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6日，国家监委正式通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因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依法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涉案问题及财物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则通报，揭开了于文明这位深耕中医药领域35年的行业“掌舵人”的权力寻租的黑幕。



纵观于文明案的核查轨迹，疫情期间“抗疫神药”连花清瘟的非常规上位是关键线索，一步步串联起其违纪违法的完整轨迹，成为撬动该案查办的核心突破口。

从笔杆子到行业掌舵人

于文明的职场生涯，始终与中医药行业深度绑定，从基层记者到全国行业管理者的跨越，既积累了扎实的行业认知，也逐步掌握了足以左右行业走向的核心权力。

1963年出生的于文明，怀揣医学硕士学位踏入职场，1988年入职中国中医药报社，从一线记者、编辑做起，凭借对行业动态的敏锐把握，逐步晋升至中药与通联部副主任，十年的媒体从业经历，让他摸清了中医药行业的宣传逻辑与资源分布，也搭建起初步的行业人脉网络。

1997年，他跳出媒体行业，调任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主任，深耕十年间，全面参与中医药技术推广、资源对接、项目落地等核心工作，熟悉行业资源调配的关键环节，为后续执掌行业监管权奠定了基础。

2004年，于文明迎来仕途关键跃升，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自此开启长达19年的行业监管生涯；2018年6月，正式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登顶行业管理核心岗位，手握药品注册审批、诊疗方案制定、科研资金分配、行业政策出台等关键职权，涵盖中医药研发、生产、流通、推广全链条，直至2023年7月卸任。

任职初期，他还能坚守公职人员廉洁底线，聚焦行业发展履职尽责，但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重，面对中医药领域巨额的市场利益诱惑，他逐渐迷失了方向，理想信念悄然滑坡，将公权力视为个人谋利的工具。

官方通报显示，其违纪违法行为覆盖2004年任副局长、2018年任局长至2023年卸任的全周期，且在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从最初的接受宴请、收受礼品，逐步演变为主动干预审批、定向输送利益，廉洁防线一步步崩塌，最终深陷腐败泥潭。

更值得关注的是，于文明曾兼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主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其跨界任职，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治理格局，也让他获得了更广阔的权力空间。作为民主党派任职的中管干部，于文明本应恪守公职人员职业操守，却无视党纪国法约束，其腐败行为不仅葬送了个人前程，也损害了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良好形象，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神药” 的反常操作 暗藏线索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医疗资源紧张、特效药匮乏，中医药作为抗疫重要力量逐步走进公众视野，连花清瘟系列中药快速崛起。这背后，看似是中医药抗疫的成功实践，实则暗藏诸多不合常理的操作，这些反常之处，成为日后核查于文明违纪违法问题的核心线索。

正常情况下，一款中药新品从配方调整、临床验证到获批生产，需经过严格的安全性、有效性检测，完整流程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即便在疫情应急防控期间，应急审批也需要完成核心的临床验证、专家评审等环节，确保药品安全有效；而连花清瘟仅用15天，便完成了从配方优化到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其推进速度远超同期所有应急医疗物资与药品。

行业罕见的“速成奇迹”背后，离不开于文明的直接主导与推动。

更反常的是，连花清瘟的政策背书与审批放行完全“无缝衔接”，且全程绕开常规审核流程。

2020年1月，《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首次将连花清瘟纳入医学观察期推荐用药；而此时，该药品尚未完成针对新冠治疗的核心临床验证。此后，连续六版诊疗方案均未剔除该药品，2022年发布的第九版诊疗方案更将其升级为确诊病例轻、普通型推荐用药，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码。2020年4月，在缺乏完整大样本双盲实验数据的情况下，火速批准连花清瘟增加“新冠肺炎轻、普通型治疗”新适应症。而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是国际公认的药物有效性金标准，是药品获批新增治疗适应症的核心依据，该环节的缺失，让连花清瘟的疗效始终备受争议。

事实上，这一系列非常规操作，并非行业专家集体决策的结果，而是于文明个人权力干预的产物。

据了解，连花清瘟纳入诊疗方案、获批新增适应症等关键环节，均未按正常程序广泛征求全国多学科医疗专家意见，也未开展全面的疗效论证，而是由于文明直接拍板定调，通过行政指令推动相关部门快速落实，形成了“行政干预替代科学评审”的特殊通道。

期间，于文明还多次亲自为连花清瘟“站台”，在行业研讨会、产品推广会上公开称赞其抗疫效果，称其“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刻意放大该药品的临床价值；而同期其他同样具备应急抗疫潜力的中药品种，均未得到同等力度的政策支持；这种明显的差异化对待，让权力寻租的痕迹愈发清晰。

对此，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公开发声，抨击“疫情期间不容假药趁火打劫，不宜强行派送未经科学验证的中药”，丁香医生等权威医疗平台也明确发文指出“连花清瘟无法实现预防新冠病毒的效果”，但这些专业质疑均未能撼动连花清瘟的官方推荐地位，背后正是于文明的权力庇护，也让外界对二者之间的利益关联产生了强烈怀疑，成为纪检监察机关介入核查的重要契机。

“神药”背后的权力寻租

连花清瘟的非常规上位，直接催生了以岭药业的百亿暴利神话。而这一神话的背后，是于文明利用公权力搭建的“政策背书→市场垄断→资本获利”完整利益链条，也是其涉嫌受贿犯罪的核心事实依据。

数据显示，2019年，连花清瘟的年销售额仅约17亿元，在中药市场中并不起眼；2020年被纳入新冠诊疗方案后，销售额飙升至42.56亿元，同比暴涨近150%；2021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再创新高，突破30亿元；2022年上海、北京等多地疫情反弹期间，该药品需求激增，单月销售额屡创新高，巅峰时期直接带动以岭药业市值突破千亿，创始人家族财富实现爆发式增长。

销售额的暴涨，完全依赖于于文明主导的政策红利。

纳入国家新冠诊疗方案后，连花清瘟不仅顺利进入医保报销目录，成为各级医疗机构的强制推荐用药，还被纳入多地政府采购清单，成为社区防控、集中隔离点的“标配物资”。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日均调配400万盒连花清瘟发往上海，大量资源、医保资金向该药品倾斜；而以岭药业则借助这一契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价格，赚取巨额利润。

于文明还利用自身职权，推动连花清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销售，要求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医疗机构、药店优先采购、销售该药品，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垄断地位，为以岭药业源源不断输送利益。

随着案件核查的深入，于文明与以岭药业之间的隐秘利益逐步浮出水面，印证了“政策换利益”的核心线索。

于文明任内与以岭药业创始人吴以岭交往密切，多次共同出席行业会议、产品推广活动，私下也存在频繁接触，远超正常的工作往来范畴。同时，于文明的亲属经营活动与中医药行业存在深度关联，其亲属名下企业曾涉及中药产品销售、行业资源对接等业务，而这些业务与以岭药业存在间接的合作关系，疑似通过亲属代持、关联交易等方式，收受以岭药业输送的好处费。

此外，检察机关还重点追踪了以岭药业的销售返利、关联企业资金流向，以及于文明及其亲属的银行账户、房产、理财等资产变动情况，发现多笔资金流向存在异常，与连花清瘟的推广节奏、政策支持节点高度契合，这些线索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成为认定于文明涉嫌受贿犯罪的关键依据。

除了连花清瘟相关的利益输送，以该线索为突破口，纪检监察机关还顺藤摸瓜，查清了于文明在其他领域的违纪违法事实。

在药品注册审批领域，他还为多家中药企业在新品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等环节提供便利，降低审核门槛、加快审批进度，非法收受企业财物；在科研资金分配领域，他将年规模超百亿的国家级中药创新科研资金，定向倾斜给关联企业，部分资金被违规挪用，最终流向个人及亲属口袋；在廉洁纪律方面，他长期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高档宴请、异地旅游，收受大量名贵礼品、礼金，纵容亲属利用自身职权谋取私利，形成“家族式腐败”格局；在组织纪律方面，他未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刻意隐瞒与企业的利益关联，试图规避组织监督，全面触碰纪律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