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麻风中国佬”污名的建构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劳工被当作黑人奴隶替代品贩卖到夏威夷、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区。在上述地区先后出现麻风流行问题时，当地政界、舆论界和医学界指责中国劳工带来麻风病，建构起“麻风中国佬”的舆论污名、种族污名和道德污名，并多通过所谓“文明战争”开启排华反华逆流，美国和英属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更强制驱逐麻风华工回中国。19世纪下半叶夏美澳新地区的“麻风中国佬”污名和驱逐政策，根源于西方白人对中国劳工的种族歧视和经济嫉恨，体现帝国主义一贯的逐利和虚伪。

人类文明与疾病相伴而生。战争灾异、环境骤变、人口流动、商贸活动、城市化等，往往引发或加剧传染病的传播。然而追溯鼠疫、天花、流感和麻风等重大传染病的疫源时，矛头常指向特定种族或国家，如犹太人被指责是中世纪“黑死病”的罪魁祸首，19世纪末旧金山鼠疫被认为发源于唐人街和在美华人，1918年大流感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

上述疾病污名现象，是种族歧视、文明等级观念、殖民医学“经验”、医学知识霸权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夏威夷王国、美国和英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的“麻风中国佬”污名，及针对患麻风中国人的驱逐政策，正是疾病污名的典型案例。

19世纪初，西方各国逐步废除黑奴贸易，欲获得更廉价的“自由劳工”。被列强侵略战争强行打开国门后，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劳工进入人口贩子和移民掮客的视野。勤劳的中国劳工在淘金、铁路修筑、果蔬种植贩卖、烟草制造和洗衣等领域站稳脚跟，颇有贡献，但被英美种族主义者视为白人移民和被解放黑人的“威胁”，排华反华运动因此持续数十年。

其中，人数不多的麻风华工被单独选出，并被视为“帝国的危险”——麻风病的传染源，遭污名与驱逐，构成所谓“中国问题”中特殊的“麻风中国佬”议题。既有研究已关注到英国及美国加州等地的“麻风中国佬”污名现象，但未能深入分析医学调查、报刊媒体、议员政客等合力制造“麻风中国佬”污名的机制及其政治经济根源，也未探讨美国和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麻风华工驱逐政策的不同发展路径及最终的同流合污。本文拟利用美夏澳新等地区传教士医生、政客官员和记者等留下的书信论著、议会辩论和报刊资料，探究19世纪下半叶夏美澳新地区“麻风中国佬”污名话语及驱逐政策的逻辑和本质。

一、“麻风中国佬”污名缘起

麻风是一种侵犯皮肤和外周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类文明中。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对麻风病有一定认识，对患者采取相对隔离措施，未将此病完全消灭。欧洲从12世纪开始对患者采取监狱式强制隔离措施，至16世纪麻风发病率大幅下降，被认为已经消失。不过19世纪初，挪威农民中重新发现麻风病，引起西欧国家关注。

鸦片战争爆发前，在澳门和广东等地活动的英国传教士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西医已注意到珠三角地区麻风流行的情况。1819年，原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李文斯东（John Livingstone）向西方读者宣扬：“麻风在中国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它葬送了患者的一切希望，即使病人痊愈了，也会被他的亲人抛弃。麻风病人特别多，聚集在街道和马路上，在广州欧洲人驻地附近随处可见成群的麻风患者。”1833年《中国丛报》刊登短文称，广州城东由政府举办的“麻风病人医院”（the hospital for lepers）每年运营经费只有银300两，既无法维系341位麻风病人的居住疗养，更无力收容更多的病人，“这是天朝慈善机构的一个缩影”。在殖民侵略和文明差异背景下，西方人认为中国的麻风病患亟待他们的福音“拯救”。

至19世纪中期，奴隶贸易逐步被禁止，南美哈瓦那、澳洲悉尼、太平洋中部夏威夷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需要大量自由劳动力。在中国的招工宣传不乏甜言蜜语：“在全中国的人民中间，广州人是最强健、最聪明、最勤劳省俭的人……是最适宜于在西印度做工劳动的人”，“为了种植甘蔗、制糖、植棉、种咖啡及其它产品，现在非常缺乏劳力，很需要健壮而有农业经验的中国人前往该地工作”。华南地区数十万的中国劳工通过英美代理公司被贩卖到夏威夷、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区，他们工资微薄、工作环境恶劣、居处简陋不堪，但是聪明智慧、优质能干的劳动者。如1860—1880年，秘鲁华工一铲一车挖装英国投资承包的钦查岛鸟粪1209万吨，创造高达233.33%的利润率。被称为“沉默的道钉”的中国劳工在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创造“一天十英里的铁路铺设奇迹”。然而，中国劳工的优秀非但没有带来尊严和地位，反而遭到各式各样的种族侮辱和污名。1852年，共和党废奴主义干将、淘金者赫尔伯（Hinton Helper）指责中国劳工是“半野蛮人”（semi-barbarians），是只会偷盗麦子的“黑鸟”（blackbirds），对加州毫无益处，且不会效忠美国。1860年，有新西兰报纸转引悉尼报纸，宣称：“毫无疑问，‘约翰’（华工常用英文名——引者注）对肥皂的极大厌恶以及唐人街的肮脏状况是导致麻风这一可怕疾病的主要原因。”1869年，英国驻秘鲁公使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称，中国劳工“被看作整个社会的一种异物”，“从他们的本土带来许多恶习，包括赌博和吸鸦片。这些都是有损于他们的文明和进步的”。

宏观来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殖民扩张带来的人口聚集、人口流动乃至人口贩卖，夏美澳新地区在19世纪60—80年代多出现麻风等传染病流行的情况。较早将华工与麻风病源联系起来的，是夏威夷王国和英属维多利亚自治殖民地。夏威夷皇后医院的希勒布兰德医生（Dr. Hillebrand）称于1853年第一次接诊到麻风患者。1863年4月，他报告称，一种被当地土著哈瓦利人称为“中国病”的新疾病，也就是所谓“真正的东方麻风”，正在迅速蔓延。鉴于希勒布兰德在麻风诊断领域的“权威性”，夏威夷王国移民委员会委托他“前往中国和东印度群岛”调研，尤其要弄清作为所谓传播源头的中国的麻风病情况，以便“能够采取措施来处理和制止麻风传染”。

1865年7月，希勒布兰德发表调研报告，称他在克尔医生（Dr. Kerr）陪同下调研广州最大的麻风村，发现麻风村只从政府获得微薄津贴，还依靠出售麻绳等赚取经费；麻风村管理宽松，卫生状况堪忧，“白天大门敞开，麻风病人四处游荡，在广州街道上乞讨”；中国人认为麻风病是遗传的，到第四代就会消失，他个人则推测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但需要“长期的实际接触”才会传染。因此他的结论是，夏威夷引进中国劳工不会引发麻风流行，毋庸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如果麻风遗传，则可只引进男性劳工；如果麻风传染，亦可仅引进健康劳工。值得注意的是，在调研的同时，希勒布兰德还被夏威夷国王任命为从中国引进“契约劳工”专员。1865年9—10月，由他经办的第一批522名中国劳工（包括95名妇女和3名儿童）从香港抵达夏威夷。他既参与炮制“麻风中国佬”污名话语，强化原有对华工的歧视，又以“医学权威”宣称毋庸担心华工传染麻风病，甚至凭此成功转型为劳工贩子，获取巨额收益。

在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维多利亚于1851年从新南威尔士分离，成为自治殖民地。同期，维多利亚的巴勒拉特和本迪戈等地发现金矿，吸引大批淘金劳工涌入。1854年维多利亚有华人2341人，1855—1856年激增到25424人，绝大部分来自珠三角地区。对维多利亚的白人来说，华工“制造恐慌”、“引起怀疑”，类似“华工带来麻风病”的传言甚嚣尘上。在巴勒拉特华人中传教的杨牧师（Rev. W. Young）受维多利亚州司法部门委托，调查维多利亚华人概况，包括麻风病流行情况。据其报告，截至1867年9月30日，维多利亚的华人矿工总计18092人（若算上从事其他职业的华人，总数约2万人），但仅有麻风华工27人，占华工总数的约1.5‰。其中，巴勒拉特地区发现10名麻风华工，占维多利亚麻风华工总数的37%。1862年，维多利亚政府致函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纽卡斯尔公爵，请他从母国最好的医学权威那里获得有关麻风是否传染的确切知识。英国皇家医生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受委托就麻风病是否传染、强制隔离麻风病人是否必要、英国殖民地麻风病是否常见等问题开展全球问卷调查。

1867年，英国皇家医生学院出版《麻风报告》，高调宣称“全世界不同地方、最有经验的观察者一致反对麻风传染的观点”，任何相反的报告病例都是基于“不完美的观察”；麻风本质上是一种“体质紊乱”，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改善土著居民的健康、饮食和生活条件；广东等中国南方省份是麻风病最流行的区域，患者多是穷人，生活环境低洼潮湿，充满臭气，饮食既不营养也不卫生更不新鲜，生活不检点；相较白人，肤色较深者（如中国人）更容易得麻风。基于麻风非传染病的观点，英国皇家医生学院认为即便华工移民大量存在，亦毋庸担忧麻风病成为“帝国的危险”，毋庸对各殖民地麻风病人进行强制隔离。于是，英国及其殖民地在较长时间内相信麻风“是亚洲人特有的”，“不担心会被传染”。

夏威夷王国希勒布兰德的医学调查报告和英国皇家医生学院全球麻风调研报告，有以下共同点：第一，从医学角度建构起特定种族即中国人与麻风病源的强关联，夏威夷王国和英国各殖民地的麻风重新流行源于华工移民“输入”成为所谓“共识”。第二，两份报告有关麻风发病和是否传染的观点略有不同，但无论其病来自遗传或与生活环境、饮食卫生和文明程度相关，是不会传染或必须长期接触才能传染，都证明了中国人的“劣等”。文明程度高的白人很难患麻风，而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较低的中国人容易得麻风。第三，认为可以继续引入中国劳工，无须强制隔离，但“控制”中国劳工是解决“帝国的危险”的必要途径，进行海关检疫和贩卖健康华工能够阻断麻风“输入”。当时，夏威夷王国、秘鲁、新西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等地种植园和矿区依然需要大量中国自由劳工，两份报告一边对麻风病进行斩钉截铁的种族主义归因，强化“麻风中国佬”的负面形象，一边或在“麻风是否为传染病”上含糊其词，或高调建构存在大量反例的“麻风不传染”的“权威知识”，实际投合上述地区既歧视华工又不愿意放弃巨大经济利益的矛盾心态。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地中国劳工与白人劳工的就业经济矛盾正在激化。1854年6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本迪戈矿区的白人矿工密谋驱赶华工。1855年，维多利亚议会首先通过限制华工入境法令，南澳大利亚（1857年）和新南威尔士（1861年）也相继通过限制华工入境法案，主要形式是入境轮船限载中国人和对中国人加收人头税等。新西兰虽仍然欢迎华工，但也出现排华迹象。1864—1865年，新西兰奥塔哥省邀请维多利亚金矿华工前来淘金，到1871年10月，直航入境奥塔哥的华工超过4000人，引发当地欧洲矿工不满。瓦卡蒂普地区箭镇矿工协会请求新西兰国会采取切实行动禁止华工涌入。金矿区委员会主席郝敦（C. E. Haughton）亦大力推动立法、排斥华工。新西兰国会于1871年8月29日设立“华人移民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Chinese Immigration），就华工“威胁”及处置措施展开调查。值得注意的是，9月，此委员会中就有委员质疑“加强检疫能防止麻风输入”的结论，提出“麻风潜伏于血液，随时都可能爆发”观点，意即即便令海关在中国港口例行检疫，不许病人登上移民船，也无法杜绝麻风潜伏者出境，以“麻风中国佬”为借口鼓噪排华。维多利亚、南澳和新南威尔士等自治殖民地与新西兰排华风潮的酝酿和初步实施，及其与“麻风中国佬”污名的关联，埋下英国及其殖民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持续讨论所谓“帝国的危险”和90年代澳大利亚各英属殖民地强制驱逐麻风华工的伏笔。

二、美国排华与“麻风中国佬”驱逐政策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此后采矿业成为加州主要产业，愿以低廉工资从事采矿业的中国劳工受到欢迎。1851年至1860年，共约4.1万名中国劳工移民美国。然而随着矿产资源逐渐枯竭，急剧增长的中国劳工引起恐慌和排斥。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美国船只贩运华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份限制形式的排华方案。此后随着中央太平洋铁路通车，大量中国劳工转向农业、餐饮和洗衣等行业，被美国劳工部门视为对被解放黑人和白人移民就业机会的巨大威胁。

1870年，美国通过《联邦归化法》，实际上禁止中国劳工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官方和报刊媒体也开始制造中国劳工“无益于美国建设”舆论，进步主义者“如果没有中国劳工，太平洋各州的发展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的观点遭到质疑。1877年，一份美国参众两院联合报告指控中国劳工“渗入各行各业如此厉害，致使白人难于就业，闹得年青男子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年青妇女则被迫从事不道德的职业赖以维持生活”。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相关移民法案在名称上尚未明示“排华”，但充斥着对华工移民的种族歧视，是“无名有实”的排华法案。与英属澳洲殖民地不同，美国在将华工与麻风病必联起来之前，就存在官方化、成规模、根源于经济的排华反华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医学层面的“华工带来疾病”是美国排华反华重要借口。1862年，加州一位与美国医学会关系密切的医生阿瑟·斯托特（Arthur Stout）出版《中国移民与一个民族衰落的生理原因》，宣称“允许一个劣等种族进入，就是在自我毁灭。一个保护其人民的政府应该努力维护种族的纯洁性”，将华工移民、疾病议题、种族纯洁和政府职责联系起来，要求政府控制华工涌入。1876年7月，来自加州的参议员萨金特（Mr. Sargent）指责中国劳工“带着他们所有的传统恶习来，他们不适应我们的制度”，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美国文明将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否经受得起感染全世界人类的所有恶习、疾病和伤害，而维护我们的美国文明？”，提请禁止所有中国移民进入美国。1882年3月6日参议院辩论中，参议员斯莱特（Mr. Slater）称中国劳工移民是最底层的中国人，给美国带来污秽、疾病和传染病，是不会皈依美国、对税收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的外国人。

1871年，一位在旧金山天花医院就诊的华工被诊断患有麻风。自此，“麻风中国佬”成为美国排华反华浪潮中的特定议题，成为这一浪潮自我合理化的衍生。美国的议员政客、记者医生和沙地党分子等共同发起针对中国劳工，尤其是麻风华工的种族污名构陷和暴力驱逐阴谋。

1878年3月，加州激进排华反华鼓动者奇亚民在演讲中宣称，“旧金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城市”，“我宁愿看到旧金山沉入海底，也不愿其成为麻风中国佬之家”。奇亚民的支持者奥唐奈医生（Dr. O’Donnell）甚至计划通过“麻风中国佬秀”来“有力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必须滚’”。1882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排华法案》，其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具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排斥法，也是美国政府第一次通过种族和国籍限制特定移民群体，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排华合法化，催生和激化了一系列排华暴力行为”。1884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奥唐奈医生“已经为带着两名麻风中国佬的东部之行作好完美安排”，他计划访问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等地并发表演讲，向东部人民展示放任中国劳工移民造成的“后果”。10月，新西兰报纸全文转载《纽约晨报》刊登的奥唐奈医生“麻风中国佬秀”新闻，称奥唐奈医生搜集展示旧金山200名“麻风中国佬”照片和多张白人麻风病患者照片，并对4名白人男性麻风病患者和2位白人女性麻风病患者的病源作特别说明：食用中国移民所摘水果、穿中国移民所洗衬衣、吸中国移民生产的香烟、雇用中国移民放牧、雇用中国仆人和与中国移民同船。另外，奥唐奈医生还用“麻风中国佬”在夏威夷和菲律宾传播麻风病的“事实”警示美国，用旧金山“警示”纽约和芝加哥：“我不想看到我的国家像那些岛屿一样遭到毁灭”。虽然奥唐奈医生的“麻风中国佬秀”最后因美国东部诸多城市市政当局质疑而停止，但这场莫须有的闹剧，制造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劳工移民的大规模恐慌。

在议员政客和沙地党分子建构“麻风中国佬”污名时，一些美国医生出面，为“麻风中国佬”污名提供“医学见解”。1881年，旧金山的墨菲医生（Dr. James Murphy）称中国移民带着麻风病登陆西海岸，“侵袭了旧金山的白人”，两周之内已有16位白人病患向他求诊，“所有病例都无法治愈”。1883年，另一位旧金山医生宣称，“白人中有相当多麻风病例”，“那些吸食麻风中国佬制造的廉价香烟的男孩们的嘴唇和舌头上都有麻风痕迹”。1887年，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化学系主任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称，他在旧金山、新奥尔良和纽约的华人洗衣店里，目击许多处于疾病早期阶段的“麻风中国佬”，他们把水含在嘴里，然后吐在熨烫好的衣服上，“考虑到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疾病的可能性，这种做法就更加令人厌恶了”。按照他们的所谓“专业观点”，麻风病能够附着于日常生活用品中，麻风华工在唐人街“制造”麻风，是白人感染麻风病的源头。另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皮肤医学教授蒙哥玛利（Douglass Montgomery）提出：“就社会条件而言，麻风病在人际间传播的机会是平等的……一些美国人必然受雇于唐人街，许多华人进入美国家庭成为佣人。事实上，我们以上千种方式混合在一起，而且不可避免”，“毫无疑问，美国人有可能成为麻风病人”。

在排华法案出台、舆论鼓噪、医学“证明”的多重合力下，美国成为最早实行强制驱逐所谓患有麻风病的中国移民政策的国家。1873年6月，在得知有不少于1.5万名包括“麻风病人”和“小偷”在内的中国劳工正在香港等待、将搭船来美国时，《爱达荷世界》危言耸听称，他们是对“国家和人民未来的道德和卫生状况”的巨大威胁，“有必要用武力驱逐这些可怜虫”。1876年8月，旧金山医院将14名患有麻风病的中国移民遣送回中国。1878年，旧金山市政当局通过决议，命令卫生、警察和医院委员会建立麻风收容所，逮捕并监禁患有麻风病的中国移民，“直到有机会用船将他们遣送回中国为止”。逮捕、临时收容、强制驱逐麻风华工和严格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成为美国政府的两种主要排华反华措施。

当代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员特劳纳（Joan Trauner）从美国西海岸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的反华偏见出发，认为1870—1905年华人之所以被指为麻风、鼠疫等传染病的源头，根本原因在于虽然唐人街被视为“传染病实验室”，旧金山政府却不愿为中国移民提供健康服务；市政卫生政策有意忽略中国移民，对麻风华工的临时收容隔离只是为了将他们驱逐回国；中国劳工实际上是旧金山政府卫生项目失败的“替罪羊”。不过特劳纳并未分析旧金山政府对麻风华工的污名建构，以及美国实行基于反华偏见的驱逐政策的缘由。

美国首先利用偏颇的统计数据，证明强制驱逐麻风华工的“必要性”。夏威夷莫洛凯麻风岛10年中（1866年1月6日至1876年3月31日）收治麻风病患者1570人，内有华人12人，占比仅7.6‰。1886年，岛上统计共有3076名麻风病人，华人仅22名，占比7.2‰。但据旧金山天花医院监事会主席莱希恩巴赫（John Reichenbach）统计，该院1871—1883年收治79名麻风病患者中有76人是华人，占比高达96.2%。另据一位加盅汤生官员统计，1871—1890年加州共发现128例麻风病患者，华人114例，占比89.1%。相较夏威夷，美国的麻风华工之于整体麻风病患者的占比畸高，以致不符合医学规律，表明美国的麻风收容措施实际上直接针对麻风华工，以夸大麻风华工占比，证明其排华反华的“正当性”。

其次，美国用赤裸裸的唯利是图逻辑，证明强制驱逐麻风华工的“经济性”。1885年旧金山《市政报告》刊登统计称，1883年12月31日至1887年10月，旧金山天花医院为收容麻风华工产生大量花费，治疗、住宿、维持费总计35000美元。而该院收容76名麻风华工中的48名分别于1876年8月、1879年6月和1880年12月被驱逐回中国，所花费用（包括旅费在内）仅为人均50美元。1879年驱逐17名麻风华工时，旧金山市政府得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协助，中国领事为每位麻风华工提供毯子、两天食物和10美元补贴，旧金山市政府仅为每个“麻风中国佬”支付33美元路费。每人一次性支付33美元或50美元，与数万美元费用相比，唯利是图者自然选择更“经济”的强制驱逐方案。

最后，美国用种族主义有色镜，建构驱逐麻风华工“合理性”。1854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对禁止华人“为支持或反对白人”作证的法规进行广义解释时称：“（华人）除非迫不得已，不承认本州的任何法律；带来偏见和民族仇恨，沉迷于公然违反法律；其撒谎癖众所周知；他们天然被标记为劣等人种……大自然在他们和我们之间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鸿沟。”1888年初，一位夜访旧金山唐人街的白人露骨宣称：“麻风只是中国佬所患的可怕疾病之一”，必须“把中国佬视为敌人，阻止他们来到我们的海岸。因为闸门一旦打开，纯真、诚实、道德和宗教都将永别”。禁止中国劳工入美和驱逐麻风华工，都是为保证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纯洁”。

总结而言，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用偏颇的统计数据、赤裸裸的唯利是图逻辑和种族主义有色镜，建构“麻风中国佬”污名，对麻风华工发起所谓“文明战争”。同期，英属澳洲殖民地上演了同样一幕。新西兰的《奥塔哥日报》利用夏威夷的例子警告，中国佬带来麻风“这种令人厌恶、悲惨和致命的疾病，已经紧紧抓住了国家的要害”。曾任英属新西兰殖民地总督、总理的格雷爵士（Sir George Grey）宣称，“在新西兰群岛，麻风病某种程度上长期存在，但当地人以前通过隔离麻风病人，几乎完全将其消灭”，而夏威夷的案例证明中国人的到来将导致麻风等疾病流行，因此“大量中国人进入新西兰时，不仅麻风病，其他疾病必将随之而来”。澳大利亚医学官员、流行病学家汤普森（John Ashburton Thompson）在追溯澳大利亚麻风病源时强调：“在已观察到麻风的地区，即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西澳大利亚，只有中国佬值得关注，因为他们构成了（已知的）输入麻风病的唯一来源。”在此背景下，英国皇家医生学院1867年全球麻风调研报告的结论，遭到其殖民地麻风流行状况的不断挑战，英国资产阶级和殖民者继续将麻风华工污名为“帝国的危险”，乃至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也发展出强制驱逐麻风华工的政策。

三、英国及新西兰解决“帝国的危险”尝试

英国政府按照英国皇家医生学院1867年麻风报告的“权威结论”，由殖民地部向所有存在麻风病患的殖民地总督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向当地立法机构建议废除所有授权隔离麻风病患的法案，并要求尽快关闭麻风院”，但遭到普遍抵制。美国俄亥俄州长期关注麻风病患救助工作的牧师穆尔哈内（Rev. L. W. Mulhane）在《麻风与教会慈善事业》中批评英国皇家医生学院教条地宣扬麻风不传染的谬论，导致英属殖民地麻风流行，以及英国“以最可怕的恐惧”看待所有来自殖民地的移民和产品。种族主义的“麻风中国佬”污名不绝于耳，英属澳洲各殖民地，尤其是新西兰，同样将“麻风中国佬”污名话语作为排华工具。

1870年《奥马鲁时报与怀塔基报道》的社论“把中国人看成是社会的麻风”，宣扬应“将中国人驱逐出奥塔哥”。1873年《晚星报》以夏威夷为例，称“最令人不快的是，（麻风）这种疾病正在白人居民中出现，甚至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也不例外”。1879年《新西兰先驱报》指责“异教徒”中国人大部分住在地下，厨房令人作呕；嗜赌如命，苦力尤其沉迷于鸦片；华人鱼摊和蔬菜摊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有麻风病，令人不忍直视。为“合法解决”新西兰华工问题，1871年9月18日，曾在中国生活过3年的约翰·梅特兰（Mr. John Maitland）在华人移民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广东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道德败坏的种族”，“他们普遍肮脏，甚至上层社会也非常肮脏”。在9月25日听证会上，詹姆斯·赫克托尔（James Hector）根据他在加州矿区、旧金山唐人街和澳大利亚见到的中国劳工情况，宣称中国移民不会改变自己的习惯，“他们是堕落的，是麻风佬”。按照梅特兰和赫克托尔的观点，从以广盅酞中心的地区出发的中国劳工背负着“不洁净的华南”原罪。这些中国劳工抵达旧金山和新西兰后，首先是麻风病“输入者”；当他们安顿下来开始工作生活，又成了麻风病“制造者”和“传播者”。由此，解决本地麻风病流行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立法禁止来自“麻风故乡”的中国劳工入境。

1879年，新西兰总理格雷向国会递交《新西兰殖民地华人移民备忘录》，从种族纯洁和文明进步角度论证抵制华工的必要性，尤其强调华工移民是太平洋所有岛屿麻风流行的罪魁祸首。在他推动下，新西兰国会启动限制华工移民法案讨论。1881年有报刊称，“抵制中国人最主要的原因是麻风病。美国人已经患上这种可怕的疾病；如果我们的立法机构尽职尽责，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疾病传入”。另一份评论称，“比天花更大的祸害可能会传入，即麻风，议会应尽最大努力阻止中国人涌入，一旦确定措施就应马上实施，否则就会太晚”。对于格雷等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麻风中国佬”污名是推动排华法案的工具。同年，新西兰众议院和立法委员会先后通过《华人移民法案》，此法案于1882年得到英国女王批准，华人入境必须缴纳人头税，船只必须满足较高的货物额定吨数才能携华人入境。

讽刺的是，达到排华目的后，“麻风中国佬”的污名反而有所减轻。1889年《新西兰先驱报》称，“在激动出汗时洗澡是热带国家最常见的结核型麻风的发病原因”，“不健康的饮食，尤其是过量食用咸鱼、不洁的空气和不洁的个人卫生，都是诱发麻风病的原因”，“即使是最富裕的群体也无法幸免”，将白人患麻风病遍因于生活习惯而非麻风华工传染。可见“麻风中国佬”污名仅是新西兰政府推动和合理化排华法案的工具。当然，虽然新西兰“麻风中国佬”污名相对减轻，但依然歧视麻风华工。据《布鲁斯先驱报》报道，当地医院拒绝一位麻风华工入院治疗，“这种不人道行为的表面原因是他是个麻风病人，真正原因可能是他是个中国麻风病人。无论如何，欧洲人不可能受到类似的待遇”。既不驱逐，亦不收治，成为19世纪末新西兰政府对境内麻风华工的“非策之策”。20世纪初，零星发现的麻风华工同新西兰的非华人麻风病患一样被集中到鹌鹑岛强制隔离。

英国殖民地总督将其统治地区麻风病的重新流行归罪于“麻风中国佬”，且不断质疑英国皇家医生学院“麻风不传染”的观点。1887年2月，英国皇家医生学院书记官温菲尔德（Edward Wingfield）收到殖民地事务大臣霍兰德爵士（Sir Henry Holland）指示，希望该院就“近年来的经验是否有理由质疑医生学院以前所持的观点”，“强制隔离麻风患者是否是一项应得到内阁大臣认可和批准的措施”等问题作出答复。

8月16日，皇家医生学院回函，为“麻风不传染”观点辩护，并提出“隔离”方案。回函称，“学院十分清楚，对于麻风病的传染性存在很大分歧，许多殖民地医生和居民并不赞同学院在1867年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但“如果麻风病有任何传染因素，也不会比梅毒更可怕，而梅毒患者通常不被认为必须强制隔离”。在未推翻其1867年麻风报告观点基础上，学院作了3点修正：首先，学院承认，对麻风病理开展更深入研究和调查将“证实或消除对麻风传染性问题的任何疑问”；其次，虽然学院认为强制隔离是不合理的，但设立麻风院或适当管理的麻风患者收容所是可取的；最后，“麻风院不应被视为监狱”而应被视为“避难所”，使麻风患者能在麻风院“得到善意的关怀和享受健康生活所必需的简单条件”。从医学角度说，相较1867年的报告，皇家医生学院3条建议貌似有一定进步，但细究起来没有一条具有实际价值。首先，所谓的“更深入研究和调查”只是一句无法实现的场面话；其次，所谓国家援助建立麻风院以隔离麻风病患，对英国本土那样几乎没有麻风病患或如澳洲等仅有不到百名麻风病患的殖民地而言或许有意义，但对如印度那样有数十万麻风病患的殖民地而言毫无意义，因为不可能强制隔离那里所有的麻风患者。皇家医生学院回函的三条建议，仅仅是保全“颜面”和维护所谓医学“权威”的修辞术。

皇家医生学院不愿改变其结论的高傲态度，以及英国各殖民地麻风病日益流行的事实，令英国各殖民地更怀疑且不接受其观点，“麻风中国佬”污名日益系统化。同时期的英国喉科医生麦肯锡爵士（Sir Morell Mackenzie）指责上述结论是麻风病可怕复苏的罪魁祸首，“用以减轻病祸的措施被放弃，女王陛下治下的麻风病院都被打开，每一个都把病毒污染排放到附近的健康生命之流中”。1887年，曾担任军队牧师的英国传教士莱特（H. P. Wright）致函《泰晤士报》，称“麻风中国佬”蜂拥而至，“密密麻麻地拥挤在小屋中，漠视一切卫生防护措施……与欧洲人自由地混在一起，以致麻风病传染至世界每个角落”。1888年11月，莱特再次通过《泰晤士报》向英国政府呼吁重视麻风病“具有传染性，可以在任何时候传播到任何地方”的事实。1889年，莱特将两次投书《泰晤士报》的观点扩充为《麻风病：一种帝国的危险》一书，系统论证“麻风中国佬”正在使英国及其殖民地陷入“危险”。

1889年4月15日，在夏威夷莫洛凯岛长期照顾麻风患者的比利时传教士戴勉神父（Father Damien，原名Josephde Veuster）因感染麻风病而身亡，此事既证明麻风传染，亦证明麻风致命，英国及其殖民地陷入更大的恐慌。具体来说，第一层是麻风病知识恐慌。英国皇家医生学院1867年麻风报告结论及1887年不痛不痒的修正观点遭全面批评和否定，麻风病知识迫切需要更新；第二层是麻风病解决方案恐慌。英国及其殖民地迫切需要一种既能“防范”麻风华工，亦能少建或不建麻风院的“最佳方案”。在此背景下，1887—1896年在香港从事医务工作的英国医生康德黎（James Cantlie）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麻风病理学，明确提出“麻风是通过长期接触传染的传染病”观点，开出“强制驱逐麻风中国佬回中国”的药方，获得英国及其殖民地认可。

四、康德黎与澳大利亚驱逐麻风华工

1889—1896年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的英国医生康德黎，以孙中山的医学老师、在孙中山被清政府驻伦敦使馆诱捕后出面营救而知名。在医学领域，康德黎“最主要的贡献在热带病外科、肝脏脓肿、口炎性腹泻、脚气、癌症和麻疯病治疗方面”，但他同时也是“麻风中国佬”污名的鼓吹者，是英属殖民地驱逐麻风华工回国政策的间接推动者。康德黎日记中首次提到麻风病是1889年6月，或与6月18日威尔士亲王主持发起麻风委员会以“永久纪念已故戴勉神父为人类所作的贡献”有关。在稍后举行的英国国家麻风基金会（the National Leprosy Fund）执行会议中，代表们对麻风病起源和病理争执不下。由此，英国国家麻风基金会决定抛开皇家医生学院，再次发起有关英国各殖民地麻风病分布及致病原因的调查，重点考察麻风流行地区的环境、卫生和饮食，并要求提出处置办法。

作为对英国国家麻风基金会新调研任务的回应，香港医学会于1889年10月邀请康德黎作有关香港麻风问题的演讲。为此，康德黎对香港东华医院的两位中国医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1887年2月至1889年8月香港雅丽氏纪念医院收治的125位麻风患者进行流行病学分析。他的结论是：麻风是一种潜伏期不定的传染病，只有“长期的密切接触”（prolonged intimate contact）才可能被感染；香港麻风病的源头是以广盅酞中心的珠三角地区；香港当局不应在当地建立麻风院，而应强制将所有的麻风患者遣送回广州。这是康德黎首次将香港麻风病的流行归因于“麻风中国佬”，提出将其驱逐回“不洁净的华南”的方案。

1890年1月，英国国家麻风基金会为筹集印度麻风病治疗资金举行慈善宴会。曾任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安德鲁·克拉克爵士（Sir Andrew Clarke）鉴于“麻风正在四处蔓延，威胁着文明”，希望麻风基金会进行更广泛调研，提出消除“帝国的危险”的有效措施。康德黎在完成香港麻风报告后，又于1890年12月调研广州和澳门两地麻风院村，以“比较中国和欧洲政府是如何通过隔离来处置麻风病患”问题。康德黎认为，相对隔离的广州模式并不理想，麻风病人聚集区是“疾病滋生的温床，是疾病有计划传播的中心”；绝对隔离的澳门模式更值得肯定和推广，“澳门的麻风院符合所有要求：不仅绝对隔离，而且法律规定麻风病人必须独身”。在他看来，无论华南地区还是香港地区，无论东南亚还是澳洲，华人聚集是当地麻风流行的根本原因；处置“麻风中国佬”的最优方案是澳门模式，即将麻风患者驱逐到一地进行严苛隔离。然而，上述只是康德黎调查报告的“言中之意”，其“言外之意”是：广州模式“不文明”，导致麻风流行，但政府花费较少，负担不重；澳门模式“文明”，能够成功阻断麻风流行，但政府持续负担麻风院开支，花费极大。由是，在经济利益面前，康德黎重申：将香港麻风患者驱逐回广州而非就地筹建麻风院，既能阻断麻风流行，又毋庸负担经费，是英国各殖民地解决麻风华工问题的“良方”。

1892年，英国国家麻风基金会初步汇总各殖民地递交的调查报告，“麻风被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尽管它的传染性很低”，但“报告也不赞成强制隔离”。为探究“帝国的危险”解决方法，英国国家麻风基金会于1894年1月再次发布面向英国及其殖民地所有医生的有奖征文。康德黎参加了此次征文，采取问卷调查这种老套且主观的方法，将东南亚、澳洲和太平洋岛屿出现麻风病遍咎于中国劳工移民，强调：“中国苦力在哪里安家，哪里就有麻风……在没有麻风的国家，将麻风中国佬送入收容所，最终会使该地成为新的麻风传染中心。”此为康德黎第三次建议英国及其殖民地采取强制驱逐而非就地隔离麻风华工措施。这篇并不科学、旧调重弹的论文却荣获此次征文大赛头奖，成为康氏的传记作者眼中一篇“划时代”的专题论文，原因何在？

首先，康德黎有关“麻风中国佬”的论证逻辑和结论迎合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各殖民地对麻风病的认知需求。前文已经论及，英国及其殖民地根据1867年麻风报告，将麻风病重新流行归因于“麻风中国佬”的输入；及至1873年发现麻风杆菌以及1889年戴勉神父之死，殖民地白人感染麻风病例增加，他们进一步指控“麻风中国佬”是将麻风病传播给白人的罪魁祸首，是“帝国的危险”。某种程度上说，康德黎的结论可以取代1867年和1887年英国皇家医生学院不准确且令人不满的结论，成为新的支持“麻风中国佬”污名并对其采取措施的“医学权威”。

其次，康德黎调研报告开出的“强制驱逐而非隔离麻风中国佬”的药方，高度契合英国及其殖民地以较少代价处置麻风患者的经济需求。1876年，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与广州地方政府就香港的非英国籍麻风患者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广州方面同意接收，只要求香港方面“提前两天”通知移交事宜。香港总督据此提出搭建一个临时收容所，以完成“遣送前收容二晚”任务，当然实际依然有部分患者被香港当地医院收治。1890—1891年威尔士亲王组织三人调查小组赴印度调研麻风问题，他们的最终报告“不鼓励采用有系统的麻风隔离作为一种公共卫生措施”，英属印度政府也对“强制性地、有系统地隔离数千名麻风患者的费用和麻烦”深表不满。香港殖民政府花费“二晚隔离收容”代价遣送麻风患者回广州，与印度等不满支付“隔离数千名麻风患者的费用”一正一反两个例子说明，强制驱逐方案廉价且永绝后患，更符合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利益”。

最后，康德黎调研报告是对主张强制隔离的非英国观点的有力回击，符合其政治需求。麻风杆菌发现者、挪威医生汉森在1897年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上公开宣传：我们有经验，知道必须如何去做才能根除麻风病，只要把他们关进隔离中心，好好治疗，麻风病很快就会绝迹。强调强制隔离麻风病患的柏林方案，是国际麻风防治界有关麻风病理认知进步的自然结果。但英国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有着数量庞大的麻风病人，标榜“慈善救济”的英国无论如何都难以且不愿意承担救济全部麻风患者的责任。故而，英国和英属印度虽受邀但均未参加柏林会议。

康德黎的强制驱逐方案主要在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落地实施。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在19世纪50年代通过限制华工入境法令。但1860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规定，“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三个殖民地的排华法案与此条约内容相悖，故而英国命令它们废除排华法案。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先后于1861年、1865年和1867年废除排华法案。然而，1877年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又掀起排华运动，直至八九十年代实行统一且更加严苛的排华政策。一方面，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总督老调重弹，“在澳百业，华工是白人工人的劲敌，如不加以限制，听其竞争，必然导致工资低廉而使白人工人生活窘迫”，“华侨的生活习惯使他们易于生存而且能赚很多钱，欧洲移民及其家属却将挨饿或饿死”。另一方面，“麻风中国佬”污名再次在排华浪潮中推波助澜。1881年，一份新西兰报纸宣称新南威尔士的中国移民给当地带来“一种无法治愈和最令人厌恶的疾病——麻风——的种子。这是一种活死人病”。1888年12月，一份澳大利亚报纸的评论文章称：“我们小心防范（外来的）狗会把狂犬病带进国内，我们却没有防范中国苦力会引进和散播麻风病。麻风病是比狂犬病包为可怕的疾病，对澳大利亚人的威胁也更大。众所周知，中国佬远比其他人更易患麻风，而且麻风病菌通常会先出现在其手上。我们也知道麻风是通过接触传染的。然而我们却心平气和地容忍低阶级的中国佬叫卖蔬菜水果，而且很少有白人在吃‘约翰’亲手交给他们的苹果或橘子之前，会花功夫先洗这些水果。”按此文观点，“麻风中国佬”具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医学的，麻风是比狂犬病包严重的传染病，麻风华工是传染源。第二重含义是社会的，中国劳工移民垄断了种植业和零售业，是职业和行业领域的“麻风”，是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第三重含义是国家或种族的，殖民地政府引入华工，放任“高贵”白人与带来麻风的“低贱”华人共处，后者是污染白人社会的“麻风”。

康德黎报告和文章发表后的1896年，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等殖民地宣布“已经找到摆脱麻风中国佬的方法”，即在中国政府协助下，将麻风华工遣送回国。维多利亚也声称自己“为殖民地清除麻风中国佬立下汗马功劳”。它与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政府联合租用一艘特殊的蒸汽船，将至少24名麻风华工（19人来自悉尼，5人来自昆士兰）遣送回中国（原计划还包括来自墨尔本的3人）。1897年7月，澳大利亚又将4名麻风华工从昆士兰遣送回中国。据称新西兰也有将个别麻风华工驱逐回中国的记录。

至19世纪末，西方国家处置麻风病人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挪威麻风隔离医院模式。自1873年挪威医生汉森发现麻风杆菌，挪威采取强制医学隔离措施，至19世纪末较为有效地控制了麻风蔓延。第二种是夏威夷的麻风岛模式。夏威夷王国自19世纪中期注意到麻风流行后，创办莫洛凯麻风岛，将发现的麻风患者强制驱逐、隔离到岛上，成功扼制麻风病进一步流行。类似政府主导的流放式麻风岛模式的强制隔离对象并不区分国籍和民族，主要面向占绝对多数的本地患者，也包括数量极少但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华人麻风患者。1905年马萨诸塞的帕尼克斯麻风岛（Penikese Island）、1906年新西兰鹌鹑岛（Quail Island）、1909年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麻风岛（Culion Island），等等，都是夏威夷麻风岛的翻版。上述两种模式之外，还存在专门针对麻风华工的“禁止—驱逐”模式：既禁止华人移民入境，阻断麻风病输入；又将境内麻风华工强制驱逐回中国。该措施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加州，复兴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康德黎建议，再次实践于19世纪末的英属澳大利亚各殖民地。

结 语

回顾19世纪下半叶夏威夷、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区麻风病流行史，可以发现它们不约而同地将麻风流行与中国劳工移民联系起来，而其处置麻风华工方案呈现地域性、阶段性差别。

19世纪60年代的夏威夷王国虽然将麻风病遍因于中国劳工移民，并筹建莫洛凯麻风岛，但当地未出现官方化、成规模的排华浪潮，此后发现之新麻风患者，不分种族和国籍都被强制送往该岛隔离，麻风华工数量实际不多（约7‰）。上述麻风病患处置方式相对人道，但花费巨大（每人约130美元/年）。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面临解放后黑人劳动力和白人移民需要大量就业机会的问题，中国劳工成为“眼中钉”和“经济威胁”，随着排华政策逐步升级，议员政客、报刊媒体、沙地党分子和医学界不断强化“麻风中国佬”污名以合理化排华浪潮，并迅速演化出针对麻风华工的强制驱逐政策。新西兰的排华浪潮与“麻风中国佬”污名酝酿于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到顶峰，然而排华政策出台后，“麻风中国佬”污名也随之式微，其筹建麻风岛和隔离政策并不针对特定种族和国籍，清晰证明麻风“疾病污名”的工具性。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三个英属澳大利亚自治殖民地的排华法案出现最早（19世纪50年代），随着华工“经济威胁”程度的变化时断时续，最终逐步严苛化。1862年维多利亚政府的“麻风知识咨询”引出1867年英国皇家医生学院的麻风报告，初步建构“麻风中国佬”的种族污名，19世纪90年代康德黎的强制驱逐方案又主要在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付诸实践。“麻风中国佬”污名最终发展成针对麻风华工的驱逐回国政策的，只有地域广大、中国劳工移民众多、不同种族经济就业矛盾最大的美国和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证明“麻风中国佬”污名及驱逐政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所谓“中国劳工带来麻风”，而在于西方世界对中国劳工的种族歧视和经济嫉恨。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国门，证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所谓“压倒性优势”。英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通过商人、传教士、医生、记者甚至议员政客等，按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劣”的等级序列重构与中国相关的话语体系。夏美澳新地区的中国劳工移民容忍恶劣的生存工作环境、创造出巨大财富贡献，却依然被贴上“野蛮、落后、低劣”标签。

当西方对中国劳工移民感到“恐惧或不适”时，带有浓厚种族主义和等级文明特征的话语体系，很轻易选中“麻风华工”这一人数甚少但隐喻更强的群体，建构起一整套“麻风中国佬”舆论污名、道德污名和种族污名。三重污名话语的核心是种族污名。夏美澳新地区西方人将来自“不洁净的华南”的中国劳工移民，污名为背负“异教徒、唯利是图、肮脏污秽和道德败坏”四重原罪的“麻风中国佬”，是“输入、制造、传播”麻风病的“病体麻风”；是与基督教文明和白人种族格格不入的“黄种麻风”；是落后和不文明国家构成“帝国的危险”的“国族麻风”。西方资产阶级和殖民者在其逐利和自大本性驱使下导演排华反华丑剧，制造“麻风中国佬”污名，以致发展出强制驱逐麻风华工政策。

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麻风中国佬”污名的建构，反映其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美国至上的种族主义立场，和西方“文明”、东方“低劣”的等级文明谬论。即便没有麻风华工，他们贬低歧视中国人的行径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近代以来，类似官方化、大规模、成系统的污名层出不穷，是极为负面的历史遗产，恶劣影响及于今日。在国际事务中，英美等国如同对待麻风华工一般，不断利用“东亚病夫”、“西亚病夫”、“黄祸”等种族污名话语，矮化落后民族、牺牲弱国权益、制造地区争端、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然而，英美基于种族主义和文明等级的话语霸权，与人类多元文明平等共处的大趋势背道而驰，虽然帝国主义制造的各式污名一时逆流滔天，但终将被历史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