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紧张 专家析摩通高盛为何仍留在中国

(大纪元记者程木兰、骆亚采访报道）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与高盛仍明确表态，将留在中国市场。分析指出，这反映美资银行在面对政治风险与市场潜力的拉锯中，正调整为“去风险但不脱钩”模式，而背后涉及利益结构、政策考量与制度差异等多重现实。

华尔街大行续守中国 调整布局以应对不确定局势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副董事长丹尼尔·平托（Daniel Pinto）在10月15日的发言中表示，该行虽然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仍会持续投资中国市场。“如果美中关系更好，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规模可能会是目前的数倍，但即便当前形势紧张，我们依然在投资，并审慎管理风险、规模与流动性。”他同时还说，目前摩根大通在中国拥有数千名员工，业务表现稳定。

高盛（Goldman Sachs）总裁约翰·沃尔德伦（John Waldron）同日也重申，该行“不会离开中国”，并指出高盛今年已参与多项中国企业的资本市场交易。沃尔德伦承认，随着美中关系的变化，资本流向与供应链接构势必调整，但强调高盛“仍将保持在中国的稳定参与”。

同时，摩根大通宣布计划在美国境内投资高达100亿美元给与国家安全及经济韧性相关的企业，这是该行总额达1.5兆美元全球投资计划的一部分，显示其同时在美中两端寻求战略平衡。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向大纪元分析指出，摩根大通与高盛在华“不撤退但转型”的策略，显示出华尔街进入了“去风险但不脱钩”阶段。

“它们的模式与定位正在结构性转变：服务对象从增量外资与本地民企，转向跨国公司在华业务与中国龙头的离岸需求；产品结构由承销与贷款转向离岸并购顾问、衍生品、现金管理与托管。”黄解释。

他接着表示，机构的风险中心则外迁香港和新加坡，形成“China-for-China”（为中国境内）与“China-from-offshore”（为中国离岸市场）双循环。

黄大卫认为，这是对中共监管与政治环境的适应策略，而非单纯的市场扩张。

北京拉拢外资 外企仍面临不确定性

尽管美中关系趋紧，北京却积极拉拢外资高层，然而外企在中国仍面临市场不确定性与监管挑战。

摩根大通于2020年获准在中国全资设立证券公司，成为首家在华100%控股期货业务的外资银行，并于2023年完成对其资产管理合资企业的全资收购。

今年5月，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Jamie Dimon）在北京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并表示该行将“深化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何回应称，希望美企能“继续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苹果执行长库克（Tim Cook）与桥水投资创办人达利欧（Ray Dalio）亦先后访问中国。

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戴蒙去年在上海举行的闭门会议上曾坦言，摩根大通在中国部分业务“急剧下滑”，在新监管制度下，新股上市减少、跨境并购近乎停滞。

这显示出该行虽维持政治关系与市场存在，但实际操作空间仍然受限。

华尔街投行在中国的获利结构：制度差距与政策窗口

在黄大卫看来，外资银行在中国仍能维持盈利，这既是因为体制特权，也因为实力差距。

他分析：“外资拥有全球结算、托管、衍生品风控与定价技术，是中资难以替代的。跨国公司和外贸型企业必须依赖其全球账户体系与美元结算通道。”

他进一步指出，中共当局在特定窗口期让外资参与，具有“信号功能”——即藉由外资银行的存在对外显示金融开放姿态。

“中国的金融机构多是行政垄断型，靠政策与人脉运作，缺乏真正的风控与产品创新。相比之下，外资银行在技术、人才、治理与合规方面都有制度性优势，即使在体制内空间有限，也能在细分领域稳定掘金。”黄大卫说。

前中共地方财政官员李传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中共对外资银行采取“相对宽松”的策略，是为了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唱好中国经济”。

他认为，外资银行能够在中国赚钱，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比较科学严谨的投资治理机制”。

美中夹缝间的政治平衡：华尔街的双重策略

当记者问及摩根大通同时投资美国安全产业与经营中国业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时，黄大卫指出：“确实存在潜在冲突。摩根大通在美中之间的核心策略是‘平衡政治红线’——既不触碰国家安全边界，也保留商业接触。”

他强调，摩根大通能进入中国，本身反映出“其在美中高层之间有复杂的政治安排与资源交换”，包括中方内部协调、政策优惠与在华盛顿的游说操作。

黄补充说：“如今的挑战是，这种平衡越来越难维持。川普阵营视摩根大通过去在华投资为‘越界’，认为涉及潜在战略敏感产业。”因此，该行正透过资产分舱、业务去敏感化与资本轻量化等手段，尽量在美中之间保留操作空间。

李传良则认为，这样的双轨策略仍以市场考量为主，“投资美国肯定更安全、更盈利；全球化布局让它们能分散风险，不会只押注中国。”

至于面对美中关系恶化或中国政局动荡，黄大卫指出，外资在中国面临的是慢性折价与可控损失，而非全面崩盘。“真正的风险来自政治突变与监管接管。”

学者：中共与外资金融的利益纠缠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则从政治角度向大纪元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中共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利益捆绑”关系。“这些投行能在中国落地，是因为中共想利用他们唱好经济。”

他指出，中共过去不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点或入股，但为了勾兑利益，允许这些机构进入开展特许业务，形成共生结构。

冯直言：“中国虽非正常市场经济，但特殊公司、红二代家属仍能透过权力关系获利。外资参与其中，实际上已成为中共金融统战的一部分。”

他提到，美国政府没有法律权力强迫这些公司停止对华投资。“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很难直接控制私企的投资决策，除非遇到真正的国防危机或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