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时激愤之下，写了《这个猥亵案令人发指，为何判决却是如此之轻？》。

2025年6月16日，福建宁德霞浦县牙城镇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将15岁的女生小君（化名）叫到其办公室，以小君所涉打架案可能被拘留为胁迫，抚摸其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射精。事后小君情绪崩溃，四次离家出走，并用刀自残。2026年3月16日，当地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

我从事媒体工作二十多年了，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案情细节并不适合传播，因为正常人看到这样的情节很容易产生生理性不适。然而，正是因为之前一些媒体报道时仅仅简略地写“实施抚摸胸部等猥亵动作”，案情描述无法让读者理解：为什么两年九个月是轻判？如果事实披露仅限于此，一些读者甚至认为，两年九个月判得太重了。

所以，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之所以激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觉得好好的呦呦鹿鸣被这样的案件细节污染了，但是我又不得不主动污染自己，把事实细节交代清楚。如此轻判，我们怎能视而不见？怎能不拍案而起？一旦判决生效，再要纠正，就更难了。

今天，我又直接向当地了解了一些案件背后的情况，发现，事件背后令人忧心的还有不少。

首先是“两年九个月”的来源。

现在是一审判了，但判决尚未生效，还有挽救空间。按照法律程序，如果要纠正一审判刑太轻的问题，需要由检察院提出抗诉，而事实上，受害人小君的父亲也向霞浦县检察院提交了抗诉申请书。

可是，我刚刚了解到，恰恰就是霞浦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建议判两年九个月。

霞浦县法院的当事法官当然是轻判的第一责任人。法院是诉讼的最后一关，怎么能检察院建议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呢？如果都听检察院的，为什么还要单独开一家法院？财政花钱建法院大楼，给那么多法官发法袍、发法槌、发工资、发养老金，难道是让法院和法官仅仅当一只检察院的应声虫？然而，本案中，偏偏量刑建议的起点是县检察院。如今，受害者却不得不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以此纠正一审判决，那么，检察院会自己否定自己吗？

这第一关，就是问题。

其次，不少读者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你猜他是第一次这样干吗？”

这给我提了一个醒，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也了解到了一些线索。虽然证据尚未锁定，不宜公开讨论，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调查。

有消息说，福建省和宁德市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这个案件，我希望，关注本案的上级部门不要局限在“轻判”这一个法律认定点上，而是再往前展开调查，挖掘更多的事实信息。

这一点，说难，挺难的，但凡事就怕认真，认真起来，也就说不上多难。

我想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个故事，该案很值得今天刚刚介入本案的各方参考。

2001年5月14日，在宁德市下辖的另一个县，周宁县，遭他人强奸的少女小A（1987年3月27日出生，此时刚满14岁）在母亲邵仙仙陪同下向县公安局报案，经副局长兼刑警队长陈长春审批立案侦查，两天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半个月后，5月31日，还是这位副局长，陈长春，来到邵仙仙开设的“偶像发屋”，并得知为其推拿的正是小A，就要求小A跟他去周宁宾馆。小A不愿意去，邵仙仙对女儿说“那人是**局的大官，我们店铺要他照顾”，小A只好跟着驾驶员去了。到了宾馆，陈长春让驾驶员出去时把门锁上，随后，不顾小A的反抗，将其奸淫。

小A大受刺激，6月3日离家出走，一路跑到闽北建瓯市，向当地巡警报案说自己被“周宁县**局一个大官”强奸。建瓯市警方立即开始调查。为了对抗调查，陈长春先是指使驾驶员作伪证，顶罪承认强奸是自己干的，而不是副局长；然后，陈长春怕不好过关，又指使了一个求他办事的外地人陈新做伪证，说是自己干的，不是副局长；同时，他还指使一名民警做伪证，证明当时自己和副局长在一起，排除作案时间。为阻止小A母女作证，陈长春还指使陈新出钱将“偶像发屋”承租下来，并自己出资5000元让人贿买邵仙仙和小A，把他们带离周宁县，躲避警方调查。

但是，当时警方调查是严肃的，陈长春的罪行还是败露了。他畏罪潜逃，近三年后，2003年11月4日，被警方抓捕归案。

这个案件到这里，是一个积极的司法故事。

但是，到了审判阶段，意外在周宁县法院出现了。周宁县法院一审认为，陈长春犯强奸罪、妨害作证罪，“但被告人陈长春在实施强奸过程中，当被害人喊疼痛时，未继续实施奸淫，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

判罚之轻，理由之诡异，令时人震惊。当时的周宁，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福建省海拔最高的县，恰好是处在吏治败坏、正被上级整顿的阶段：该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三光书记”，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此后因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审。该县原县长孙某道德败坏，和同住一楼的县纪检委书记的妻子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此外，该县还有两名副县长及10多名科局长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地司法机关一些干部也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认为本案应该重判。因为陈长春利用司法人员职务之便强奸当事人，而受害人还是未成年。

这个案件被《中国青年报》注意到并报道，一时舆论大起，福建省和宁德市政法部门派人前往周宁县调查此案。经检方抗诉，2004年3月，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陈长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一审3年，二审12年。走回正轨。

与此同时，一审审判长阮金钟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

当时，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持续追踪，也发现了匪夷所思的案后细节。

比如，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并非由阮金钟决定的，而是由周宁县8人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的。但讨论本案时，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的8名成员没有一个人带《刑法》进行法条对照。当阮金钟在审判委员会上提出“被告人陈长春在实施强奸过程中，当被害人喊疼痛时，未继续实施奸淫，可酌情从轻处罚”时，个别人甚至认为，这个情节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强奸未遂”。

简直荒天下之大谬，离天下之大谱。

记者采访了8名审判委员会成员中的6位，除刑庭庭长阮金钟外，其他5人都声称自己没有从事刑事审判的司法背景，对刑法不熟悉。而且绝大多数成员都没有参与旁听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周宁县人民法院当时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陈木森说，他是在看了媒体的报道后才知道办错案的。他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新闻媒体的法律水平比周宁法院的法官高”。

相比二十多年前的陈长春案，今天我们在面对小君案时，还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所有媒体都不公布教导员的名字，把他“保护”起来了。

我认为，这不正常。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接受社会监督是当然之义。其中，强奸案、猥亵案、未成年案，确实属于隐私案件，一些信息不宜向社会披露，但这些案件不宜披露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未成年人，而不是保护作恶者。媒体把所有信息，包括被告的信息也隐藏起来，偏离了隐私保护的本意。

所以，本文要公开本案被告人的名字：李丰玲。本案也应称为“李丰玲性侵案”（我这里没有用“强制猥亵案”）。

根据2020年7月一篇题为《民警李丰玲：尖峰上的英雄梦》的宣传报道，李丰玲2010年从警校毕业后到派出所工作。

我刚刚也与受害人小君的父亲通过话，他表示，目前案件正在处理，不方便对外透露更多细节。我能理解他身在其中的顾忌。

李丰玲性侵案恶劣之处至少有四：一是犯罪者身份恶劣，李丰玲是派出所教导员，且直接用职权胁迫受害者；二是犯罪场所恶劣，在作为执法场所的派出所办公室内；三是犯罪手段恶劣，SZQ侵入口腔；四是犯罪后果恶劣，直接导致未成年的受害者自残、离家出走，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

应从重判决。

如今要加上第五条恶劣：一审判决过轻，直接伤害了司法公信力，社会影响恶劣。

本案将走向何方？害群之马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罚？相关方面能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纠正？我们将尽量保持关注。

我相信，既然二十多年前福建省和宁德市有魄力强力出手，纠正陈长春强奸案明显轻判的一审判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福建省和宁德市也应该会为本案找到一条回归正轨的通道。

呦呦鹿鸣2026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