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维凌传：盖棺论定

维基、百度、搜狗、抖音等在线百科，一概都没有何维凌的词条，空白笼罩着神秘。我决定一探究竟，给他写个传。8月费桃获得对他的初步印象，以为他是邓家门客，只有四六开。9月读完他的《手稿》，参阅其他资料，印象大为改善，达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种印象完全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我跟他非亲非故。

不夸张地说，邓小平时代的历史，如果缺了何维凌，是不完整的。

维凌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驱。

2008年11月23日，改革开放30周年，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维凌是发展组的奠基人之一。这个奖在发展组成立28年之后，在维凌往生17年之后。死而不亡者寿。

维凌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人本共产主义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空谈的共产主义根本不同。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看法无疑是颠覆性的，但在行动上注重可操作性、实际效果。他选择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政府合作，试图借政府的手来改造政府、发展经济、改造社会。对政府不满但跟政府合作、反对特权却依靠特权、借助传统势力反传统，不仅是维凌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他没有更好的选项。

维凌的工作卓有成效。45年之后人们还在谈论发展组，发展组派生的“三所一会”在六四之前和期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潮中他被捕后、尤其是在六四以后，维凌意识到，他没法继续跟政府合作。学潮暴露了中共太子党几乎清一色的政治倾向，包括他的朋友邓朴方、唐欣等人。他身陷囹圄，学潮惨遭镇压，第三代知识精英同道关的关、逃的逃，建制派和非建制派（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已没有差别。建制派和非建制派本是同根生，怀有一样的变革社会的理想目标，正好在新起点联合，同步跨入政治舞台，效仿东欧诸国作“最后的斗争”。【《手稿》pp.355-56】天假以年，他在行动上都会是颠覆性的，会“图穷匕首见”。他的死，可能与此有关。

维凌是这样一种标本，为变革社会选择跟共产党合作，或者说试图通过跟共产党合作来变革社会。他谋求的社会变革已经达到了共产党容忍的极限，终至不能容忍、将他再次囚禁。他跟共产党合作的程度快要背叛他变革社会的志业，直到六四他选择不忘初心、跟共产党决裂。

变革者维凌在学潮中的经历证明了，非暴力、合作在中国行不通。刘晓波博士在学潮后的经历证明了，非暴力、不合作在中国也行不通。亨利?梭罗首创非暴力不合作，成功的实践者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都不是在专制国家，专制国家迄今没有成功先例。告别了，何维凌曾经的平滑过渡、渐进理论。告别了，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

维凌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结交各种人，体制内外、高高低低、形形色色、正的反的、三教九流。既知庙堂之高，亦晓江湖之远。

明明相互竞争、对立的两方，如邓朴方与陈元、金观涛与王铁男、陈一谘与翁永曦、邓英淘与白若冰、邓朴方与王军涛，往往都是他的朋友，粘合能力不同寻常。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私心。

他将不同的人汇聚在一起，办具体的事，或者一起干大事，经常是成功的。

在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中，他奔走于社会各界之间，致力于和平解决，直到他被捕的最后一刻。

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为人精明但宽厚，坦率但谦和，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他跟邓朴方的友谊众所周知，但对犯了错的小年轻他也不放弃。他出身平民，内心鄙视特权、门第观念严重的太子党人物，却为了事业，不得不跟这种人周旋。这既是人的悲哀，也是事的悲哀。

他与狼共舞，结交的人有的属于“隐蔽战线”。85-88年间，南怀瑾住美国华盛顿，两人接上了头。他91年最后一次过香港时，见了移居香港的南怀瑾，所以南知道他留下一部手稿，在王正徳手上。南是游走两岸的政治掮客，他是游走中美的政商掮客。他自认是掮客，我本来不想用这个词。【《手稿》p.296】

维凌是一位启蒙思想家。

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间隙，能潜下心读书、写作，对政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研究精深。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作者之一。他主编了《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关注其中的非经济因素，他在发展组内组建的社会学组是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后最早、最成功的研究群组之一，最早深入农村开展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体改所社会研究室和社会舆论调查室，对八九学潮做出了成功的中期和短期预报。维凌是先进的社会学者，学问经世致用。

维凌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他85年中到美国后，敏锐意识到中美之间中小企业的商机、美墨之间的商机，果断成立中美中小企业国际交流联络处，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到88年他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人民币，在当时的中国是大富翁。到他出车祸时，这家公司仍在运营。

他先富起来之后，一点也没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变革社会的夙愿。正是这种责任感，让他付出了惨重代价。

维凌是最好的朋友、良师益友。

他坦诚、替朋友两肋插刀，绝不出卖朋友，朋友们都感念他。

他宽容、能容忍不同意见。在鼓吹民主自由的人当中，最能实践民主自由。

他但开风气不为先、提携后学，对邓英淘、唐若昕、朱嘉明、王辉等人都是这样。

他跟陈一谘之间的友情，令人艳羡和感动。一方有难时，另一方施以援手。一方有错时，另一方直言相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都曾给对方下过跪，抱着对方肩膀痛哭。有这样的朋友，不枉此生。

刘刚说，“何维凌，让满世界都知道他是邓朴方的马仔。”不止一个人有类似误会，我自己也有过。似乎维凌存在的意义，完全在于他跟朴方的关系。这跟事实完全不符，他的改革十年三项成就，发起发展组、社会学研究和思想启蒙、创办中美联络处，前两项跟朴方基本无关。发展组发展最好的时期，维凌跟朴方交往中断、没有直接联系。中美联络处只是后来才改挂到康华，改挂到康华后完全是自主经营。考察维凌一生经历，不难得出结论，他有独立的人格、自己的立场、独到的思想和非凡的才干。

在民主运动内部，不乏不可一世的人物，个个都觉得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未来的总统。一直有人说维凌有野心，他的确有野心，但他的野心是办大事，而不是当大官。他没把自己太当回事，没争过位次。在这方面，谘先生和朱嘉明都比不上维凌。谘先生流亡到美国，给原来北大物理系的同学葛惟昆打电话，问人家：你研究物理，能成牛顿、爱因斯坦吗？当然不能。那好，你跟我干吧，当开国元勋！梆同学不但没动心，还觉得他没谱儿。

海外民运的毛病在于，争位次的干劲大过闹革命的干劲，攻击同志的火力猛过瞄准共产党的火力。很多的组织和主席，没多少成员和成果。

八十年代在鲁迅之后，重新检讨国民性。西人也争位次，但华人之间争位次，那才叫争位次，我们有官本位的优良传统。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数一数二，还要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前后六十多年，至死不能完全平息。杨李争的是名望，海外民运一无所有，争的是什么呢？我们真不愧是炎黄的血脉。

民运内部，像维凌那样自身能力强，又能无私奉献、团结人的人太少了。还是金观涛、邓朴方说得对，维凌是西方式政治家。要是维凌还活着，该有多好啊！

维凌的一生，短暂但有意义，为国为民，不蝇营狗苟。他《手稿》里最后三字，“我无憾。”得年46，说无憾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