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这里开始 曼哈顿下东城移民记忆地图

“我可以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五月花号’，但不是那艘在1620年载着清教徒抵达新大陆的传奇船只，而是一栋位于东百老汇街与克林顿街转角、名为Mayflower的公寓楼。”美国建筑史学者Andrew S. Dolkart对下东城充满了感情，他的父亲正是在1914年出生于下东城Orchard Street 97号公寓中，他的祖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这些故事记录在他撰写的《纽约市下东城公寓楼的历史传记》（Biography of a Tenement House in New York City）中。

对Dolkart而言，家族故事并不属于远方的神话，而是藏在城市转角的一扇门、一段楼梯、一道狭窄走廊之后：那是移民家庭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家”。他的父亲在公寓楼中成长的经历，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中，无数在下曼哈顿长大的移民子女所共有生命历程的缩影。

百年前新移民的第一站

对无数新移民而言，“美国梦”的故事从艾利斯岛（Ellis Island）开始。1892至1954年，艾利斯岛是美国最重要的联邦移民检查站：通过体检与详尽的问询、成功获准入境的人，才算真正踏上“美国”。但“入境”只是开端，接下来要去哪里落脚、如何生存，才是人生真正的考验。

这时，下东城成了最直接、也最现实的选择。它靠近港口与工业区，工作机会集中；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大量价格低廉的公寓楼可供租住。下东城区域划分，大致以休斯敦街（Houston Street）为北、坚尼街（Canal Street）为南、包厘街（Bowery）为西、毗邻东河（East River）。街区不大，却在一段时期承载了全球罕见的高密度人口。据统计，在1880至1924年间，约250万名以贫困为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民至美国，其中近75%定居下东城；他们带来意第绪语、教堂与互助社团，也带来推车摊贩与小店铺的街头经济。到了1910年，人口已超过50万，许多人挤在狭小房间里，白天在成衣工厂、作坊或码头打工，夜晚再回到密不透风的楼梯间与走廊。

纽约版的湾仔与蓝屋

在纽约的老一辈侨民有不少曾经落脚香港，对湾仔耳熟能详。而湾仔，正是纽约百老汇舞台剧和1960年代好莱坞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取景地。笔者认为，下东城的历史轨迹，其实与湾仔颇为相似：两者都曾是城市里最早承接新移民的地方，下东城接住了一波又一波从欧洲、加勒比海与亚洲来的移民，湾仔则吸纳了来港讨生活的内地移民、水上人、工人与小商户。它们都因为靠近港口、交通便利、租金相对低廉，而成为基层人口的落脚点，也因此发展出密集居住、街坊关系紧密的社区样貌。

下东城廉租公寓的两栋主要建筑建于1863年左右，位于柯察街（Orchard Street）97号和103号，见证了数十个国家的移民生活。湾仔的蓝屋建筑群是难能可贵存在近百年的城市遗产，这片建于1920年代、设有露台的唐楼群，反映了早期香港华人基层的居住样貌与街坊文化。两地的建筑不仅仅楼房，更是一个容纳劳工、小商户与家庭日常的生活容器。

吱嘎作响的楼梯、昏暗倾斜的走廊、斑驳的壁纸等都保持着当时的模样。廉租公寓承载了一代代移民家庭初到美国的艰辛岁月，蓝屋建筑群则见证了香港二战后基层市民在湾仔扎根的日常生活。两者都曾因老旧、拥挤而被视为“落后地段”，一度面临清拆命运，却在社区与保育运动中被重新理解其价值。下东城透过公寓博物馆和导赏团，将居民故事转化为可被参观、被讲述的历史；蓝屋则选择“留屋留人”，让原居民继续生活其中，并引入新住客共同营造社区，也是“香港故事馆”的所在地。地球两端的旧建筑，并不来自宏大的建设，而是由无数在狭小空间里努力生活、互相扶持的平凡人生所构成。

普通人创造的下东城历史

“我能看见逝去的人。”下东城廉租公寓博物馆（Tenement Museum）总裁Kevin Jennings如此形容。这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因为在这座博物馆里，过去的人与事从未真正消失。

下东城的公寓楼，曾经是贫困、拥挤与劳动的代名词。但在下东城移民公寓博物馆里，这些公寓楼被重新理解：它们不只是“穷”，更是一个庞大社会变迁的容器。博物馆在1988年成立时，创办人Ruth Abram与Anita Jacobsen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只讲述那些真实住饼这些公寓的人，虽然多数人早已离世，却都曾在这些走廊、厨房与卧室里生活过。这种选择把历史从名人、权力与大事件，拉回到最朴素的日常。

对在此工作的导览员与研究者而言，这些人虽已不在，却因为人口普查、城市名录、照片、收据、信件与后代口述，而重新“活”了起来：你能知道他们怎么赚钱、怎么过节、孩子怎么上学、家里怎么摆设，甚至如何在狭小空间中安排一张床与一张餐桌。这种细节让历史有了呼吸——也让读者明白，构成美国的，不是少数英雄，而是千千万万被忽略的普通人。

博物馆所串起的族群故事，更呈现下东城“不是单一移民神话”，而是一条不断更迭的河流：1860年代的德国家庭在此经营小酒馆，在战争、经济衰退与法律变动中求生，也有非裔家庭在南北战争后的城市里寻找安身之处，爱尔兰家庭带着饥荒的阴影抵达，面对排斥与歧视仍努力扎根；1870年代的德国犹太移民母亲在金融恐慌时成为家中支柱；1902年俄罗斯犹太家庭把成衣作坊搬进公寓，工业革命的节奏进入厨房与卧室；1930年代的大萧条里，意大利家庭在不确定中撑起孩子的未来；1947年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以难民身份抵达，重新寻找“家”的意义；1950年代的波多黎各母亲带着孩子迁入，加入下东城新的移民层次；1965年后华人家庭因移民法变革而来到此地，在成衣产业里与前人相似地辛勤工作。

这些片段像一张张截面，让人看到同一个街区如何在不同时代容纳不同族群，也看到移民“相似的命运”：语言不通、薪资微薄、住房狭窄、但仍想让孩子受教育、想把生活变好。下东城公寓楼因此不仅是建筑，它是一台历史放大镜，让我们看见美国如何由底层劳动与移民愿望堆叠而成。

埃塞克斯市场呈现居民日常

如果说公寓楼承载了日常的重量，那么埃塞克斯市场（Essex Market）则呈现了下东城最完整的日常生活。它的源头，可追溯至19世纪末下东城街头密集的推车摊贩文化，马铃薯、鲱鱼、蔬果与生活用品在赫斯特街应有尽有。随着欧洲移民大量涌入，街道愈发拥挤，市政当局在1940年于埃塞克斯街（Essex Street） 建立室内公共市场，将零散的街头摊贩纳入有管理的空间，埃塞克斯市场由此成形。

市场初期的摊主与顾客，多来自下东城的犹太与意大利移民社群。这里不只是买菜的地方，更是一个交换消息、建立信任与社区关系的社交场域。1950 年代，随着波多黎各移民大量迁入，市场商品结构再次调整，回应新的饮食需求与文化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塞克斯市场不仅是居民采买粮食的场所，更被赋予教育功能。市场内定期举办烹饪示范与食物保存教学，教导家庭如何在配给制度下善用有限的食材、替代原料与简化料理方式，协助居民以有限配额维持家庭饮食，度过物资短缺的战时岁月。

进入 1960 至 1980 年代，经济衰退与大型连锁超市兴起，使市场一度面临关闭危机。当市府计划出售土地、引入私人开发时，下东城居民、民意代表与学者联手介入，成功保住这座公共市场。1995 年，市经济发展局投入翻修资金，将分散的摊贩集中至 Essex Street 120 号，让市场重新聚集人气与活力。

2019 年，埃塞克斯市场迁入位于 Essex Crossing 的新址，空间更现代、明亮，但仍保留公共市场的核心精神，原有摊商优先回迁，新旧商户并存，持续为社区提供价格合理的新鲜食材与餐饮。对下东城而言，埃塞克斯市场仍然存活，这就是对历史的最好见证。

信仰支撑 美国首座犹太会堂

埃尔德里奇街犹太会堂（Eldridge Street Synagogue）建于1887年，是美国第一座由东欧犹太移民建造的教堂。过去，多数东欧犹太移民只能在改造空间（如聚会厅或旧教堂）礼拜，犹太会堂建起后，成为俄罗斯、波兰、立陶宛等东欧的犹太移民社群的聚集地。

犹太会堂在下东城狭窄而拥挤的街景中格外醒目，宏伟而对称的立面，以厚实的砖石结构与拱形元素展现庄严气势，清楚传达移民群体对信仰的尊重与自豪。屋顶高处竖立的大卫之星，在当年象征着新大陆得来不易的宗教自由；而入口处厚重的木门上，细致雕刻着《摩西十诫》的象征图案。会堂曾经繁盛五十年，节庆时数千人聚集，律师、商人、工匠、文书、摊贩与劳工在此相聚。

1924年移民配额法实施后，人口外移、会众缩减，主圣殿一度关闭、荒废。直到1980年代的保存运动，这座建筑才被重新发现并修复。2007年完成整修后，会堂成为博物馆与社区文化中心；2010年，由艺术家Kiki Smith与建筑师Deborah Gans创作的东侧彩色玻璃窗，以蓝色星空与大卫之星象征信仰的延续，将历史指向未来。

回望下东城的百年历史，公寓楼、会堂与街区彼此交织，构成一张由普通人书写的城市地图。这里没有单一族群的荣耀叙事，只有一代又一代新来者，在狭小空间里努力生活、撑起家庭、建立社群。而在语言、节庆与劳动之外，他们也把家乡的味道一并带进了这片街区——在市场的摊位、熟食店的柜台与街角的小店里，慢慢化成下东城最具体、也最容易被记住的文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