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极一时谢富治 晚年的心病

1967年，蒯大富、韩爱晶、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网络图片）

庐山会议后出任公安部长

中共建政后，谢富治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原昆明军区老干部马天佑告余，那时的谢富治还是很清廉的。一次，谢富治到边境某县蹲点，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返回时，发现车子后备箱里装有鸡和肉，谢不悦，即问秘书：“怎么回事？”秘书说乡亲见他喜欢吃当地的山货，便送来了。谢富治立即叫秘书把鸡等送回，回昆明后即把该秘书调离到边远小县当县长。

1958年，时任红安县采购员的刘金汉到昆明军区找谢富治为家乡办事，谢富治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小老乡嘛，多大了？入党了吗？”隔数日，又见刘金汉，谢富治又问：“你是个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行。你的组织关系转过来没有？”刘答：“没有。”谢曰：“那不行，要把组织关系转来啊。”又隔数日，刘金汉随军区后勤部何德部长来看谢，谢指示何德曰：“他（刘金汉）是党员。现在我没有时间，交给你来管，可不能让他在外成了野人啊！”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是时，中央提名的公安部长候选人有杨成武、杨勇、张际春、张宗逊等。毛泽东在候选人报告中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此批示似为商量，实为敲定。谢富治任公安部长后，一时议论纷纭。毛泽东又出面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

“文革”中红极一时

1966年9月26日，余随温州红卫兵赴京接受毛泽东检阅，宿长安街公安部内一栋老式房子，似为办公室腾出，高大宽敞。突然，一群干部模样人物推门进来，其中一位穿绿呢大衣者居中，中等身材，和蔼慈祥。随从者大声说：“谢副总理来看望大家了！”谢副总理者，谢富治也。

谢富治满面春风，和蔼慈祥，亲切问大家：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又曰：“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有没有什么要求？”余是时年轻，不谙世事，高声说：“我们吃不惯馒头，要吃米饭！”附议者甚众。谢富治微笑点头。次日早餐，食堂里便增加了一桶又软又香的天津小站米饭。

谢富治“文革”中红极一时。据韩爱晶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解决工宣队进校园事。谢富治深夜两点多，即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过道的门里等待。将军对红卫兵头头彬彬有礼，轻声问道：“都来了吗？”“大富还没来啊！”“不等了，你们先进去吧！”快进大会堂湖南厅时，谢突然停住脚步催道：“快进去！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是时接见，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黄永胜、温玉成、吴德等。

韩爱晶又言，“当时，我好像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真的见到了毛主席”。接见毕已九点，谢富治带他们五人到小饭厅吃早餐，鸡蛋炒饭和白菜汤。谢富治言：“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饭后，谢与五大学生领袖于饭桌上边议边写，整理了一千多字的通稿。谢念了两遍，又做了更正，五个人都签了名。谢富治拍板言：“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散发的统一稿。韩爱晶言，当时谢富治给他的印象既像大管家，又像秘书长，确是“文革”的红人！

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谢富治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如此评价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

“文革”中，谢富治闻风抢先批其老首长邓小平。某日，傅崇碧私下与之言：“小平是你的老领导，是上过《毛选》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么没听说过？”谢富治得意洋洋曰：“你没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某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介绍经验：“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之愕然。

温玉成将军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曾受命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温玉成告余，因文艺口支左部队换班事获罪于江青。某日，谢告温曰：“我们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起草，共同签名，把这事了了。”将军不知有诈，急拟检讨书交谢。谢未签名即交江青，故温玉成将军获罪于江青而一直蒙于鼓中也。

公安部长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

“文革”中，谢富治首提“砸烂公、检、法”口号。“公、检、法”者，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毛泽东闻之甚喜，曰：“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谢富治更加洋洋自得，曾与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等言：“我当面听主席讲砸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由此全国立即掀起“砸烂公、检、法”高潮，政法系统瘫痪，法治荡然无存。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例，三万人余人的队伍中，挖出了九百余名“地富反坏右”，只剩百把好人，其余均进学习班。

谢富治于“文革”中参与了“公安六条”制定。“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1）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3）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4）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6）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军队高层曾流传一首唐诗，题为《焚书坑》，作者章碣。其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有人反映此诗黄永胜曾在不同场合引用过，谢富治闻之如获至宝，并向毛泽东报告黄先后与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念过此诗事。毛泽东闻之格外警觉，南巡中严厉点名黄永胜曰：“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

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据陈康将军言，谢富治临终前，陈康将军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时谢富治尚认人，见老党员尤激动，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临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1972年2月，谢富治因癌症病笔。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悼词中称谢之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8年后，谢富治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并撤销《悼词》，骨灰盒也被移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文资料来源于郭林祥、陈康、温玉成、祁山、马天佑等访谈笔记，并参考了《徐向前回忆录》《郭林祥回忆录》《秦基伟回忆录》《毛泽东思想万岁》《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等著作，以及马儒《谢富治的荣辱人生》、韩爱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