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理：从移民到纽约州参议员的奋斗路

编者按：陈学理（Steve Chan）的人生故事，是一部移民奋斗史，也是一个关于信念、责任与常识的见证。他从失母的童年起步，在血汗工厂度过青春岁月，后来参军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再到纽约警局服务27年，最后走进政治舞台。他的理念既源于对美国的热爱，也来自对社区的承诺。他坦言自己曾是民主党人，但随着理念分歧和治安恶化，他选择转向共和党。在访谈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对美国的思考。

以下内妊酞受访者以第一人称讲述，由记者蔡溶采访并整理。

移民家庭的起点

回顾早年的生活，我几乎像孤儿一样长大。三岁前母亲离世，十岁时父亲再婚，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不是新家庭的一部分。那时我能做的，就是把上天给我的牌打好。

幸运的是，成长过程中有许多好朋友和他们的家庭照顾我。有的是宗教家庭，有的是华人家庭，他们总是引导我走向正确的方向。

11岁那年，我随父母从香港来到布碌崙。像许多移民孩子一样，我在血汗工厂打工：在衬衫上钉扣子，当过蒸汽压衣工，帮叔叔在塑料工厂干活，还去过薯片厂和餐馆洗碗，干的都是没人愿意做的工作。几乎没有真正享受过童年。

也因此，我特别提醒今天的父母和孩子，要懂得珍惜当下，享受彼此的时光。因为随着孩子长大，他们会有更多责任、更多截止日期、更多压力，属于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我对女儿的期待不是“快速完成大学”，而是真正去学习，而不是仅仅学会如何通过考试。

面临帮派压力

移民初期，我和许多年轻移民一样，面临过融入社会的困难与帮派压力。那时的情况比现在糟得多。幸好幼时在香港和村中孩子一起学过些拳脚功夫，知道怎么出拳；还有幸入读路德学校，每天上圣经课，从十诫中明白偷窃、嫉妒、杀人都是错的。这些价值观深植我心，让我从小就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3、14岁时，我曾和黑帮少年发生过冲突。但因为有功夫底子、又受圣经教育，我懂得分辨是非，没有走上歧途。后来，我选择参军，成为海军陆战队员。人们常说“一日陆战队，终身陆战队”，意思是我们从不退缩。退伍后，我加入纽约市警局（NYPD），服务27年。

面对种族歧视

来美国后，我也遇过种族歧视，但我不认为那代表“所有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事实上，我家能来美国，是因为一位善良的白人基督徒的帮助。

我叔叔当时在哥伦比亚一家机器工厂做技工，与辛格缝纫机公司的一位高管Kemp先生成为朋友。Kemp先生后来问他：“你想来美国工作吗？我可以帮你安排。”要知道，那是1968年，美国社会还充满种族偏见，但这位白人基督徒却愿意帮一个几乎不会讲英语的中国工人，把他和家人带到美国。

我们家族在1977年移民美国，算是“第二次进入美国”——因为更早之前，我的曾祖父曾来过美国，是修铁路的苦力，后来又回到中国。

所以根本没有“系统性种族主义”。听到“系统性”这个词，我想到的是责任。我从不把自己的失败怪在别人身上。没错，我遇过歧视，但也遇过很多善良的美国人。

我一直告诉女儿：不要让种族歧视拖慢你们的脚步。因为一旦你停下来开始责怪别人，你就输了。你要加速、超越。今天，美国亚裔已经进入金融、医疗、工程、科技、教育、政府等各个领域，靠的就是努力与坚持。

斗志与尊重

年轻时，我有时因歧视与人争吵，但随着年龄和经验的累积，我变得更坚强，也更有心理韧性。别人是不是种族主义者，那是他的问题、他的损失。他有权持有看法或偏见，但我不会让它左右我的人生。

我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一路上有许多人给我指引、关心和帮助。也因此，我非常尊重那些长者。小时候，是他们照顾我、教我，引导我走上正确的路。父亲当然也包括在内，但他并不总是对的，他的一些想法我并不认同。

从小，我心里就有一股斗志，不会坐在那里接受任何人的侮辱。这份斗志，让我成为海军陆战队员，让我在NYPD服务27年，如今站在参议院里，继续为社区奋斗。

“永不忘记”的真正意义

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中，我是第一批赶到世贸中心废墟的救援人员之一。如今在遗址上，每一个人都说“永不忘记”。可你到底永不忘记什么？对我来说，我永不忘记的不是9月11日，而是9月12日。

那一天，这个国家彻底震动了，这个国家在悲伤。 但同时，这个国家空前团结。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裂。无论肤色或政治立场，每个人都在互相帮助，这就是美国应有的样子。

勤奋与回报：我对成功的理解

可24年后，甚至还不到一整代人，国家却走向分裂，我们成了光谱的另一端。几周前，查理·柯克被枪击，突显社会撕裂。

在我看来，分裂的根源在于“左派走得太远”，被激进分子煽动，政策偏离常识。20年前我还是民主党人，那时民主党相对中庸，也有常识，信念良好。但后来似乎逐渐被一种对美国的轻蔑所取代。

这一切，是出于嫉妒吗？还是另有原因？我想到圣经里说“不要嫉妒”。人看到别人成功，通常有两种心态。要么说：“哇，恭喜你，我为你感到骄傲，真的替你高兴。”而他是诚心的；另一种则是嫉妒，心中不平：“他怎么能得到这些？”

我从小学到的价值观是：努力工作，不嫉妒，不责怪别人。但现在这些人的行为正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攻击宗教。

这背后是一种意识形态，简单说就是“我不吃肉，别人也不能吃；我没钱，别人也不该有钱。”我常听人说：“那个富豪要游艇干嘛？卖掉可以养活数十个家庭。”但他卖掉后，养了数十个家庭一年，那之后呢？事实是，富豪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养活的人远不止这些。我们需不需要富豪？当然需要。

就像我邻居，他开比萨店，每天工作16小时，做了30年，一年赚40万美元。他配得上吗？当然配得上。他比我更努力，这叫做回报。这就是我们经济运作的方式。

常识与信仰：教育该教什么

但现在有位市长候选人，贩卖的是幻想。因为现实让人失望：大学毕业后，六万、七万美元年薪的工作，无法实现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生活，不能像国王一样享受。虽然失望，但这就是现实。

这位候选人向年轻人推销乌托邦：免费食物、免费公车、免费住房，不用付房租。那钱谁出？再向房东课税吗？他在兜售空想，而年轻人却在追随，这才让人难过。

我们需要下一代明白，负责任地做事才有意义，不要沉迷于那些早就被证明失败的意识形态。历史一再证明，社会主义只会带来贫困和懒惰。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如果我工作17个小时，却跟不工作的人拿一样的钱，那还有什么意义？

你可以问问我们这些从共产中国、俄罗斯、东欧、委内瑞拉来的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苦。但年轻一代不知道。他们仇视美国，这让我很难过。我们花了很多年建立这个伟大的国家，我很自豪能参与其中。我为美国而战，也想守护我所爱的美国。

美国不是关于“免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而是靠自己努力。我不喜欢那些什么都想免费拿的人。

在教育方面，我们应该让孩子独立思考，而不是政治洗脑。我记得小时候，老师从不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于我。现在孩子上学，却常常听到“川普坏、川普坏”，几乎天天都在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孩子？让他们自己思考、观察，并拥有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如何为自己思考。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是错的。所以常识必须胜出。

免费的代价：谁来买单？

现在的政客好像在比赛谁更“左”、谁能送出更多免费东西、替更多罪犯开脱、庇护更多非法移民。大约15年前，我看清了这个方向，所以转向共和党。我不想再付更多房产税，结果钱没有回馈到市民身上，反被拿去补助“海洛因诊所”，帮人吸毒付钱。这完全不对。

更糟的是，党内有些人开始走极端，推动脱离现实的政策。2018年后，民主党掌控州参议院，推出“保释改革”，结果是街头犯罪上升，社区治安恶化。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这就是我转向共和党的原因。我相信财政责任、守法精神和家庭价值，这才是让美国持续强大的根基。

我不喜欢强调自己是“贫穷的移民”来博取同情。因为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都一样，靠努力建立了美国梦。我们在这里努力工作，养家糊口，做个好人。这没有错。为什么要被攻击？为什么我们的财产要被拿走分给别人？

当人们不需要付出就能轻易得到时，没人会珍惜，最后只会导致腐败和衰败。看看底特律、芝加哥、新泽西的特伦顿、费城，这些城市的现况早就给了我们答案。这种模式从来行不通，结果永远不好。

《纽约时报》挑错了对象

《纽约时报》最近写了篇攻击我的文章。老实说，我有点惊讶：他们居然花时间针对我，他们害怕我，是因为我的影响力和实力。

对我来说，《纽约时报》一直是偏左的自由派垃圾报纸。他们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们才是。我从没拿过任何外国代理人的钱。他们说我接受了陈善庄的“面试”，但那只是场五十人的公开会议，我在场合上讲了几句话，如果称之为“面试”，那只能说他们在胡说八道。

我从未收过陈的钱，他想给，但我还回去了。我不需要那些。我也不去中领馆参加活动，总领事要合照我会说不，但如果场合需要，我也不会拒绝。你看，连川普总统都和金正恩拍过照。我曾在波斯湾服役于航空母舰上，也在纽约警局工作了27年，还在社区学校义务服务超过10年。这样的人被说成“共产主义者”？他们搞错人了。

他们三句不离“台湾应该独立吗？”“香港应不应该独立？”我说得很清楚：香港是根据合约回归中国，这是现实。至于台湾，八十年前中国内战，数百万人因为争夺谁该统治中国而死去，难道还要重演那场悲剧吗？我不希望看到。但外交政策跟我无关，我的责任是照顾南布碌崙，不管选民来自哪里，我只在乎他们的需求。《纽约时报》不懂这一点，所以我当时骂他们是“极左的白痴”。

中共当然也想影响美国政府，但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是零。我爱中华文化与祖先，但不爱共产政权。维基百科列出了《纽时》的报道，其中指控我是共产主义者。我希望你们把这句话写进去：陈学理对《大纪元时报》说，《纽约时报》胡说八道，他们挑错了对象。

他们试图攻击我的品格，说我“亲共”，也攻击共和党人，因为《纽时》是左派。但在我住的社区，没人在乎《纽时》写了什么。别忘了，这家报纸在越战时期就已经在帮共产党说话，那些文章偏颇得令人震惊，甚至把美国士兵说成“婴儿杀手”。让那些老兵回国后被羞辱，这是《纽时》这种媒体造成的。

我是华裔退伍军人会的成员，那里有很多二战和越战老兵，我知道他们的心情。不管他们怎么写，还是有很多像我一样爱美国的华人。我爱美国，这是我的国家，我会捍卫它。这就是我的立场。

纽约不能变成社会主义城市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美国，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学校需要有关心孩子的老师，但老师也要保持客观，不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强加给学生，父母也是一样，既要关心，也要让孩子自己思考。

我们应该把历史教清楚，让孩子知道我们为什么打仗、怎么团结起来、怎么战胜邪恶。可是现在这些内容越来越少教了，因为学校忙着教其它东西，比如三十几种性别，却没时间教乘法表，我只好自己教孩子乘法表。我觉得我们该回到基础。

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事。参议院会有一些计划，场面会很壮观，是个向世界展示美国的好机会。

说到城市政治，如果有人想把纽约变成社会主义城市，我们就得在Albany跟他抗衡。他说的很多事，90%都不在他权限内，要市议会同意，而且州法律才是最高的，Albany的立法优先于市政府的提案。这时候就需要常识。

我也想说，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不好，我有很多民主党朋友。像市议员庄文怡，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是好朋友。州众议员寇顿（William Colton）也是民主党人，我们也合作得很好。

在南布碌崙，正因为我们两位共和党人和两位民主党人一起合作，社区才会强大。其他人常羡慕我们，问我们怎么能做到。他们当然也能，只要团结起来。像唐人街有六万华人，法拉盛也一样。要让声音被听见，唯一的办法就是出来投票。南布碌崙能做到，其他社区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