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春节油渣麻筵汤圆的幸福味道

又到了春节了，已经有三十年没有在老家过年了，最后一次还是1996年，离开中国赴美留学的那年，本来是准备在深圳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过个春节，但是因为春节前意外的签证通过，然后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赶回了老家过年，那也是最后一次在老家过年。

现在在美国过春节的确没有什么气氛，即便是朋友回国看到的，也说春节对比我们小时候气氛也淡了不少，大家就开始了忆苦思甜，而我的记忆飞快的倒带回到了那个八十年代初期，还在计划经济末期的儿时的春节。

如果把儿时的春节拆开来看，它不像现在这样是一次七天假期，更像是一场需要精密筹备的年度工程。那个时候，物资紧张，节奏缓慢，但是仪式却是异常隆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不富裕，但是大家却是格外郑重地过年。

那个时候的年货是“战略物资”，凭票买年货才是常识，年货不是“买”，而是“配给”。

粮票、油票、肉票像军需补给单一样被小心翼翼地夹在户口本里。临近春节，家里气氛陡然严肃起来，家里每个成员都发动起来准备各就各位去抢购年货。

“票都拿好了没有？”

“别丢了，这可是过年的命根子。”

学校附近的肉铺门口排着长队，肥肉是抢手货。不是因为爱吃肥，而是因为，买肥肉才可以炼猪油，油渣才是童年的顶级美味

肥肉回家，不是直接下锅炒菜，而是切成方块，小火慢慢熬。锅里滋啦滋啦，油脂一点点析出，香味从厨房蔓延整个走道（那个时候我家住的集体公寓，一家一间或者两间那种）。等到肥肉被炼成金黄酥脆的小块，那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刻，油渣出锅。

油渣拌点糖，撒点葱花，热乎乎的一小碗，是我们心里的过年限定款零食。那种香，不是高级餐厅的香，是纯粹的、动物脂肪与时间共同熬出来的幸福。猪油则装进搪瓷罐里，白白的一层，从此整个正月炒菜都有底气。

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很穷，但是过年的饭菜是一点都不含糊，我家是一年才有一次的八菜一汤，提前买好鸡，当年都是活鸡，老爸是家里唯一个有杀鸡技能的人，我们围成一圈，看着老爸在筒子楼外面的空地里，三下五除二地就完成了对于鸡的原始加工，然后那个煮开了的大锅就会开始对于这种年度美味进行深度加工。

蔬菜也是要提前准备的，尤其是红菜苔，红菜苔在平时不算稀罕，可一到春节就涨价。家里大人嘴上念叨：“贵得很。” 但还是会买，红菜苔是喜气的象征，平日里大家都吃的是绿菜苔。那个时候也没有大棚蔬菜，有一年因为太冷红菜苔收成不好，直接涨到两块多一斤（那个时候的工资就是一个月28块到50块不等），老妈心疼得不行，说今年就不吃红菜苔了，但是老爸还是大手一挥，果断命令老妈去紧急采购一斤（因为家里人多，通常都是两三斤），因为红色讨彩头，寓意“红红火火”。过年嘛，图的就是个吉利。

很多其它的蔬菜都可以提前买好，那时候没有冷链物流，更多是提前处理好，挂在通风的地方。鸡不只是菜，它代表着年夜饭的完整与体面，而鱼也是年年有余的象征，鸡，鱼，红菜苔，就是贫困时期，我家对于过年年夜饭的最低期许，也是唯有春节才有的幸福味道。

除了除夕时的八菜一汤值得惦记着，还有一个就是我家的传统优势项目，原生态做汤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家有个小的水磨，一年通常就是用一回，这个就是春节的记忆。老爸提前一周就买了二十多斤的糯米，然后是泡糯米两天，从床下翻出水磨，在一个大木盆上架好老爸自己打的木头架子，最后就是最艰巨的活动，推石磨，而这个时候就是我家三兄弟的痛苦时刻，那是当年最苦的差事。石磨又沉又涩，推起来胳膊发酸。轮到谁，谁就像被判了“劳改”。每人轮流推磨大约50勺糯米才能轮换，那真的是轮流做推磨的驴子，上磨的垂头丧气，下磨得欢天喜地。

但是真正的重头戏，是做糯米粉，糯米要提前泡好，然后磨浆，最后是吊浆，放入一个大缸里面，用厚厚的木头盖子盖好，糯米粉洁白细腻，搭配上家里准备好的用芝麻白糖花生混合好的汤圆馅，从正月初一开始，我家每天的早餐就是汤圆，寓意是团团圆圆，就这样一直吃到正月十五，每天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都会生出一种踏实的幸福。

还有一样我家的传统春节美食就是麻筵，用面粉做出面皮，然后切成长条，中间一刀，上面撒上一点芝麻，最后下油锅，几秒钟后，那个金黄灿灿，胖胖鼓鼓的麻筵就可以出锅了，而我们就守在火炉旁，等着新鲜出炉的美味，而那个也是限量供应，每次每人只有几个，因为还要等着各家拜年时，和瓜子花生一起摆盘出来招待客人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口水直流的时候，因为客人来了，一般都是爸妈作陪，我们只有看的份，没有吃的份，对比之下，还是汤圆更加实惠，至少是自己消灭掉的。

油渣，麻筵，汤圆、糍粑，那是可以延续整个正月的甜味。现在回想，当时推磨的苦，仿佛只是为那份持续拥有付出的代价。

当年的年夜饭做的八菜一汤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听着丰盛，其实每道菜都算计得清清楚楚。一定会有一个炖鸡，一条红烧月，然后好像记得有辣椒炒肉，肉丸汤，红菜苔等等，而鸡腿的分配也体现了家庭智慧，一只鸡只有两个腿，而家里有三个兄弟，这是过年餐桌上最现实的经济学问题，两个可以吃到鸡腿，另一个只能吃鸡翅，我们没有争吵，但心里都明白，鸡腿是稀缺资源。如今想来，那不是偏心，而是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的真实写照。分配本身，也是一种成长教育。

而在1983年以前，大家过的是没有春晚的除夕。没有电视机前的“倒计时”，除夕的热闹在户外。

孩子们拿着鞭炮在筒子楼外的空地里奔跑，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能放漂亮的大烟火，火树银花，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们一起欣赏。我们家呢，一人只有五毛钱预算，五毛钱可以买最普通的鞭炮、几个冲天炮，再加一个火焰棒，冲天炮点燃后，“嗖”地冲上天，啪的一声炸开，有一种焰火有一个小降落伞，每次放完大家都会满世界的找那个从天而降的降落伞，仿佛可以給我们带来一年的喜悦，追着那个降落伞跑，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

当然，除夕还有一件全家人的大事就是洗澡，换衣服，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但是再穷，过年也要干净。除夕一定要洗澡，换干净衣服。哪怕衣服不是新的，也要洗得干干净净。物质可以少，体面不能少。那种体体面面过年的执念，构成了那个年代最朴素的尊严。

现在的春节，物质极大丰富。鸡腿可以人手两个，红菜苔随时买，猪油不再稀罕，石磨成了博物馆展品。

但童年的春节依然刻骨铭心，因为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等待，每一道菜都需要筹备，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每一口美味都来之不易，那种有限物质中的无限丰盛，反而更加浓烈持久。

油渣的香味、石磨的沉重、鸡腿的分配、五毛钱的烟火、洗得发白的衣服，它们组成的不是贫穷，而是一种认真生活的姿态。

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真正的年味，不在于美食丰盛，红包鼓鼓，而在于那份郑重其事地对待生活。

那些年，油渣才是顶级美味

那些年，汤圆能吃到正月十五

那些年，五毛钱可以买到整个春节的欢笑

那些年，我们虽然不富裕，却在认认真真的在过年，过的是一份对于去年的感激，也是新年的期许，最最重要的是，是全家人团团圆圆的气氛，而那种幸福的的味道，那种喜庆的气氛，可能永远离我们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