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2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长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复杂。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刘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赵君杰，在网上为丈夫喊冤。

然后，她也被抓了。

动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经的：

同事与下属。

文章发出后，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这一天，从两条线上同时涌来：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明处，是一封来自西平县检察院的邮件。

发件人自称常方方检察官，她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

从2019年写熊昕案，到后来写原伟东案，我写过冤案里的办案人员、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听熊昕律师会见的警察张某庆，原伟东案中，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杜国利。

他们从未发来身份证，说我侵犯了名誉。





暗处，则是我公众号后台的一个陌生账号。

就在同一天，这个账号发来一条消息，语气礼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对方说：

公安局相关领导想找你撤稿，需要什么手续。









起初，这两条线看似平行。

直到暗处的那个人，在我反复追问“哪个公安局的哪个领导”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来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邮件里发给我的，常方方检察官本人的身份证。

两条线索，在24小时内汇于一点。

这个操作，立刻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身份悖论：

发信人自称公安局领导，却用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证来交涉。

这里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是盗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么，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领导。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

它们之中，必然有一个身份是：

假的。

而他们那份捆绑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主张，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精巧的矛盾体。

侵犯名誉权，如果不存在贬低，那需要是：

内容虚假。

侵犯隐私权，前提是：

事实为真。

一句话不可能同时既是谎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这种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实只指向一种他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

我写的是真的。

这立刻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务行为，怎么会有隐私？

这事发生的地点，是西平县检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对象，是为案件奔走的律师，不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她所服务的：

公权力。

公权力运行，理应被记录，被审视。

当一个名字和职务行为绑定在一起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符号，而成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具体环节，一个责任的锚点。

将这个环节呈现给公众，不是窥探，而是：

监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对文章核心事实的选择性沉默。

那篇文章里，写了公安局长被留置，写了他妻子喊冤后被抓，写了办案人员是丈夫同事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些核心事实，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他们所有的愤怒和行动，都精确地聚焦在了一句话上，那句记录了常方方检察官名字和她“不归我们管”的回应。

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响亮的发言。

这似乎在印证，那篇报道最惊人的部分，恰恰是他们最不敢触碰的事实。

而针对那句“不归我们管”的投诉，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归你们管，那么我的记录只是陈述事实，忠于职守与个人名誉并无冲突。

如果那件事其实归你们管，那么你们应该介入的，是那个案件，而不是这篇记录你们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张身份证照片的签发机关一栏，印着几个字：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是刘浩南案的办案机关所在地。

原来，那堵规矩森严的墙上，早就开好了方便往来的小门。

他们并不畏惧事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事实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就仿佛只要捂住说话的嘴，世上便只剩下了赞歌；只要敲碎映照的镜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脸上并无污点。

但他们或许忘了，有时候，敲碎镜子的声音，要比镜子里的影像响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