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位的跨越与心境的起伏

1995年9月，我正式入职位于纽约州珍珠河（Pearl River）的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研发中心（American Home Products，简称AHP）。那时的我刚刚走出博士阶段的训练，带着几分期待，也带着几分不安，开始了自己在美国制药工业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如果追溯AHP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发展几乎是一部美国医药工业不断整合、兼并与重组的缩影。Pearl River研发中心最早属于一家历史悠久的制药公司——Lederle。1907年，恩斯特·莱德勒博士（Dr. Ernst Lederle）在这里建立了这片科研基地。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园区一直是罗克兰县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片占地约500英亩的土地上，既沉淀着Lederle家族的历史，也见证了许多医学上的突破。1930年，美国氰胺公司收购了该企业，但仍保留了“Lederle”的名字。后来，美国家庭用品公司与惠氏公司先后接管这里。2009年，辉瑞公司收购了整个园区。2015年，辉瑞又将其中约200英亩土地出售给工业地产集团（Industrial Realty Group）。

企业更迭在商业世界中本属常态，它反映的是市场变化、资本运作以及对规模与协同效应的不断追求。但每当想起这些变化，我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复杂的感慨。听说如今的新业主计划将这里重新开发，未来或许会变成集购物、餐饮和娱乐于一体的商业区。很难想象，当年那座被称为“城中之城”的科研园区，曾经汇聚着包括我在内的数千名科学家，在这里从事着美国一些最重要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但对我而言，那里始终是我职业生涯中一段极具色彩的记忆。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被这里的环境深深震撼了。整个研发中心仿佛建在一座花园之中。我所在的那栋楼是园区里最新、也是条件最好的一栋。与其说那是实验室，不如说是一座坐落在花园里的超大型 Shopping Mall。一楼植被葱茏，抬头便能透过巨大的玻璃屋顶仰望湛蓝的天空和飘动的白云。所有楼层走廊环绕着实验室，实验室簇拥着靠窗的办公室，中间是宽敞通透的空间，采光极佳。阳光穿透玻璃屋顶洒在绿植上，置身其中，仿佛不是在攻克科研难题，而是在一座现代化的购物中心里漫步。这种视觉上的震撼，瞬间冲淡了我入职前的忐忑。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科研的枯燥似乎都被阳光稀释了。

我甚至有些恍惚——这哪里像是一座做化学实验的科研楼，倒更像是一座巨大的Shopping Mall。

在AHP工作的那段时间，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种既严肃又轻松的科研氛围。部门里的大多数同事都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意气风发，正值人生第一份工作的热诚期，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那里的弹性工作制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由，无需打卡上下班。午餐时分，我们可以选择在公司的 Cafeteria 聚餐，也可以三五成群去外面透气。基本上没有人刻意监督你，只要能够按时完成研究任务即可。

然而，尽管管理方式很宽松，大家工作却都十分投入。很多同事在周末也会自觉地来实验室待上几个小时，把手头的实验再往前推进一点。

我住的地方离公司很近。除了下雨天，我通常都是步行上下班。一路上如果有美国同事开车经过，他们往往会停下来，摇下车窗问我：“要不要搭一程？”这种随意而友善的小细节，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感到十分温暖。

1996年我的生日，同事们还专门给我准备了一次“惊喜”，更是给我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美国文化冲击。

来自韩国的同事K那天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你最好多换一点一美元的纸币。”我当时完全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过生日要准备这么多一美元？

直到他们把我带到一家脱衣舞俱乐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这里，观众会用一美元在舞台前轻轻晃一晃，舞娘就会走过来，让你近距离观看表演，然后把那一美元塞进她的小短裤或乳沟里。

那一天让我这个从中国来的、多少有些木讷的中年人真正开了眼界。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美国的脱衣舞俱乐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真实的美国地下文化，过了一个最“腐败”且难忘的生日。

在业务上，我所属的部门全称为 SWAT (Synthetic Workup Attack Team)。在当时的AHP内部，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支援团队。正如其名，我们就像研发阵地上的“特警突击队”，专门负责攻克各部门研发进度的瓶颈。这种高强度的‘突击’不仅磨练了我的效率，也为我后来开发高速平行合成方法埋下了伏笔。由于实验对我而言并不复杂，工作进展得顺风顺水。唯独我的上司 AＧ 让我感到一丝压抑，有时让我有些不太舒服的。他是一位年轻的犹太裔科学家，芝加哥大学博士，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博士后。学术背景非常漂亮，才华横溢却极其高傲。在他的眼神里，我总能读到一种对华人的隐微歧视。虽然他认可我的能力，但我们的关系仅止于冰冷的职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个人交往。

1995年底，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每个周末都会回到CSI继续完成博士论文的补充实验，并处理各种论文写作的杂务。最终，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并在1996学年正式获得博士学位。我那平静的心再次泛起涟漪：既然已经拿到了 Ph.D.，为何还要屈就在一个硕士学位的工作岗位上？

这种想法一旦出现，就很难再压下去。

1997年的年终考评成了离开的“催化剂”。 在AHP工作的两年里，我在科研上取得了不少成果，还和ＡＧ一起申请了二个专利和发表了二篇文章。１９９７年我把当时刚兴起的组合化学理念引入到实际工作中，利用固相试剂结合传统有机合成方法，开发出一种新的高速平行合成技术，用于新药研发中先导化合物的优化。那年，我甚至成了Pearl River研发中心送样数量最多的员工。分析部门的同事从来没见过有人送来这么多样品，他们半开玩笑地抱怨说，我几乎把他们的工作量翻了一倍。

我满心以为这样的成绩至少能换来一次不错的晋升机会。但 AＧ依然只给了我一个“B”。 那个‘B’不仅是一个评分，更像是一道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尽管我的高效让分析部门‘抱怨’连连，但在他充满偏见的刻度尺里，我依然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种认可的缺失，比繁重的工作更让我感到寒心。

那一刻，我心里的失落和不满几乎压不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B”彻底点燃了我离开的决心，这件事其实成了我离开的真正催化剂。

上世纪九十年代，组合化学正处在一个非常火热的发展阶段。那时，加拿大MDS公司在西雅图的Pan Lab在专业期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出了自己的CV。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面试邀请。

由于我既有药物化学的背景，又有组合化学的经验，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为了吸引我，对方不仅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条件，还包办了一周的酒店和用车，让我深度体验西雅图熟悉这座城市的环境。

我人还没有回到Ｐｅａｒｌ　Ｒiver家中，正式的Offer Letter已经先于我到达。我激动不已，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工作岗位。

消息很快在公司里传开。有人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也有人认为离开像AHP这样的大公司去一家中小型企业并不明智。研发中心的Director John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他告诉我，如果继续努力，再过三四年，公司完全可能把我晋升到15级——那正是博士入职的级别。是选择在ＡＨＰ安稳等三四年，还是去西雅图闯荡？我觉得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没有必要再回头。考虑再三，我还是正式递交了辞职信。

就这样，1998年5月，我离开了美国家庭用品公司。带着全家启程奔向西雅图，正式以资深科学家（Senior Scientist）的身份入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和助手。从珍珠河（Pearl River）那个像花园和商场一样的研发中心，到西雅图资深科学家的独立办公室，这不仅是职位的跃迁，更是我多年学术积淀后的价值兑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多雨的西雅图，我以为自己终于靠岸，却不知这只是‘颠沛流离’职业生涯的序幕——在那个生物技术疯狂扩张又充满变数的时代，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