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居世界”观念演变

古希腊“人居世界”术语最初指代人们居住之地，及至公元前6世纪，借助神话—史诗叙事具象化为被大洋环绕的中心对称型岛状大陆。随着希腊殖民扩张和地中海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展开，实证地理学开始挑战传统图景，希罗多德更是借助东方地理知识将“人居世界”转化为政治治理空间。亚历山大东征标志着“人居世界”观念的帝国化转折，将此概念彻底重塑为一种服务于帝国统治的权力疆域观。此种认知范式不仅深刻形塑后世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欧洲理解世界的方式，还奠定西方世界“帝国”想象的基本逻辑。

古代希腊，“ο?κουμ?νη”（人居世界）术语源自动词“ο?κ?ω”（居住）和名词“ο?κο?”（居所），最初指代人们居住之地。随着神话诗学、哲学思辨和地理学发展，以及地中海政治结构变化，该概念逐步用于指代整个已知“世界”。在历史演进中，作为地理学术语的“ο?κουμ?νη”,逐渐成为地中海文化圈建构其世界观的核心框架，不仅凝结了时人对世界的认知，而且承载着对世界秩序与权力结构的想象。

西方学界高度重视“人居世界”观念研究。德国学者克尔斯特系该概念早期研究者，其1902年于莱比锡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古代“人居世界”观念及其政治与文化意义》，次年经修订扩充后成为该领域奠基性文献之一。他认为该概念不仅是一个地理单位，还具有政治和哲学意义，视其为文化或国家实体统一背后的理念，强调应通过共同法律或内在一致性维系此种统一。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发展，“人居世界”相关议题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奥尔登堡大学教授索莫借助“人居世界”概念探讨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全球性特征。2016年出版的《博睿古代地理学指南：希腊与罗马传统中的“人居世界”》，汇集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地理学和制图学发展多项议题，唯独没有对“人居世界”观念加以辨析。此观念尚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关注，目前只有徐晓旭、鲁博林、白春晓等少数学者考察过古希腊世界观和地理观，张新刚考察了“疆域”概念与城邦权力秩序的关系，艾仁贵探讨了陆地划分方式所体现的“欧洲优越论”。总体而言，对“人居世界”观念的认识有待深入。

“人居世界”观念体现了古代地中海世界在地理、文化和政治上的整合倾向。本文的讨论涉及公元前8—前4世纪古希腊，主要着眼于荷马史诗、前苏格拉底哲人残篇、周航记，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以及关于亚历山大的史书记载等多类型文献。探讨“人居世界”观念的演变，也即探究其从神话秩序转向帝国权力疆域的三重整合进程：“人居世界”的初始形态根植于史诗传统和神话叙事，通过划定“边界”提供抵御混沌的认知屏障；至古风时代，希腊殖民活动与跨文明接触推动该概念实证重构，在希罗多德笔下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地缘政治框架；最终，亚历山大在亚里士多德影响下，借助空间治理技艺实现该概念的政治投射，从而将其彻底转化为权力疆域观念。本文通过考察“人居世界”在哲学、地理与政治实践不同层面的嬗变，尝试揭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空间想象与权力逻辑的交织过程，为理解古希腊罗马传统中“帝国”观念的形成与演进提供新视角。

一、古希腊神话、史诗中“人居世界”的秩序隐喻

从词源看，阴性名词“ο?κουμ?νη”源自动词“ο?κ?ω”,基本含义为“居住”。“ο?κουμ?νη”原本是动词“ο?κ?ω”的现在时中动态或被动态分词的阴性主格形式。该分词常用于修饰名词“γ?”（大地），意为“被居住的（大地）”。当其独立使用并固化为名词时，则特指“有人居住的大地”或“人居世界”。该概念在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定义，但依据现代史家的分类，“ο?κουμ?νη”有多种含义，根据其指代范围大小，可分别用于描述“希腊文化圈”（绕地中海大陆及沿岸区域），包括非希腊人在内的全部“已知的、被人类占据的地球部分”，同时也涉及未被人类占据的部分，以及更广泛的“整个地球表面”甚至“地球整体”。就传世文本而言，该术语最早可追溯至希罗多德的著作，其以属格形式“τ?? ο?κεομ?νη?”出现，表示“世界上的”（偏远地区）。有两点值得注意，“ο?κουμ?νη”概念与大地紧密关联，使得一切对“世界”的宇宙论描述紧贴“大地”观察视角。此外，尽管“γ?”也可作为指代“世界”的地理概念，但“ο?κουμ?νη”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指涉地理空间，还特别强调人类的存在及居住行为所赋予的意义。

现存最早关于“世界”的描述来自神话和史诗传统，诗人荷马因而被后世追认为地理学先驱。在《伊利亚特》第18卷中，火神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铸造一副战盾，通过五重同心圆浮雕结构，具象化了荷马史诗中“世界”的宇宙论图景。该战盾分为五层：首层展示自然的本体论结构，由大地、海洋与天体共同构成；第二至四层分别呈现人类政治共同体、农耕与牧业活动；最外层以“额开阿诺斯河（?κεαν??，即大洋）磅礴的水流”将整个世界封闭在有限场域内。此种空间叙事揭示荷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种栖居空间，人类从事的各项活动并非发生在“环境”中，而是与诸如天体运行或季节更迭等自然规律一样，运转于宇宙论秩序下，通过实践行为与大地共享存在根基。在盾牌呈现的微观宇宙中，“人居世界”与现代性框架下主客二分的“自然环境”存在显著差异。

“人居世界”呈现为广阔却有限的场域，人类共同栖息于彼此相连的整片大地上。虽然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将世界划分为大陆、海洋与天空三部分，但只有大地上的活动被明确赋予叙述中心地位。从“所有人共同的大地”、“广阔大地”到“无垠大地”，所有此类同义反复的表述都意在强调，大地是全体人类唯一栖居之所。与此同时，广袤无垠的大地本质上被视为四面环海的有限岛状大陆。荷马笔下“奔腾在坚不可摧的战盾边沿”的“额开阿诺斯河磅礴的水流”，既是对“人居世界”物理边缘的诗意描述，也隐喻人类文明在行动和认知领域的界限。由大洋所形成的天然屏障，不仅划定人类活动的物理疆界，更象征理性认知的天然限度。以此勾勒出的“人居世界”轮廓，通过陆地—海洋对立关系，反向强化了陆地作为人类生存空间本体的认知。甚至可认为，正是通过与海洋的永恒“对峙”，才真正彰显“人居世界”作为秩序场域的本质。

与“人居世界”不同，作为“边界”的大洋，本身似乎没有边界。在史诗中被称为“额开阿诺斯河”的水域没有可见的对岸；相反，人们想象它可能流向遥远而无法抵达的无极之地，甚至与天际连通。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大洋充满混沌与无序。公元前6世纪神话作家菲来基德斯讲述了宇宙起源的故事：生命之神扎斯击败强大对手蛇怪俄菲翁后，将后者囚禁在大洋中，作为秩序之神的对立面，俄菲翁及其混乱与邪恶的性灵一同融入大洋。在后世文学传统中，俄菲翁几乎等同于大洋，它发出的嘶嘶蛇音仿佛是风暴中大海的呼啸，令人恐惧。诗歌常将水蛇与大洋比较，并非仅因为二者在形态上具有可比性，更在于相似的神秘恐怖气质。

“人居世界”的边界被视为人类文明的边界，与超自然领域存在关联，充满混沌、神秘与禁忌，往往成为神话素材。传说中描述的让英雄以行者身份跋涉至世界边界及驯服神怪类故事，事实上是将“无明”的蛮荒之域加以理性澄清，收归“文明”认知体系的过程。从伊阿宋远航到奥德修斯归乡，英雄远征将遥远的未知之域，从无意义的空间转变为具有文明意义的地方。围绕赫拉克勒斯冒险经历的系列神话，尤其构成关于“人居世界”边界的核心叙事，相关英雄事迹体现人类对世界边界的想象与认知极限。

此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是“赫拉克勒斯之柱”传说。为赶走怪物巨人格律翁的牛群，赫拉克勒斯需要远赴位于世界西陲的厄律忒亚岛。而当他来到地中海西部边缘，发现该地被连绵山脉封闭而无法进入大洋，于是以神力劈开山脉，形成今日的直布罗陀海峡。因此，两岸巨岩被后世称为赫拉克勒斯之柱，标志已知世界的边界。无论从智识还是力量上看，这位半人半神的英雄都是最接近神的人类，赫拉克勒斯之柱象征人类行动和认知能力所能抵达的极限距离。它不仅将“内海”地中海与“外海”大洋区分开，而且将“人居世界”与超越人类活动范围的“神域”区分开。此种观念在诗歌中得到广泛表达。品达在献给运动冠军的颂诗中提到，英雄忒戎抵达赫拉克勒斯之柱，已触及人类活动的“外部边界”，而“在此（界限）之外，智者无法逾越，庸人更难以企及”。可以说，此类划分“人居世界”与“非人居世界”的边界，同时标识着“可知”与“不可知”、“人类”与“非人类”等范畴之间的差别。

以神话和史诗中对“人居世界”及其“边界”的经验描述为基础，古风时期哲人对存在和“无限”（?πειρον）的思考，进一步催生希腊伊奥尼亚地区最早的“世界地图”制图传统。阿那克西曼德提出“无限”是宇宙的本源，认为它混沌、无序且无界。对他而言，“人居世界”正是从原初混沌中划分出的秩序空间。基于此设想，阿那克西曼德被认为最先敢于在泥板上绘制“人居世界”。

之后，赫卡泰乌斯以阿那克西曼德的“人居世界”构想为原型，结合自身游历希腊、小亚细亚、黑海和埃及地区的经历，首次对世界作出系统性描述。如今我们对相应文本及地图信息知之甚少。据后世作家转述，在阿那克西曼德设想中，地球呈悬浮的圆柱状，顶面为人类居住的平面世界，可能是人类首次将其居住的平面区域从整个“地球体”（尽管是圆柱形态）中分离出来。总体而言，平面大地的格局设想仍延续了荷马传统。自上而下看，平面大地四周由象征混沌的大洋环绕，将混沌与秩序明确划分开。此种努力使原初混沌中令人恐惧的“无限”被驱逐到世界边缘，从而为人类认知提供边界与框架。“人居世界”制图传统自其肇始，便蕴含着与“无限”及“无序”之间的深刻张力，不仅构成“人居世界”作为秩序空间的重要特质，也体现古希腊人试图通过理性认知，将无序转化为可知秩序世界的核心理念。

由此，“ο?κουμ?νη”作为秩序性空间被纳入人类认知之域。其秩序性尤其体现在人们对宇宙一般规则的设想中，包括对“人居世界”版图受到对称性原则支配的深刻信念。例如，“欧洲”与“亚洲”两个术语可能源自闪米特语中表达“日落”和“日出”含义的语词，分别指代爱琴海西、东海岸。然而，随着伊奥尼亚人对不同纬度地区冷热对立现象的探索，人们开始用观测到的冬至与夏至日出方位标志世界的南北边界。在此过程中，地中海—黑海一线成为划分大陆的主要界线，欧洲与亚洲大陆沿该轴线对称分布。其中，整个亚—非大陆与欧洲面积大致相当。根据伊奥尼亚哲学家对于冷—热、湿—干等矛盾对立属性的思考，此种特性也表现在对两块大陆气候的解读上，认为位于北方的欧洲在气候上寒冷潮湿，而南方亚洲炎热干燥。

不仅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对称分布的世界还存在一个中心。根据古希腊神话，宙斯同时从世界东西两端放飞两只鹰，它们在德尔斐相遇，由此，德尔斐被视为世界之“脐”。在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乌斯的圆形大陆模型中，希腊在地理上居于中心位置，实际上昭示其“文明中心”地位，随着与希腊距离增大，“文明”程度逐次递减。因此，以希腊为中心的“人居世界”图示，不仅呈现地理和空间结构，而且暗含“文明”分布结构。围绕“中心”所建构的对称空间被同时运用于社会和自然时，其“政治、几何和物理含义可能会发生混淆”，此视角与将自然宇宙结构和人类社会秩序视为同构关系的荷马式观点不无关联。

古希腊的文教传统倾向于将“人居世界”描述为具有明确边界的秩序化空间，“世界”根植于一种超越经验而追求秩序的地理想象，其边界（大洋）与形态（正圆形）被预设为永恒而不可变更的存在，类似于对完美理念的诗性模仿。此种认知虽然结合了部分地理事实，但与其说致力于呈现世界“实际面貌”，不如说是一种对人类活动的寓言式描述，更着力于探究人类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存在特性。随着希腊世界地理视域扩展，以及古风时代早期以神话为基础的世界观，逐渐让位于更为经验主义和严格的地理探究模式，此种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地图之有效性日益受到质疑。在此过程中，地理学与神话传说、形而上思辨的原初联系退居幕后，一种依托对遥远区域的实地考察来获得信息的认知方式，大举进入希腊地理学视野，构建起以实证为基础的地理知识体系。于是，地理学对世界的观察开始沉降到描述其“实际面貌”上。

二、地理探索与“人居世界”观念的实证转向

地理视域的变迁首先与希腊人自身航行范围扩大相关。自古风时代海外拓殖运动（前8—前6世纪）以后，面对迦太基人在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压力，希腊人通过持续航海活动，将殖民版图从爱琴海核心区推进至大希腊地区、西西里和北非。

公元前630年左右，一名来自萨摩斯岛的商船船长克莱乌斯，成为史上首个被记载向西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的案例。他声称自己因为偏离航线而闯进大西洋，最终停靠在西班牙西南海岸塔尔特索斯地区，并带回遥远西方丰饶之地的财富。克莱乌斯的壮举或许激发了希腊人对西地中海的向往。随着公元前6世纪初马赛建立，希腊人对西地中海地区的“探索”开始以此为前哨，或许一直延伸至欧洲外海岸。尽管“探索”活动很可能最初以对西方财富的追求为原始动力，但最终带来希腊人地理视野的全面扩展。

地理实践活动催生多种记述范式，包括以沿海水文记录为主的“周航记”，侧重陆路交通的“行程录”，以及其他各种游行记述等。此类记录兼具实用导向与认知功能，尤其为商贸航行与军事行动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持。如今最早的周航记可追溯至公元前7—前6世纪，虽然大部分已佚失，但仍能通过4世纪诗人阿维埃努斯的《海疆志》了解部分信息。诗人列举了为他提供信息来源的11位作家，包括公元前7—前5世纪一些如今已鲜为人知的地理作家及其周航记录，表明周航记在古风时期并不鲜见。此类环绕大陆的航行，大部分是为了寻找新的财富与土地、征服外国领土，抑或出于纯粹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记录本身不乏夸张甚至虚构细节，但提供了关于未知地区的总体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航海实践持续修正着神话和史诗传统下“人居世界”的轮廓，但总体而言，此种修正是在与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传统文本不断对比验证中实现的。事实上，对史诗的征引、模仿和考据趣味，一开始就深植于希腊地理书写传统，表明史诗所提供的“诗性真实”尽管不完全符合测绘标准意义上的真实，却通过对文化记忆的空间叙事而成为族群认同的精神坐标。例如，克莱乌斯声称自己在航行途中遭遇持续数日的东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奥德修斯绕过马勒亚时，曾“被肆虐的风浪裹挟，在游鱼密布的汪洋中漂泊了九个昼夜”。殖民者在殖民地展现的双向文化移植倾向，尤其能说明此点：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在殖民地复现母邦地名命名体系，另一方面执着于在地中海沿岸追寻史诗英雄的归航路线。航海测绘活动对“人居世界”边界的实地勘察，不仅没有消解史诗中的神话边疆，反而可能推动异域经验与史诗地理框架整合。

随着希腊人在地中海世界活动范围扩大，其他文明的世界地理认知逐渐进入其观察“人居世界”视野。尤其在与迦太基、埃及和波斯等异域文明接触中，早期希腊地理认知范式受到极大冲击。为获得新殖民地或寻求财富而进行的“探险”，以公元前500年前后迦太基人汉诺和希米尔卡的航行为巅峰，前者自加的斯启航，环航至阿拉伯半岛“极境”，著有《环航志》传世；后者受遣“探索”欧洲外海，也留下环航纪要。他们的报告很快被翻译，并为希腊人所知。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国发起的地理探索工程，尤其致力于探寻世界边界。例如，大流士一世希望知道印度河入海口所在地，于是派遣探险家卡律安达的斯基拉克斯沿印度河顺流而下探查。据说此人沿印度河一直东行，在抵达大洋后返航，一路西行远至波斯湾，完成对印度河—红海航线的探索。

腓尼基人与希腊航海家的远洋实践，逐渐积累起系统化实测地理数据，以神话叙事为基础的大陆轮廓认知开始面临实证性挑战。与此同时，波斯帝国治下异质文明交流日渐深化，埃及测绘技术、巴比伦天文地理学等，都开始冲击爱琴海世界的传统地理认知模式。在此背景下，公元前6世纪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天文地理学持续发展，神话与史诗所建构的诗性地理秩序开始遭遇质疑。首先受到质疑的是大地的“平面”形态。“宇宙中所有天体可能都呈球状这一完美形态”的观点，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大希腊地区。依据该观点，人类居住的这片大地，理论上也应呈现为球体形态。不过，球状大地理论的提出，并未对荷马式圆形“人居世界”图景造成根本冲击，因为将球面上的大地进行二维投影后，不会改变其圆形形状，反而可能强化了该形象。

德谟克利特是最早深刻质疑神话中“圆形大地”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是出生于色雷斯的原子论者，知识谱系融会巴比伦星相学、埃及测绘技术乃至印度天衣派宇宙观，并结合泛地中海—近东游历经验提出革新性假说。他质疑“ο?κουμ?νη”为正圆形的传统观点，提出“人居世界”或呈椭圆形状，长宽轴比例约为3∶2。该经验导向的几何模型，后来被克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基于球状大地理论和埃及日晷观测数据，修正为2∶1。最终埃拉托色涅通过子午线弧长测量法，彻底证伪正圆形“人居世界”假说，初步确立经验数据对于理论模型的校正权威。

史家希罗多德与德谟克利特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与基于宇宙天文学和几何学的地理学认知不同，他对“人居世界”的理解或许更符合大多数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方式。与传统地理观类似，希罗多德也认同“人居世界”是一个连续整体，居民可相互交流来往，不存在任何完全与世隔绝的部族，构成一个可被经验调查的空间。但是，希罗多德拒绝对世界整体形态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作出任何预设，也不认为“人居世界”被限制于封闭边界。他声称自己“从未听说过一条叫作额开阿诺斯的河流”，由于难以亲身抵达验证，世界的东部和北部界限尤难确定，将“人居世界”形态定义为“像圆规画的那样”正圆形的观点，实在“可笑”。希罗多德认为自己有义务说明“真实情况”，明确各区域的“实际范围”。

相较基于神话诗学范式的地理叙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展现出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转变。他明确拒绝将地理知识建立于先验理念基础之上，对纯粹依赖数学计算与形而上思辨的传统认知方式提出批判。在希罗多德看来，现实世界因其复杂性与混沌性呈现为一种开放知识场域，必须通过对“意见”（δóξα）的田野收集、交叉验证和批判整合，才能获得有限但更可靠的“真知”（?πιστ?μη）。“意见”包括但不限于跨文化口述传统、航海日记、军事档案和宫廷记录等。他将该过程界定为“?στορ?η”（调查研究），用于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而“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此点正是其在全书开头部分发表的方法论宣言。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基于“?στορ?η”建构的认知方式，催生现代“历史”概念的词源学谱系，更在方法论层面确立起经验实证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此种以经验理性为根基的方法论，将地理学从传统对世界的形而上预设和诗性隐喻中剥离出来，推动“人居世界”从神话象征向基于实践而不断拓展的经验领域转变。

严格来说，希罗多德未被后世地理学家视为权威，主要是因为《历史》重质疑而缺立论，而且他对“人居世界”传统观点的批判不够彻底。他虽然质疑伊奥尼亚式大陆划分方式，但总体上未能突破伊奥尼亚学派认知框架，批判性仅停留在局部修正层面。尽管如此，希罗多德的地理叙事仍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称性认知最终导向具有价值判断的文明等级论。通过对希波战争的历史阐释，希罗多德建构了“寒带种族优越论”雏形，即认为居于气候寒冷地带的欧洲种族注定要战胜居于温暖地带的亚洲种族。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基于“经验”的地理叙事模式，强调地理情报在国家治理和国际战争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推动希腊地理认知从诗性想象向地缘政治资源转化进程。

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地理测绘的记录和评述尤为典型。他注意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地理实践，本质上是一套帝国管理者对地理空间的精密控制和治理技术。波斯统治者显然认识到，对多元族群和广阔疆域的有效管控，必须依托系统化空间认知，尤其需要通过地理测绘将统治权威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空间秩序。斯基拉克斯的印度洋探险就是典型例证，其耗时30个月的考察航行，表面上是对印度河—红海航道的水文考察，但实际上为波斯确立对印度及沿海地区的统治权提供关键地理情报。希罗多德发现，“这次航行完成之后，大流士就征服了印度人，并且开始利用那一带的海域”。基于获得的地缘战略信息，大流士还重启埃及法老尼科二世未完成的尼罗河—红海运河工程。通过连接帝国东西两大核心水道，该工程既强化了波斯对埃及行省的控制，又构建起覆盖欧亚非三洲的洲际贸易系统。运河纪念铭文特别强调，“船只遂可自埃及经此运河驶往波斯”，此种叙事揭示出帝国统治者试图建立领土内部相互连通的空间治理理念。与此类似的是希罗多德关于波斯道路网络与驿站系统的记述，该套帝国道路网覆盖以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为中心，远至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甚至延伸至波斯湾与埃及的广阔疆域。

更深刻的政治意图，体现在波斯人对帝国边疆认知的符号化处理中。斯基拉克斯探险队在边境之地采集的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地理信息，最终为划定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边界提供了依据。通过镌刻于伊朗克尔曼沙汗省贝希斯敦山崖上的铭文，大流士将征战范围和地理细节熔铸成对帝国版图的宣示。铭文所载民族名录印证了大流士征战范围之广阔。铭文中反复出现诸如“四方之地”的表述，本质上是以测绘成果佐证“万王之王”统治疆域覆及“整个世界”。

公元前4世纪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地理学论述呈现显著政治化倾向，实际上体现了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知识生产的潜在趋势：古希腊地理认知体系走向系统化、科学化与专业化的同时，逐渐超越纯粹神话迷思和自然观察，最终演变为城邦政治实践中具有地缘政治意涵的空间认知。亚里士多德并无专门地理学或制图学著作存世，其对地理学的相关论述分散于《论天空》《气象学》，以及关于尼罗河泛滥的残篇与部分政治学论述中。在前人理论设想与实地环游经历相互补充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对“人居世界”的轮廓作了综合。他通过观察月食现象，肯定地球的“球状”形态。他推进了巴门尼德的气候带理论，将地球球面划分为五个平行地带，认为整个地球表面或许有两个宜居带，分别呈鼓状，对称分布于南北半球。亚里士多德遵循主流地理学立场，结合自身实地考察数据，将“人居世界”视为一个存在具体边界、由大洋环绕着的连续大陆实体。

亚里士多德对地理学研究的诉求未止步于“探究”式智识满足，而是始终与政治实践紧密关联。亚里士多德整合伊奥尼亚学派以后的欧亚大陆二元论，进一步推进气候决定论理论框架，将“居于寒冷地带”的欧洲居民视为勇气有余而智力欠佳的群体，南部亚洲居民则呈现智性发达而尚武精神匮乏的相反特征。相比之下，希腊地区位于不南不北的中心地带，兼具智慧与勇气，故能形成最佳政体，并保持军事优势。此种空间定位巧妙关联其伦理学核心命题，即“美德是介于极端之间的中道”，将地理环境的适度性与伦理道德的平衡性结合，从而为希腊人的“政治卓越”提供自然依据。此种地缘政治想象后来在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表述中，被提升至意识形态层面。在《泛希腊演说词》中，他反复强调欧亚大陆二元对抗的世界图景，将波斯帝国视为亚洲大陆的地缘政治象征，以此构建亚欧大陆之间的文明冲突逻辑。该论述将特洛伊战争视为“希腊/欧洲”文明与“蛮族/亚洲”冲突的原型事件，把地理空间的物理边界与文明身份的文化边界相适配，从而把文明体的冲突转化为自然地理环境的对立。将空间政治学、文明冲突论与气候地理决定论相结合的论证方式，持续影响后世直至现在的地缘政治学说。

亚里士多德地理叙事中的政治关怀体现在《修辞学》中，将“大地游记”类地理叙事提升至治国术层面，明确指出地理志书尤其是其中关于“异邦礼法习俗”的内容，将有助于完善国家立法技艺。此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危机背景下，专业地理知识逐渐与政治治理技艺融合的趋势。通过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和民族志整理，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建构起一个涵盖气候分布、物产资源、文化层级，以及政体类型在内的多层地缘政治情报系统，从而为城邦立法者和统治者提供材料。空间认知向政治资源的转化，表明地理学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实用性”开始受到更多关注。该立场后来在波利比乌斯《通史》中呈现为“实用史学”原则；斯特拉波甚至主张，对孤岛族群的地理研究应被排除于认知视域外，因为他们“既无力加害于我，亦无益可予我邦”。

三、亚历山大帝国与“人居世界”权力场域转型

亚里士多德地理思想中的政治学关切，源自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结构性危机。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进程主要由两场重大战争塑造。希波战争催生雅典海权扩张，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城邦中公民集体内部矛盾。当雅典与斯巴达的对峙最终演变为全希腊世界普遍失序时，城邦无法再为公民提供安全与温饱，传统城邦制度走向分崩离析。

百年地缘政治剧变，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地理认知转型提供了现实动力。在此背景下，马其顿腓力二世通过集权改革迅速崛起，为希腊世界注入新活力。作为腓力二世的王室教师，亚里士多德在佩拉王宫致力于建构的地理知识体系，很可能背负培养统治者空间治理技艺的教育意图。他在《修辞学》中关于“地理图志有益于国家立法技艺”的观点，已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将地理情报系统转化为帝国治理工具的前景。

亚历山大远征军中，可看到一支由植物学家、医生、生物学家、史学家和测距员组成的考察队伍。他们在随军东征途中记录沿途自然现象、地理情况与民族风貌，在丈量和测绘“人居世界”尺度过程中，致力于建立一套包含民族志、生物志和地理志等信息在内的全面知识体系。例如，据阿里安记载，在军队从印度河口返航至波斯湾时，尼阿库斯受遣“去了解这些沿海地区及其居民、停泊口岸、水源、当地风俗习惯，以及土壤是否适宜种植”等信息。不仅如此，亚历山大似乎接受利比亚与印度位于同一纬度的传统说法，试图依据世界的南北对称性原则，来证实尼罗河与印度河实际上是同一条河。依据尼阿库斯的报告，亚历山大认定印度河支流齐纳布河是尼罗河源头，证据是不仅两地出现相似物种，即鳄鱼和埃及豆，而且存在相似的河水泛滥现象，甚至连印度人的外貌特征也和埃及人相似。此项观察“印证”利比亚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且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对称分布的传统观点。基于此，亚历山大似乎认为征服波斯还不够，只有征服利比亚后，自己才有资格称“全亚细亚之王”。

亚历山大所接受的地理学训练，使其试图在对称性原则基础上，通过对物种、水文和人种等实地考察来探究和证实已知与未知之域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借此勘定自身权力统治范围。希腊地理学传统中对“人居世界”边界的理论和实证认知，与波斯帝国对东方疆域的地理勘测数据，在亚历山大东征中相互融合，将他探求世界边界的“激情”推向巅峰。远征不仅承载军事扩张意图，而且隐含将地理学传统中的边界理论予以实地验证的强烈冲动。当军队因长期征战疲惫不堪，使亚历山大在法息斯河畔被迫折返时，他选择以象征性方式延续其地理探究意图：命人在此地沿河建造12座状如高塔的巨型祭坛。此举既是对传说中英雄赫拉克勒斯树立柱石的仪式性效法，也是为了将其远征东部端点锚定为希腊文明认知体系中世界边界的重要标记。

亚历山大对“人居世界”边界的探索，并未因军队哗变和东征终止而中断。返程中，他将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同时从印度河向巴比伦进发。海陆并进的方式，不仅是为了验证希腊地理学关于大陆轮廓的假说，更重要的是以游历方式象征性宣告马其顿军队对“人居世界”边界的占有。当舰队渡过印度河口进入大洋时，亚历山大举行祭祀波塞冬的宗教仪式，正如当年远征伊始横渡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洲时的场景。所用祭品金杯沉海之际，亚历山大不仅宣告了对印度外洋的征服，而且在时空维度上构建了完整的远征闭环：从亚欧大陆的初始边界到世界尽头，马其顿军队征程由此抵达当时世界的空间极限。这场极具象征意味的政治展演，既宣告马其顿人对“人居世界”南界的认知突破，也通过仪式将印度洋水域纳入希腊人认知体系和马其顿帝国统治秩序。

尤为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晚期航海计划透露出重构地理想象的野心。据说其从东方出发的最后航程，原本致力于开辟一条从海路直达西方世界，贯穿印度洋与地中海的航线。此航路一方面绕行阿拉伯半岛，开拓从巴比伦直达亚历山大里亚的海上航线，另一方面将绕行利比亚，直抵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条航路显然致力于将希腊传统认知中的东界（印度）、南界（阿拉伯半岛）与西界（赫拉克勒斯之柱）连缀成完整的环形边界。虽然该构想随着他早逝戛然而止，但远征期间积累的地理知识，为希腊化时代的地理学家系统建构世界图景提供了关键参考。

亚历山大持续探索与扩张的动力，部分源自其将整个已知世界地理空间转化为政治场域的“普世”理想。表面上看，亚历山大对“人居世界”的地理探索和实践整合与波斯帝国颇为相似，二者都宣称对已知世界拥有最高权威，只是各自依凭的地理视域范围不同。然而，二者对“世界”帝国的治理理念和实践仍存在差异。克尔斯特指出，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国，通常依赖于作为核心的波斯族群掌握关键权力，由特定民族实施统治。如此建构中的“世界”并未获得独立意义，不过是“统治阶层民族的权力或帝国的根基”。亚历山大的帝国构想则致力于推动更直接的整合，其宣称的目标是模糊传统“希腊—蛮族”的严格界限，建立一种共同效忠于其本人及王朝的紧密帝国共同体。

普鲁塔克记载，亚历山大在统治中表现出尝试调和不同民族习俗的意愿，并声称其使命是依据“善良与邪恶的品质”划分敌我，接纳所有守法和具有政治本能的高尚民族，从而将全人类融合于“爱之杯”中。在奥匹斯的宴会上，亚历山大祈祷帝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反映其对帝国凝聚力的期待。狄奥多鲁斯记载其带领军队返回巴比伦时，“几乎全部人居世界的使节纷纷前来”祝贺他的胜利，该场景被古典史家描绘为其军事成就达至巅峰的象征。通过军事征服、文化传播与行政整合，亚历山大尝试将此前只能以神话形式存在的边境地区融入希腊政治和文化体系，赋予边境“蛮族”以实际政治和文化身份，将他们纳入以希腊文明为核心的共同体，使“荒地”成为希腊世界的一部分。不过，在实践层面，其整合的深度、范围和持久性均存在局限，融合政策主要针对精英阶层，而帝国结构高度依赖亚历山大个人魅力和军事征服，其猝然离世后，帝国迅速分裂，“继业者”战争爆发。统一“人居世界”的帝国构想未能转化为稳固持久的制度基础，最终形成的是多个独立的希腊化王国。可见，其“整合”努力在现实中面临深刻矛盾与挑战，亚历山大帝国“统一性”的开创意义应置于该局限性中理解。

与实践结果的局限性相比，亚历山大行动背后的思想动机揭示出观念上的突破。在他看来，“人居世界”不仅是可被探索和测绘的有限大陆，更是可通过军事力量、文化传播和行政管理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该构想指向“人居世界”观念从地理到政治场域的转型可能，旨在为帝国立法和治理奠定基础。亚历山大的实践代表在古代认知尺度上整合“人居世界”的大胆尝试，尽管他在东征之初未必明确设定“征服整个人居世界”的目标，但随着对波斯和印度等东方区域的探索与征服，其统治逐渐呈现“世界性”特质。此“世界性”不是今日意义上的全球统治，但反映了当时智识传统下对“世界”范围的认知——一个自阿那克西曼德以后逐步被探索和界定的“人居世界”主要部分。在该意义上，地理上的“世界发现”与政治上的“世界性统治”紧密交织，两者的互动关系不仅奠定亚历山大帝国的地理与政治格局，更使其成为古代世界观转型的重要标志。

需要注意的是，亚历山大东征期间的地理测绘工程，以及派遣学者沿途收集地理数据的举措，看似延续希罗多德以来的实证调查传统，但实际上最终服务于“帝国即（人居）世界”的诗性宣称，将神话—史诗传统中“人居世界”闭合图景，投射为现实中连续统一的政治版图。为此，帝国测绘团队在对地理资源分布信息整合过程中划分不同优先级，选择性忽略边远地区自然细节，甚至罔顾印度以东并非大洋的事实，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调查研究”所力求的“真实性”。此举使亚历山大随军学者笔下的“人居世界”边界，始终与马其顿军团实际控制的范围保持微妙重合。理念意义上的“人居世界”与政治共谋，为“普世”帝国的权力宣言提供合法性依据。

“人居世界”观念在实践中渐次被赋予具象面貌，最终经过亚历山大的地理“探索”和帝国“整合”，被纳入政治共同体框架，甚至成为后者的边界标志。对于公元前4—前3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而言，这一转变在城邦秩序瓦解背景下尤具吸引力：以神话叙事框架为骨干，以实测地理数狙酞血肉的“帝国想象”，开始取代城邦成为新的秩序来源，吸引各方政治势力在“人居世界”广阔权力场域展开角逐。

结 语

亚历山大去世后，“人居世界”观念并未终止发展，反而得到进一步深化。公元前2世纪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试图回答如下问题：“罗马人如何在不到53年内，成功征服了几乎整个人居世界，使其臣服于自己治下？”由此可见，亚历山大的实践不仅改变了希腊人对“人居世界”的认知，还奠定此后帝国时代以“人居世界”为核心的政治治理观念。正如演说家阿里斯提得斯描述罗马帝国时指出，罗马人通过“勘测整个人居世界”的方式，实现荷马所谓“大地是所有人共有的”断言，因此罗马人不仅“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向导”，而且“敞开人居世界的所有门户”，将整个“人居世界”像家庭一样组织起来。阿里斯提得斯的表述，生动展现罗马帝国如何接续亚历山大的理想。对“人居世界”的全景化整合，不仅延续亚历山大时代的秩序化努力，更赋予帝国范围内社会与文化近乎“普世”性的意义。亚历山大以后的各大帝国往往以“世界”自居，意味着其对帝国的认识继承观察“人居世界”范围的传统视角，也继承“人居世界”观念的边界意识，以及边界之内的秩序意识。尽管帝国边界显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世界边界，亦即大洋本身，但人们对帝国边界外区域的想象，本身被大洋所承载的意涵填充：古老、无序、充满混乱的无法无主之域。更重要的是，正如对世界边界的探索源于持续的求知欲和挑战意识，帝国边界外的广阔区域，因其未明状态与潜在开放性，持续驱动统治者对其展开探索与征服。对“人居世界”的构想，为理解古希腊罗马传统下以“世界”自居的帝国式思维方式提供了线索。

总之，作为古希腊空间认知的核心观念，“人居世界”经历三重转变与整合。最初它源自神话与史诗的诗性表达，将人类文明秩序具象化为大洋环绕的对称大陆，以此隐喻人类认知疆界。随着殖民扩张和跨文明接触的深入，对“人居世界”的观察与描述基于地理实证观测方法，被重构为“实际已知的世界”，并被植入欧亚二分框架下的欧洲优越论。最终它在亚历山大治下蜕变为对帝国权力的空间隐喻，将该地理概念政治化为“帝国疆域即人居世界”，为西方“普世”帝国观念奠定基础。可见，古希腊“人居世界”观念在地理秩序与权力统治之间架起桥梁，表明它既是人类借以认识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核心观念，又为现实权力边界提供自然法理依据。其边界意识与扩张逻辑，持续塑造帝国时代对权力与文明的认知模式。不过，受限于希腊中心主义的文明视野与技术条件，其所谓“人居世界”实际上仅包含当时已知的地中海沿岸至西亚部分地区，大量文明被排除于认知疆域外，暴露该概念的内在局限性，对此应予以批判性审视。

如前所述，“人居世界”观念与“大地”紧密关联，始终锚定地表视域，即便在与之对应的拉丁文概念“orbis terrarum”（寰宇）中，“大地”的含义也得到完整保留：“orbis terrarum”的字面含义即“大地之圈（球）”。此后，随着基督教开始深刻影响罗马帝国政治思想，世俗统治与神圣疆域之间的张力重新定义“人居世界”的内涵与外延。无论是对世界空间和物理边界的认知，还是对人类认知能力边界的理解，都开始向超越世俗经验的“神圣”领域开放。亚历山大的“普世”帝国愿景尽管曾预示某种类似转向，却因其早逝而中断。

数世纪后，基督教将“爱”提升为统合“人居世界”的核心原则，通过服务于新的政治神学构想，影响了中世纪关于世俗权力范围与性质的讨论，引发政教力量围绕“普世”统治权及合法性展开长期博弈。由此，“人居世界”观念所构建的帝国权力空间隐喻，不仅深刻塑造罗马“普世”统治的意识形态表达，而且在基督教欧洲的语境中被重新诠释和吸收。甚至在近代早期殖民扩张及帝国建构时期，对已知世界的统辖想象还被重新激活，服务于新的帝国话语。深入探讨古希腊“人居世界”观念，可为理解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认知源头提供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