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清退30余万执法者 分析：转移财政压力

中共司法部近日宣布，专项行动一年内调整清退逾30万名不符合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并清理7000多个违规执法主体。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机构优化，而是财政危机下的被动收缩，同时也是官方借“整顿”之名转移矛盾、切割责任的惯常操作。

中共清退30余万执法人员 分析：财政危机是推手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5月21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介绍，当局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清理不必要的执法事项40多万项。

胡卫列提到，各地免除罚款总计110多亿元。同时也看到，执法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过罚不当、罚而不管等问题还时有发生。

对此，北京学者杨明（化名）5月24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当局所谓“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机构优化，而是财政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杨明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外企撤离、民企倒闭现象加剧，就业形势恶化，地方财政也日趋紧张。他指出：“税收不行，公务员开支都成了问题。”

他说，很多地方政府目前已经出现财政运转困难，“很多非核心部门的公务员，有的是只能发八成工资；有的是现在发的，还是三四个月之前拖欠的工资，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杨明指出，当局已经意识到未来财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未来体制内那些人越来越开不出工资了，这个趋势很明显，所以他现在开始采取减人的办法。”

“临时工背锅”：编外执法乱象由来已久

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绍平对大纪元表示，被当局清退的“30万人”，并非正式公务员，而是长期活跃在基层执法体系中的合同工、劳务派遣人员、协管员、辅警、外包城管以及各种“综合执法”人员。

他说，中共长期使用没有正式编制的人员承担实际执法工作，让没有法定执法权的人代替官方执行任务，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治理逻辑。

他指出，中国社会过去频繁出现“临时工背锅”的舆论现象，就是这种体制运作方式的体现。

大陆维权律师陈为民（化名）则补充指出，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实际运作状态是：“临时工干活、正式工闲着这么一个状态。”这些人收入不高，但承担的工作却“又杂、又累、又脏”。

“当局不是从减轻民众负担出发，而是因为它自己的资源攫取越来越困难，所以先把这些临时工牺牲掉。”

他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表面上经济体量仍然庞大，但“制度性的、根源性的结构问题解决不了”，导致财政压力不断加剧。当资源获取难度增加时，当局首先牺牲的，就是处于体系底层的编外人员。

中共财政危机蔓延：从“过紧日子”到“砸锅卖铁”

当局此次大规模清退的深层背景，是中国地方财政的持续恶化。早在中美贸易战开打的第二年，即2019年起，中共当局就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

中共结束三年疫情封控后，时任中共财政部长刘昆于2023年3月公开强调，“政府过紧日子不是短期应对措施，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2024年，多个省市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其中有方案提出“砸锅卖铁”筹措资金，挺过难关。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据中共财政部数据，截至2026年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5.58万亿元人民币。

智库MacroPolo负责中国经济的研究员宋厚泽（Houze Song）此前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持有的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70%。

中共地方财政恶化迅速蔓延至各行各业。自2023年开始，海南省、湖北省、安徽省、黑龙江省等多地开始大规模清理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此外，各地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等事业单位出现降薪潮。

除了上述中共司法部提到的清理30万编外执法人员外，官方还提出“清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执法主体”7000多个。

对此，吴绍平认为，这意味着很多地方长期存在“非法增设机构”问题。他说，一些地方自行设立了大量名目繁杂的执法机构，包括农业执法大队、纠察大队等机构”。

“很多机构本身并不是法律允许存在的。”他说，“但地方敢这么干，背后其实也是上下默许。”

此外，他认为，还有一些所谓“执法主体”其实是外包公司。“它们根本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但因为承接了执法业务，就披着执法外衣出去罚款。”他说。

据陆媒此前报道，山东、浙江、江苏、广西、湖南等地近年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其中曾为吉林省深度贫困县之一的通榆县，2024年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过900个。

“甩锅”还是改革：官方整顿能否触及根本？

面对官方高调宣传的“规范执法”成效，专家普遍持怀疑态度。

吴绍平认为，当局此次行动的两个核心目的是，“第一是甩包袱。”通过裁撤大量编外人员，减轻财政负担。

“第二是甩锅。”他说，“民怨太大了，它现在就告诉老百姓：不是中央的问题，是这些临时人员乱执法。”这种做法本质上仍然是在切割责任。

杨明则以数十年“机构改革”史为据表示，“搞了这几十年，实际上它的编制越裁人越多，越裁机构越庞大。所以不要相信裁员这些鬼话。”

他特别提到，在体制内部，“关系”依然决定一切。“有关系的都裁不掉”，这一点连普通民众都看得非常清楚。

杨明指出，虽然部分行政系统可能缩减人员，但强力部门、维稳部门不但不会缩编，反而还在持续扩张。

此外，他还提到，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也可能被纳入维稳体系：“有些地方政府招收流氓地痞作为打手，做一些政府不好出面的恶事。”

杨明认为，这与当局对社会风险上升的担忧密切相关。“只要这个政权的性质不变，它必然与民为敌，它必然抢劫民众，那矛盾也必然会爆发。”

陈为民则分析指，中共体制的深层逻辑决定了这类整顿的局限性。

他进一步指出，中共长期推行的“低人权经济模式”，以及“以邻为壑”的发展思路，这种模式建立在不断压榨基层、不断扩张权力之上。如今已经越来越显露出其严重后果。

对于此次被裁撤的大量基层编外人员，陈为民表示，这些人虽然曾参与维稳体系，“不是完全无辜”，但他们如今被迅速抛弃，也再次反映出这一体制的运行特点。

“中共永远是把刀挥向金字塔底下的人，或者说食物链末端的人。”他说，当局真正不会触碰的，是庞大的权力与利益结构；而最容易被牺牲的，则是基层人员与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