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出逃九死一生 专访董广平：跨越十年的自由之路

2026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前中国警察董广平第四次逃亡，成功被营救到加拿大，他高兴的举起加拿大国旗，庆祝自己终于获得自由。

餐桌上飘着饺子和热菜的香气，盛雪一早忙进忙出，香喷喷的饺子、酸菜白肉、烧鹅、炸鱼、摆了满满一桌。窗外枫叶旗迎风飘扬，恰逢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屋里却更添了几分接风的暖意。董广平望着眼前久违的家常味道，想起海上漂流的四十个小时，一时有些恍惚。朋友们陆续落座，举杯相碰，谈笑风生。这顿迟来十年零八个月的接风饭，终于热气腾腾地摆上了自由的餐桌。

2026年7月1日，盛雪于加拿大国庆日为董广平接风。

“我一直想要到自由世界。”采访一开始，68岁的董广平告诉我。这是他第四次尝试逃离中国，此前三次全部失败，两度被遣返，其中一次还曾在泰国移民监狱里，眼看着即将签署赴加文件却在当夜被中共人员直接带走。今年5月，他孤身一人驾驶一艘橡皮艇，从山东威海出海，在茫茫大海上漂流近四十个小时，九死一生，最终辗转抵达韩国，再转赴加拿大。

原计划赴日 中途临时改道

董广平回忆，5月24日凌晨4点半，他驾驶橡皮艇从威海出发，原本的目标是日本。“因为日本比较熟悉一些，所以想往日本那边去，”他解释道，“因为韩国离中国有点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风险，会遣送，主要是怕遣送回中国的风险。因为我已经遣送回来两次了，所以就考虑去日本比较安全，保险一些。”

按照他自己的估算，威海到日本的直线距离“不到700公里，600多公里”，“按照我的计算是30多个小时就应该能到”。然而，由于所用发动机并非进口高性能设备，“因为那个贵，所以开不快”，“我不敢开快，怕开快了以后就坏了，坏到海上就麻烦了”，只能以中低速航行，“这样就把时间都耽误了”。

到了5月25日中午一两点，意外接连发生：“我一看手机没电了”，随身携带的充电宝也在此前一天已充过一次电，“这一次再充一回看，不行了，没电了，充电宝坏了。这次我就慌了。”与此同时，海面天气也急转直下，“到25号那天阴天，还下着小雨，到处都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方向”。董广平形容，在茫茫大海深处迷失方向极其可怕：“到深海里面，没有方向很可怕，你不知道往哪开……很有可能走反了，你本来往南走的，你往北走了，很危险，很可怕。”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放弃原定赴日计划，“干脆就往韩国的方向开吧……就往韩国海岸那边靠”，又行驶了数个小时才最终接近韩国沿岸。

海上漂流近四十小时 做好失去生命的准备

被问及当时的心情，董广平只用了六个字回答：“很恐怖，非常恐怖。”那时他已连续航行三十多个小时，“应该也很累，很疲惫”。他坦言，自己当时已设想过多种最坏的情况：“发动机随时会坏，随时有可能会坏，船也有可能会漏气……手机电池没电了，认不清方向，也没法走。”而茫茫大海之上，“方圆见不到船，见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如果动不了了，可能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救助”，“我也没有求救电话，卫星电话之类的，信号弹之类的，我也没有那些东西，这就非常可怕了”。

他透露，随船携带的食物和淡水仅够支撑两天，是按照原定两天两夜抵达日本的行程准备的。他坦承，如果被困海上等待救援，情况将极为危险，“那就等死了”。而当被问及是否想过生死问题时，董广平直言：“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如果说在海上得不到救助，那就等死，就等死。”

当被追问这一次逃亡中最害怕的究竟是死亡还是被遣返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送回中国，送回中国很恐怖，送回中国你还要再尝试。死亡呢，死了就死了，我就觉得跟睡觉一样……没什么可怕，死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只要能够堂堂正正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活着，那才是值得活。”

天黑之后，转机终于出现。“后来早上天黑了以后，天黑了以后看到灯光了，一看到灯光，我心里就放心了，”董广平说，“一见灯光，就会有人救你了，这一切都解决了。”他随即关掉手机以节省电力，“一直向着灯光开去”，心中的恐惧才“彻底放松了”。

抵韩后仍心怀忐忑?

即便靠岸，董广平心里的石头并未落地。“到韩国以后，韩国警察抓住了以后，会不会再给遣送回去，这个担心是非常大的，”他说，“因为前面已经有两次这种经历了……这一次也是非常非常担心，那时候说真的，心里没有把握，没把握。不知道后面结局会是什么……但是也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往上闯。”

抵达韩国警局后，董广平凭借此前从影视作品中获得的知识，当即向警方提出必须有律师陪同才愿配合问话：“我就说，不行，我要见律师，你们要提审我，必须有律师陪同。”他透露，“韩国警察还很客气，他也没发火”，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允许他连上警局WiFi联系外界。

董广平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多年来持续帮助他的民运人士盛雪，但电话未能接通。他随即致电女儿，同样没能打通，只留下文字信息：“赶快跟盛雪阿姨联系，我已经到韩国了，赶快帮我，给我找律师，联系加拿大政府，联系联合国难民署。”情急之下，他在Facebook上看到另一位民运人士朱虞夫在线，赶紧求助：“你赶快，你听我说……你现在赶快跟盛雪联系，给我找律师，然后赶快跟那个加拿大政府，联合国难民署赶快联系。”

“这下，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基本上都放松了，”他说，“我想到这个，到这时候，去加拿大的希望，至少是60%以上，已经超过一半了。”他解释自己的判断依据：“韩国基本上还算是民主国家，它还是遵从法治的，所以它只要让你找律师，那律师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不过他坦言，当时完全没想到事情进展远比预期的迅速，一个月就拿到了去加拿大的机票。“这完全出乎意外”。

当律师拿着机票交到他手中时，“我一看机票，好了好了，心里彻底放松了。”机票上写着：“首尔到多伦多，加拿大航空”。

踏上自由土地的一刻无比激动

6月26日，董广平顺利抵达多伦多机场。“一名女加拿大移民官员来接我，问您是董先生？我说是，她说欢迎欢迎，欢迎你到加拿大……Welcome to Canada，我一听这，彻底放心了，真是非常激动。”他说，此后办理手续时，“那警察呀，官员呀，一见我都说是，Welcome to Canada，Welcome to Canada……都非常热情”。

谈及与国内生活的对比，他感慨万千：“完全是不一样的，在这呢，可以说就跟天堂一样。”

他提到国内空气污染严重，“一出去以后呢，看着整个城市全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加上“预制菜呀，食品添加剂呀，非常的严重。所以在那就跟活在恐怖当中一样，什么都感觉害怕”。相比之下，“这里的人对你都很热情，都很真诚相待。”

他还提到一件小事：办电话业务时钱包不慎掉落，“有一个老先生捡了我的钱以后，撵着过来送给我”。

“哪怕淹死在海上，我也要走”

这是董广平第四次出逃，此前三次全部失败。被问是否想过还会有第五次时，他的回答斩钉截铁：“这个概率非常大，失败的概率非常大……但是我想了，这是无论如何是要到自由之地去的，要到自由国家去，因为国内这种环境、那种状态，真的不适合生存，我是一定要走的，无论如何都要走，哪怕在路上我就死了，就淹死在海上我也要走的，这个决心是下定了，失败了还会再有一次。”

从体制内警官到“决心要走”

董广平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军人家庭，曾担任警察督察，也曾是一名军人。

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相对开放，“那时候书，杂志，很多各种各样的杂志都有，那时候甚至连香港出了几本杂志，国内都有”。他自幼爱好读书，“尤其是没有看过的，关于政治的，关于社会的人生的，我都喜欢看”。正是这些阅读经历，让他对官方历史叙事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看了以后那时候就受一些启发，就是说，以前中国的历史，跟我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是不一样的，一看，怎么会这样呢？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对三年大饥荒，对苏联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他坦言，自己曾反复琢磨这些历史真相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我就琢磨这个事情，看了很多，这才找到政治问题，制度问题，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问题，是宪政民主和独裁专制的问题，两个对立面的问题，这我就知道了”。然而，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之后，作为一名体制内的警察，他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矛盾之中：“但知道这个以后呢，警察是共产党的工具啊，你当警察、当工具，要为它服务，心里就很不舒服，我不能心里有民主的理念，我再去为了专制统治去给它们做工具，就觉得特别不搭调。”

正是这种理念与职业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让他逐渐对工作失去了热情：“所以我就不想参加工作，不想工作，对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性了。”1999年，他因签署一封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公开信，遭警方开除公职，此后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徒刑。这段牢狱经历，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判了刑以后，就开始下决心就是要走了，要到西方国家，要到自由国家去。”

此后，董广平因持续公开纪念六四死难者、倡导政治改革与人权，长期受到中共当局打压，多次被拘捕、监禁，也彻底告别了警察这份职业。从那时起，逃离中国、奔向自由世界，便成为他此后二十多年来从未动摇的信念与目标。

女儿是坚持出逃的重要动力

除了自身理念因素外，董广平特别提到女儿也是他坚持出逃的重要动力。

他透露，女儿在他出狱后因学业压力过大而厌学，与学校产生矛盾，恰逢面临中考升学的关键阶段，“这个事情很严重，她不去学，这个学业就废了”。

“那在国内上不了学，我就让她去国外上学，给她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他透露，此次抵达加拿大后，父女二人一同吃过饭，但因家庭隐私，他不愿多谈。

“这个牢笼是思想的牢笼”

谈到中国的体制，董广平说出了受访中最沉重的一句话：“这个牢笼不是实体牢笼，它是思想的牢笼，关键就是不让你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你不能有。你不能怀疑共产党，你不能给共产党提意见，你不能说它不对，你就不能反对它。”

他强调：“你在牢笼之中，你都不知道你是在牢笼之中，这才是真正的思想牢笼。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没有人权……什么自由都没有。”

他呼吁仍身处国内的民众：“就去多学习学习，看看国外的有关政治民主的书，接收不同的消息来源……要想保障自己的权利，就要敢于起来发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西方最严重的失误”

对于目前仍有西方国家与中共进行贸易往来，董广平直言：“共产党这几十年到现在，西方最严重的一个失误就是没有看清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

他认为，“共产党的本质是公有制，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消灭资产阶级的”，是一个“利益集团”。“你是个体，你跟一个国家公司打交道，你怎么可能打赢呢？”他建议：“西方国家应该建立自己的贸易规则，严格要求中共按照西方的这种公平公正的这种保障私有的规则，才能跟中共抗衡。”

对于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前景，他的估算相对谨慎：“五年之内，可能性也就是5%、10%。那么十年之后，可能性可能达到50%，二十年之后，这一代人死了，希望就是80%了。”

“从未后悔 但对家人很内疚”

回顾长达十多年的逃亡历程，可谓九死一生，但董广平坦言：“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我很内疚，很惭愧，因为我的家人都受到了牵连，尤其是我女儿也是，到处跑动荡，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采访最后，他特别感谢长期提供协助的盛雪、周锋锁、吴温温等人，以及在韩国全程严格保密、协助他顺利脱身的韩国律师：“他做的保密非常严格，任何人他不说……所以他们起的作用非常大，我也在这里特别向我的韩国律师表示感谢。”

这一次，他终于踏上了盼望已久的自由土地。虽然刚来几天，董广平已经开始对未来的加拿大生活做起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