，而是疲惫的、紧张的。在这所预备冲刺“双一流”的大学，无论讲座，还是日常对话的主题总会落到“考研”。开学第一次班会，班主任拿不同学历的薪资作对比，告诉同学们，“我们农学这个专业，本科生读出来可能薪资只有4000元，研究生有8000元，而博士生月薪高达1万元”。

另一位从未打算考研的学生小静，也被这部电视剧“迷惑”了。读高一的时候，小静的表哥在一所公办二本学校读大三。当小静抱怨高中的封闭化管理，表哥向她描绘大学生活，他说“再忍忍，上了大学就自由了，想谈恋爱就谈恋爱，想玩手机就玩手机，想出去就出去，还会交到很多朋友”。表哥没有说谎，毕业后，他也从金融系学生转行去做了公共关系，和女朋友合伙开了家小鲍司。

当小静考入北方一所二本学校的时候，她也决定：不在意绩点，不在意排名，多在社会上积累工作经验。她所在的大学规定大一新生早读、晚修，晚上9:50-10:10之间在宿舍定位打卡，不可外宿。但她还是利用课余时间，找到三份兼职，体验不同工作的滋味，先后做过旅拍服务员、家装公司助理、群众演员。

但不是所有大学生都能像小静一样，自由出入校门。

拿到兼职的工资后，小静开始旅行

当众孤独

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适应环境是最佳选择，但是大一新生沧浪在适应上慢了半拍。一周前，沧浪在院系大会上甚至感受到“当众孤独”。

院系大会上，辅导员批评一个同学在周六凌晨4点爬山看日出的行为。由于学校不允许学生擅自外宿，学生在凌晨给辅导员打了一个电话，对方迷迷糊糊地同意了，学生出了校门。当辅导员清醒以后，认为这件事做得不对，在大会上强调“要按时回寝室，原则上不允许夜不归宿，外出爬山、团建等理由也要避免”。

讲到这个例子时，全班同学都笑了，除了沧浪。沧浪觉得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他不理解：为什么大学生不可以在周六去爬山看日出呢？

沧浪对于大学的想象也来自影视作品。他看过一部电影《死亡诗社》，经典画面是老师带领学生们朗读诗歌《Oh！Captain ，MyCaptain！》,鼓励学生们集体站在桌子上，用另一种视角看世界。他还从书里学到一句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句话足以激发他的兴趣和热爱。

或许是这些想象，让他在大学很快感受到孤独。他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来到东部一所985学校的王牌专业，学习电子信息工程。开学第一周后，压力与失落感一起向他涌来。

他发现，专业课的学习更偏向于应试技巧，和高中理科几乎在路径上一致。专业课有三门，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和C++，当老师讲完原理，接下来就是“可以做什么题”。同学谈论的话题围绕如何保研、拿高分、哪个老师给分高，驱使他盯紧自己的绩点。

和在高中时相比，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课堂氛围。极少有人能够认真听完每一堂课。课堂总是安静的，甚至是“寂静”的，最后两排的学生大多在看手机，中间和前排的学生即便不看手机，也是低头做高数练习题，几乎每一个问题，老师抛出去，很少收到回应。

对于沧浪来说，虚无感在一个月前达到了最高值。他鼓起勇气跟父母提出，能否允许他休学一年，去四处走走，去gap。父亲的角度更加务实，“即使停下一年，也依然要回到学校，一切并没有什么改变。更棘手的是，再回到学校，还不一定能融入新集体”。

第二件打击他的事是跟一个女孩表白失败。他产生抑郁情绪，尝试“摆烂”，不再逼迫自己交作业、上课。后来抑郁的心情消失了，但虚无感并没有消散。

他想念在高中参加物理竞赛小组时，那些“智障而无厘头”的活动。比如，一位同学拿来哑铃想要锻炼，突然有人说“哑铃是不是实心的？”，于是几个人拿出尺子测量、称重，查看铁的密度、塑料的密度，去估算哑铃到底是不是实心的。那种好奇心，说做就做的行动力，看似无聊又挺有意义的生活探秘，在大学校园找不到了。

在山东一所双非学校，大一学生马丁也有一种虚无感，公选课上要求学生们手机入袋，全年级大约200人在阶梯教室上课，他特别留意过“课堂抬头率”，不足20%，很多人打开pad，也有人在课堂上打盹、发呆。

（课堂）这些东西简单、无趣，“考前两周突击就可以背，何必花一学期听讲？”马丁学动物学，开学四个月，没有听到过一堂令他激动的课，无奈、烦躁、迷茫。而另一面，这里的学生都在规划着考研，就像一个“考研工厂”一样。“一旦进到这个队伍里，就相当于你又度过了高中的4年时间，上自习、上课，就是为了到考研那一刻，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

文学系学生小米对大学的理解，多了些浪漫色彩，她几乎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用于形容大学。她说，大学使人“逃脱高中的高压，又免于社会的残酷。这4年，就像躲进美好的乌托邦、最后的温室、唯一的象牙塔”。但是大一第一学期过后，她发现大学生活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

她按部就班地学习，学年成绩在全班倒数。这时她才明白，“想要拿到高分不仅需要闷头学，还需要和同学、学长学姐交流选课的技巧，拿高分的方法，以及哪些校园活动能够加分”。分数，仍然是全班这30人最在意和争抢的。在期末考试前，一门开卷考试课程的老师把考试重点告诉一位学生，让她转告全班。但是这位学生保持沉默直到考试结束，独自拿到了高分。

一些课堂上，小米怀疑课程的价值。她印象最深刻的一门课是“创新创业”，老师分析不同的商业案例，引导学生设计自主创业的项目书，如果写得成熟，就有机会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最常被使用的案例是李宇春如何成为超级明星。小米反感成功学，但另一方面，这堂课也是学生参加创业创新大赛的跳板，一旦入选，有机会为综合测评成绩加分。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如今的大学已经不再是象牙塔，而更接近于以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基地。以高考升学率来评价初中办学、高中办学，考研升学率来评价大学办学。原本属于中学的升学教育模式，已经蔓延到大学。

这种虚无感，和时间、空间上的限制相叠加，让很多学生感觉自己被困住了，然而，被困住的，不止是学生们。

图源剧集《为什么是我来神说教》

校园管家

2023年，罗玉上岸一所专科学校做辅导员。回想自己的大学时代，代入辅导员的角色，不过是在办公室里处理行政事务。所以一开始她认为，这应该是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远远不是之前设想的。

现在，罗玉每天被学生请假的事情耗神。她一共带200名学生，由于学校实行出校门要请假的制度，她的学生中，每天至少有10人请假。原因包括：痛经、难受、牙疼、被蜜蜂蛰了、耳朵嗡嗡的、眼睛红了……还有学生没有明确的请假需求，“老师我发烧了”，没有下一句。

批假不是罗玉自己说了算，需要在工作软件上走三级审批：辅导员、主任、更高级别领导。都通过，学生才能刷脸走出校门。另一条“战线”是专门用来请假的家长微信群，前一天统计回家的同学，次日早上在群里发布，让家长同意，才可以批假条。

工作上的专注力在回复和等待中消磨，罗玉摸索出一套话术，如果家长没有及时回消息，她会反催学生“你赶紧让家长在群里回复，回复完了就批”。

微信群聊也被焦虑的家长攻占。而且罗玉发现，很多家长忍受孩子“失联”的极限是1个小时。学期刚开始，一位家长在群里@罗玉，“孩子1个小时了也没回消息，是不是出事了？”她赶紧解释“因为我们在上晚自习，晚自习要收手机”。十一假期前一天晚上10点，一个家长急得不行，问“学生还没有到家，1个小时没回消息，能联系上他吗？”后来得知，学生只是在晚班火车上睡着了。

从事大学辅导员工作更久的王然，会经常恍惚，他面对的是不是大学生的家长。平时，经常会有家长给他发私信，“我们家小孩吃饭了吗？”“**今天上课怎么样？你到班上给我拍张他上课时的照片。”“能帮我去宿舍看看吗，我家孩子在干嘛？”有的家长态度强硬：“立刻马上去给我找（我家孩子），要不我就投诉你。”

一开始，王然对学生逐一询问，对家长逐条回答，后来实在回不过来了。有一次他终于没忍住，回复家长：“我带的学生多，没法单独为一个孩子服务，如果你想要了解情况，可以直接问孩子。”

王然回想起自己读大学的经历，那时候，“大学和社会完全融在一起”。在寝室里，经常有推销员推门而入。篮球场和图书馆，这两处功能性很强的区域，也总能看到社会人士、周边居民的身影。他甚至习惯和校外的人一起打篮球。

现在，校外人士很难进入大学，而学生家长的力量则强势地介入了校园。

疫情期间，为了方便向学生家长传递动态信息，很多高校都建起了微信群。建群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可有了更方便沟通的联系方式，辅导员们的工作反而更繁琐了。她们总结自己的角色，“临时妈妈”、“保姆”、“学生的大管家”。

王然有时怀念以前做辅导员的日子。他做了13年辅导员，头几届的学生，一个班里有80%的学生跟自己互称“哥们儿、姐们儿”。学生主动帮忙处理学校派的任务，王然也会带着学生一起参加学院比赛、准备材料。学生往往能够从这些活动里了解到哪些项目可以加分，了解大学的管理制度。毕业后，一些学生发消息“炫耀”自己找到好工作：“你看我现在混得不错，一个月拿的钱绝对比你多。”

现在，大管家的身份，反而让学生和他的关系变得疏远。

今年10月，有名学生找他请假。他看学生头发蓬乱，精神状态不太好，就关心地多问了几句。没想到对方马上说：“你不需要跟我讲这么多，我就想早点回家。”被拒绝之后，对方就像背台词一样，甩出一段话：“我跟你请假是给你面子。你如果批了，我出了啥事儿跟你没关系，要是不批，我在外面但凡出点事情，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王然强压住怒气，问学生，“你这话是从哪儿学的？”对方答道，“抖音评论区”。

事实上，为了更了解学生，王然也做了很多尝试。

有一次，一个学生失踪了，谁也联系不上他。最后，他的室友在网游王者荣耀的界面“王者峡谷”里联系到了他。从那以后，王然利用下班时间练习了三个月王者荣耀，学习和游戏相关的梗，为的就是丰富和学生聊天的语料。现在，和学生聊天时，他可以随意抛出一个游戏梗来，比如“表格填不好，是不是平常打王者的时候，喜欢走中路？”他记得，对方当时眼睛一亮，“这两个有什么联系？”原本沉闷的气氛活跃了起来，王然说，“这肯定有联系，你总是走中路，不看别人怎么写，那肯定不行”。

罗玉和学生关于请假的日常对话

完成KPI的人

疫情以后，王然有两次被家长严重问责。

一次，有个学生借校园贷被诈骗了，家长找到学校，指责校方没有及时发现学生借款，要求让学校还款。另一次，一个学生去特种兵式旅游的时候遭遇交通事故去世，家长指控学校没有保障学生的安全，要求赔偿。

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学校领导会首先出面安抚家长，随后让辅导员拿出关于学生的所有材料，试图说明：第一，安全主题班会已经开过了；第二，平时和学生沟通过，没有发现有异常情况。

2023年，针对极端事件，王然所在的学校也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尽职免责”。意思是管理方需要通过充分履行岗位职责，实现过错责任规避。

防止问责，成了王然等辅导员工作中的第一要务。这在实际工作中，被要求成了“不能出一点错，哪怕一个标点符号”。

比如，王然的200名学生，每个学生每学期至少需要完成三项表格填写，包括三好学生、评奖评优、户籍统计等。籍贯问题、标点符号、字体、行间距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辅导员统一带着填写，很有可能出现不符合标准化的差错。每人最少三张表，分为5个班，每个班耗费半小时带着学生一条一条过。有的学生怕填错，等着辅导员带自己填表。

王然和同事统计过一个比例，每天只有20%的时间在干工作，其余80%的时间都在做和育人没有直接关联的事——重要的是“准备留痕材料”。材料内容包括：跟学生的谈话表，电子、纸质、谈话录音，每天的工作计划、工作日志、工作总结、班会记录、查寝记录，学生签署的报名表、申请表……这还不算回复学生的申请和家长的问询。王然至今还保留着2013届入学的台账，装满一个纸箱，纸质资料保存不方便，就把每一张都拍照，存进一个移动硬盘。

王然把历年的台账保存在硬盘里

台账和学生管理的制度，都是工作留痕的办法。王然觉得荒谬，忽然自己和学生都被考核指标包围。“辅导员跟学生，都变成了完成KPI的人。”

有些工作，其实是在辅导员的观察中随机完成，或者在获取信息后马上反应。但当这些工作变成必须要定时定量完成的KPI时，味道就变了。

比如心理谈话。在几年前，辅导员和学生谈心是一个彼此喜欢的流程，俗称“走一圈儿”，围着400米的操场慢慢溜达，聊聊学生的近期状态、未来规划、对校园建设的建议，那时师生都很放松，交流效果也好。那时候，王然发自内心地感觉他是在“育人”。

近几年，心理谈话也成了KPI，在开学的心理测评之后，根据学生心理问题严重程度，分为三个等级，二级、三级需要辅导员谈话了解具体情况。王然被通知，有将近50个学生需要谈话。“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被动谈心。”

白天忙于准备材料，王然和学生的谈话只能在他下班、学生放学之后。大家都很累，时机也不好。有些学生心怀抵触，有些则摸不着头脑辅导员是啥目的。聊天的过程变成“绕好大一个圈，才能撬开他的心门，再给他绕回来”，有时耗时将近1个小时。

通常，王然先和学生拉家常，比如“你是哪里人？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可以给我推荐吗？”等到学生介绍完家乡，再聊到和室友的关系，有没有和室友介绍过家乡，再逐步把内容范围缩小到心理问题。整个过程，像是一次莫名其妙的试探。

王然觉得，辅导员和学生的关系，不应该是抵触的、对立的，甚至不用有太严苛的管理、强控，更应该亦师亦友，可在现实面前，做不到。

王然任职的学校，设立了对于辅导员完成KPI情况的考核制度

“幸福感”

蒋欣一直努力让学生找到幸福感。

她是南方一所985高校的心理老师。平日里，她经常跟同事开玩笑，“幸亏当时没有考上我这个学校，不然我肯定就被退学了”。

她设想，如果今天换作自己在读大学，遇到最大的困难会是羞耻感。一旦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拥有一个完整的周末，不去参加活动，不去参加晨读、想翘课，那就需要编造理由跟辅导员请假，“除非有很强大的自我价值感，才能去抵抗这种羞耻感”。

7年前，蒋欣报考这所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在职拿到了应用心理学博士学位。她在学校开设了公选课“心理学与生活”，内容包括金钱心理学、恋爱心理学等，都是和生活贴近的课程。她希望能改变具体的人。

讲金钱心理学课程时，她问学生，“你最幸福的一次花钱的经历是什么？”

13年前，蒋欣读本科的时候，大学生活精打细算，抠生活费，把钱用在谈恋爱、给恋人买礼物或者约会上，还会想要买裙子打扮，或者存钱去看演唱会。那时的学生对钱很有概念，总琢磨去做什么样的兼职，以哪种方式打工赚钱快。

她原以为学生也能像她一样，绘声绘色地讲自己花钱的细节，体会到怎样具体的幸福。但学生的回答都是“惜字如金”——“旅游”“吃东西”“给父母买了个礼物”。蒋欣追问：还有吗？在旅游过程当中吃了什么？住在哪里？景点怎么样？给父母买了什么礼物？为什么选这个礼物？

学生说了几句就停止了，告诉她，“我搜了一下DeepSeek，你要听答案吗？”

她在给学生做心理咨询时也发现，大家在讲述自己的时候，同样惜字如金。有一次，一个学生来咨询，说自己“状态不好”。蒋欣问，具体是怎样的状态不好呢？学生低头，“我觉得自己最近没做正事”。蒋欣问，什么叫正事，什么不叫正事？学生回答，“我最近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我刷短视频了，没专注学习”。她一个一个细节地往下问，最后才能引导学生勉强讲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蒋欣感觉到，“了解自己”是一块相对空白的区域。学生们很难具体生动地描述自己的感受，很难给出具体的场景，内心的心理活动。自我觉察这一课，似乎尚未开始。

而前来求助的学生，从学业上已经称得上是合格的大学生了，但他们仍然有一种来自高中时代的心理惯性，觉得自己在大学没有像高中那样专心读书。当学生来到大学，环境已经改变，但是大家依然认为必须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上，“没办法让自己放松下来”。

这让蒋欣有一个冲动，她特别想告诉大一新生们，大学的生活可以是怎样的。

今年，蒋欣去参加新生典礼，在校领导、辅导员、学生代表和院士发言之后，为了表达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她被安排在最后宣讲，主题是“从心理学角度，大学新生生活应该怎样才能有幸福感，有意义感”。

为了这段宣讲，蒋欣做了很多研究，她在PPT上列举了很多“寻找自我同一性”的方法，试图引导学生们探索“我是谁”“喜欢什么”“我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等等。她把最想对学生们说的话，也写到了PPT里。

可前面几位领导的发言，让蒋欣“一瞬间感受到了危机”。

领导说，“你们都考到985学校，都是天之骄子，应该对自己有这个要求，不能泯然众人。”“我们学院培养出大批企业家、领导干部，多少本科生就发了SCI，完成什么课题，拿到多少奖项。”“不要以为上大学就轻松了，这才是努力的开端。”

听到领导的发言，台下的蒋欣如坐针毡，她快速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在台下悄悄修改PPT，删除了想对学生说的那几页显得“离经叛道”的建议。

只留下核心概念“自我同一性”。宣讲结束，她发现，台下并没有什么回响。

蒋欣临时删掉的那几页PPT里，写道：“在你们的四年里，你们可以做任何关于未来的探索。可以探索生命的宽度，申请gapyear、对外交流；可以尽情谈恋爱、逃课，接触高中没时间接触的兴趣爱好，只要你愿意为此负责；可以追求生命的深度，可以不参加学生工作，不参加社团，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老师去做实验；你可以追求生命的高度，去体验创业，去实习；你也可以追求生命的温度，做任何公益事业、助人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