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15场“书厄”

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毁损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华夏文献典籍几经劫难，命运多舛，破坏之惨烈令人扼腕叹息。本文拟将封建秦王朝“焚书坑儒”至当代“文革”图书文献毁损，也就是图书史上的“书厄”加以探讨评析，以期浩如烟海的中华图书文献不再遭遇“书厄”，跳出无限恶性循环的怪圈。

隋代秘书监牛弘（544-610）在其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中总结了隋以前5次较大的图书厄运：秦始皇“下焚书之令”，“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中图书，并纵焚烬。”此书之二厄。“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车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书之三厄。“属刘（曜）、石（勒）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因江表图书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

明代藏书家胡应麟（1551-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后一厄）“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后二厄）“肃、代二宗，存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后三厄）“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后四厄）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后五厄）。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秦始皇焚书有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和历史根源。战国秦孝公时，就有查禁焚毁典籍，以巩固王朝统治的做法。

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把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的经济措施与采用连什伍，设告坐之道的政治措施相表里，目的是反对当时一些引《诗》、《书》旧籍反对变法的朝臣。在群雄并举的特殊历史阶段，秦孝公燔灭诗书起到了政令统一、国以富强的积极作用。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循此道。这样就割断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之间联系，忽视了文化对政治、经济进步的巨大影响和指导作用，秦王朝的崩溃也就成了必然。

这一事件造成的文化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它完全摧毁了春秋特别是战国以来学术百家争鸣的局面，压抑了学术文化和人的精神自由的发展。汉初，几乎无书可读，官府不得不动员秦遗老博士背诵旧典，笔录成新的图书，以应当时教育的需要，图书毁损之惨烈可见一斑。“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

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在政治上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解除挟书令，民间藏书才得以合法。“惠帝除挟书之律，儒家始以其业行于民间。”汉武帝独尊儒术，也很重视图书的收集。至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藏书有了较大的发展。刘向父子负责整理大量的官府藏书，刘歆撮《别录》而成《七略》，著录图书六类，38种，603家，13319篇（卷）。

王莽之末，农民起义，军阀混战，西汉积累的图书因兵灾毁于一旦。“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钜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籍填委，更倍于前。”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定都洛阳，把收集的各种典籍搬至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汉明帝、汉章帝继续采取镑种方式采集遗书，藏书规模远远大于以前。东汉末年，董卓挟汉献帝迁都兵乱，东汉二百多年的丰富藏书损失殆尽。由此，两汉的图书开始步入了我国古代图书随王朝兴亡而聚散的“书厄”怪圈。“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晋氏承之，文籍尤广。”

西晋本来是很注意收集和整理图书文献的，“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据荀勖《中经新薄》记载，包括汲家书，当时西晋的官府藏书为29945卷。“八王之乱”给藏书带来了巨大文化厄运，后又被匈奴刘曜、氐人石勒先后攻陷洛阳、长安。东晋南渡以后，东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17-322年）重行收集图书时，只得3014卷。

“著作郎李充，以荀勖旧薄校之，其见存者，但有3014卷”。南朝刘宋初年（公元420年）只有藏书4000卷，到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秘书监谢灵运编制《四部目录》时，藏书增至15704卷，另佛经438卷。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月出编制《四部目录》时，有藏书18010卷。梁朝是六朝文化最为繁荣、藏书量最多的朝代。“梁初，秘书监任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总集释典，大凡23106卷”。

阮孝绪编《七录》收书55部，44526卷。梁武帝后期，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洗劫金陵，东宫起火数百橱的图书被焚烧。所存之书由梁元帝萧绎移至江陵。公元554年，西魏军队攻破江陵，梁元帝“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西魏军破梁室，从余烬中收拾残遗仅得4000余卷。梁元帝萧绎“咸自灭之”的书厄是由于他自私、狭隘，既自卑，又自负的个性造成的，以为焚书就可以阻断文化的发展。殊不知，个人意志只能延缓，但不能左右整体文化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趋势。隋唐迎来了我国古代图书文化史上的空前繁荣便是明鉴。

隋初，牛弘上表说有15000余卷，灭南朝陈时，内外之阁约30000卷。开皇十三年二月（593年），隋文帝下诏禁谶纬书活动。隋炀帝即位以后更为严厉，“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炀帝末年，“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凡有经籍，自皆湮没于煨尘矣。”隋炀帝焚纬书也有巩固其专制集权的政治目的，谶讳虽然非科学，但是对涉及谶纬的图书都加以销毁，导致了扩大化。不过客观地说，隋炀帝对其他书籍的收集整理还是很重视的。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37万卷，为历代官府藏书之最。

唐代很重视聚集文化典籍，开元时毋煚《古今书录》共收书3060部，51852卷。《新唐书·艺文志》即据开元书目整理补充，共录四部书3277部，52094卷，再加上唐人新撰著述27127卷，佛经、道藏9500卷，三项合计88721卷。结果“古今书录大凡51852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尚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关成侍讲禁中，以经籍道表，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忝写，形成四部书至56476卷。及广明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

“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日：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书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尚存一万八千卷。宋代重文治，印刷术发达。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编者按成的《崇文总目》，30069卷。至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孙觌等编《秘书总目》共藏书6705部，73877卷。靖康之变，毁于金兵战火。南宋经高宗、孝宗两朝积聚，至淳熙五年（1178年）秘书监陈靧上《中兴馆阁书目》共有书44486卷。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秘书丞张攀续编馆阁书，又新增14943卷。蒙古之师入主中原，兵祸又导致了惨重的损失。

以上是图书的前五厄和后五厄。笔者认为清初至当代“文革”还有五厄，称之为“近五厄”。（1）康乾文字狱与撰修《四库全书》；（2）太平军焚书；（3）敦煌莫高窟藏书散佚；（4）日寇侵华；（5）“文革”扫“四旧”。

康乾王朝把凡是能够引起汉民族意识和涉及明事的图书文献都全部加以销毁。其时，民间畏罪“争相焚弃”，“悉会一炬成焦土”。乾隆37年（公元1772年）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江西巡抚海成搜求得书8千余卷，付之一炬。据孙殿起统计，康熙至乾隆，下令焚毁书籍24次，焚书13862部，销毁将近3000种。而章炳麟估计焚烧图书多达71万多卷，尚有上万卷图书被窜改。

四库全书计79337卷，成与毁之比例为1：10。正如鲁迅先生指出：“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够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不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绝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1851年，太平军起义，在攻占金陵后发布诏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会传读者，定然问罪也。”太平军所到之处，对“妖书”一概焚毁，江南大量文物庙宇古籍经书被毁。著名的江南藏书三阁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和文澜阁（杭州）所藏四库全书及其它书籍惨遭劫难。有人称，这是仅次于“文革”最惨最巨的焚书。太平军虽名为拜上帝会，但他们不了解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真谛，只是以它作为现实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手段，其军事斗争没有文化精神内核。这种对传统文化焚琴煮鹤的做法既反映了太平军领导阶层的愚昧，同时也表现了下层民众在文化教育价值取向的偏激。文化上的荒谬注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

1900年，满清政府已处于风雨动摇之中，敦煌莫高窟守窟道士发现一洞窟藏有大量经卷，引来西方猎人。1905年，俄国人勃奥切夫换走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法国人帕希换取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换取了300卷写本及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大约八千余卷被官府要员巧取豪夺。敦煌莫高窟文献全部散佚说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不仅不能推动文化的繁荣进步，而且无法固守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

日本自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后开始了对华的军事和文化殖民掠夺。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局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40多万册藏书尽成灰烬。“七七事变”后，著名大学如南开大学、上海暨南大学、长沙湖南大学（当时藏书已8万册）以及浙江、上海、南京、广西（省立图书馆20万册书刊）、汕头等省立图书馆全部毁于日寇炮火。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整套中国近代史料被焚毁。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丰富，1935年达20多万册，其中多为宋元明清珍本及钱塘丁氏藏书8000卷，该馆寄存在苏北兴化县的木刻图书及各省方志6803册，以及1927年至1937年的各种日报1894大册又19本，全被日寇侵略者焚毁。清朝咸丰至宣统历代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江南官署档案已经清理的6486宗，未清理的60多大篓片纸不存。该馆印发的馆藏稿、宋元书影等也被劫掠一空。

安徽省立图书馆1935年已有藏书17657种，94515册，包括本省方志80多部以及春秋楚器718件，1943年荡然无存。一些大学图书馆内迁，因动荡管理不力或遭日寇飞机轰炸，馆藏损失半数以上。如中央大学图书馆内迁前有40万余册，到1948年只有18万册。私人藏书楼也成为日寇的劫掠对象，上海王绥珊的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3000种，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苏州滂喜斋、天津木犀轩等著名私人藏书楼也都遭到劫掠。此外在沦陷区，日寇派遣所谓“科学调查团”（包括图书馆学、版本学家）疯狂掠夺我国珍贵文物图书。据统计，日寇侵华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图书馆839所，藏书损失总数在1500万册以上。这是一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大屠杀”。日寇侵华导致书厄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兵灾战乱，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是全方位的，也是最深重的。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扫“四旧”中，全国掀起了一场辨模空前的烧书运动，红卫兵小将们把所有的民间孔孟之书、志怪小说以及大量族谱冠以“四旧”通通烧毁，只剩下“红宝书”，估计图书损失在1000万册以上。所幸的是全国大多数公共图书馆藏书未受冲击。

除了上述社会原因导致“15厄”外，还有其它毁损情况。如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命司农少卿宋遵贵将东都洛阳收取的隋书古籍用船载往长安，运至黄河砥柱时，多被大水漂没，所存者不及十分之一二。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三馆秘阁失火，36280卷藏书全部焚毁。明英宗14年（1499年），南京文渊阁失火，藏书“悉为灰烬”，明编《永乐大典》未刊，只有抄本两部，正本则于清嘉庆2年（1797年）毁于清宫失火，其副本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从表层看，书厄是由于人为、兵灾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从深层看，书厄的实质和根源在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专制制度。中国古代封建藏书（包括民间藏书楼）与封建王朝更迭循环周期有着相似的命运。每一个王朝的兴起，都通过收集整理图书来加强封建专制王朝的思想文化建设，因而都孕育着一次文化繁荣。最后聚集的图书也随着封建王朝的衰亡而散佚。

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施泰特（Peter Karstedt）在其《图书馆社会学之研究》中，他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图书馆（图书）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社会形象”（图书馆创建者）是否永久。家族、君主的私人图书馆与本人紧密相联系，这些图书馆往往随所有者的死亡而逐渐消失，只有那些由抽象社会形象建立起来的图书馆，才具有生命上的连续性。

即社会形象越抽象，图书馆的生命力就越大（利用公开、所有权公共、经费来源于社会）。古代封建官府、私人藏书缺乏这样的社会历史特性，注定了它们梦魇般的书厄轮回，也就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向近代图书馆转变。同时，我们还看到，每一王朝的循环和每一书厄的轮回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也有连续性。它们生动表现出了历史演进的辨证过程，表明相似性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相似性背后的差异性，昭示着历史与文化的螺旋式发展，进而有助于历史主体（包括图书文化史）跳出不良循环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