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2025年的新闻，这一年逝世的新闻人物中有许多人留下了悠长的回响。他们的离去让人缅怀，像是一记钟声，在人群中激荡出了悠远而热忱的共鸣。

其实，这种共鸣不只发生在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身上，还有很多人，他们并不是那么出名，有的人甘作配角，有的人选择了轻轻说话，从不抢夺其他人的瞩目，更多时候只是坚守自己的小世界，默默推动时代的改变。事实上，这些从没上过新闻头版的人物同样珍贵，轻声细语的活法也可以拥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些生命的珍贵瞬间值得被再次注视。纵然声量微小，他们也曾带来人与人的共鸣，而那份真实存在的生命体验，也会是一种永恒的回响。

以下就是这些同样特别的生命，和他们留下的回声。

文｜查非

罗点点（1951-2025）



图源网络

罗点点说话时声音很轻，一辈子都是这样。她不是一个喜欢大声疾呼的人，在她的童年时代，大人们总是声音很大，开大会，写大字，扯着嗓子大声批斗，随处都能听到大喇叭，仿佛只有大炮重击、群情激愤，才能听到彼此的意见。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学会了小声说话，轻轻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他人听。

她在18岁那年在陕北农村插队落户，后来学了医，当过大夫，转业后去过公司，做过媒体。她有很多想要跟人分享的想法，于是她勤勤恳恳地写作，试着用这种方式促成人与人的理解，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什么是有尊严的死亡？

这是她在婆婆去世那天产生的念头，那时候她看着老人被插上呼吸机，想起平日里老人说过自己“不希望被切开喉咙”，经历艰难的心理斗争后，最终决定放弃插管，让老人自然结束了生命。

她作出这个决定是在2004年，一个还没有死亡教育、缓和医疗、临终关怀这些词汇的年代。后来，罗点点和她的朋友们创办了“选择与尊严”网站，正是在这里，她第一次在国内提出“尊严死”，提倡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自主决定临终时的关键选择。她的挚友陈小鲁分享了自己的父亲临终前的痛苦，全身插满了管子，在反复吸痰、清洗、不停翻身中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这让两位好朋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2013年，他们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然而，她的声音经常被更大的反对声淹没。她举办的活动上时常有人站起来大声质问她，“你怎么能这么不孝呢！”一开始，好多医院不愿意她来做推广，“我们这里是救死扶伤的，不谈死亡。”还有人尖刻地反问她，“你不怕病人死后回来找你吗？”为了让更多人理解，她写了一本书《我的死亡谁做主》，结果收到书的朋友给她发信息，“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

她可以用更大声量宣传，更强势推广，但是她没有。她在很多场合强调过自己的理念，这句话告诉过很多媒体，也无数次讲给志愿者听，他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强行洗脑，也不能搞运动式推广”，一个观点要允许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也会有人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反复摇摆，她相信的处世之道是“毛毛雨安静种树”，慢慢地、轻轻地，等待改变发生。

后来，那些能听懂她的人出现了，有人帮她写文章，有人出现在她组织的活动上，选择和她站在一起。旅居法国多年的钢琴家朱晓玫很少公开演出，而她把第一次回国的首演捐给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她想用音乐让更多人产生共鸣，思考一个人该怎样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位不出门的钢琴家对于一项少有人知晓的事业的默默支持。

音乐会那天是北京冬天最冷的一天，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观众，朱晓玫演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登台之后向台下深深鞠躬。听得懂的人留了下来，那些愿意改变的人站在了一起。

慢慢地，改变真的发生了。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临终关怀”的概念，越来越多医院开始设立安宁病房，越来越多人开始谈起自己的愿望，选择不插管也是一种自由。没有慷慨激昂，罗点点用轻轻的声音让很多中国人放下了戒备，开始认真面对她所提出的“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照顾；我希望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来帮助我。

65岁那一年，罗点点罹患肺癌。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她依然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尽管日渐消瘦，她依然享受和朋友共享美食的时刻，尽管无法走到终点，她还是跟朋友一起去大草原旅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这一切都是她活着的时候明确作出的选择，是她的生前预嘱。

一个一辈子小声说话的人在离开后仍在世间留下了回响，她的存在让很多同样轻声的人站了出来，共同促成了一场重要的改变。这份轻柔和包容的力量直到现在仍在帮助更多人，她所争取的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活着的每一刻，包括死亡，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作出自己的选择。

2025年11月18日，罗点点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理查德·福提（1946-2025）



图源Nature

人们对理查德·福提（Richard Fortey）知道得很少。福提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这是大部分时候他参加活动时的入场介绍，接下来，主持人会提到他的职业背景——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师从业界泰斗惠廷顿，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到退休，退休后，他一本接一本地写科普书，拍摄了一部又一部自然纪录片，还跑去BBC当嘉宾主持，一天到晚在电视上跟观众热情讲解着化石，饶有兴致地分享大自然的奥妙。

这就是绝大部分人对福提所知道的一切了。见他次数多一点的人还能说出一两件趣事，比如，福提在14岁时采集到他人生中第一件化石，就是在那件化石上，他第一次认识了三叶虫，这成为了他毕生钟爱的研究方向，为了追寻三叶虫化石，他跑遍了世界五大洲。

事实上，福提远比这些“基本信息”有趣得多。化石是时间的信使，而福提像是一个化石的信使，往返于科学与公众之间，试图促成两者的互相理解。他是当代国际三叶虫研究的权威之一，曾获得英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奖，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生代的三叶虫和笔石动物、节肢动物演化、奥陶纪古地理重建与地层对比、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等等。他把人生一多半时间用于远征探险，在全世界追寻化石的踪迹，而另一半时间的他守着书桌，将这些普通人看不懂的专业知识，转换成充满趣味的优美故事，把自己从科学中所发现的乐趣毫无保留分享给那些科学之外的人。

他写给地球、生命和化石的很多句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满怀深情的诗人写下的浪漫诗。他写演化的书，副标题是，“生命：一部没人授权的自传”。他滔滔不绝讲述40亿年里的地球生命，讲最早的陆地植物如何勇敢地脱离水的庇护，最早的鱼为什么选择迈向陆地，仿佛这不是枯燥的科学事实，而是津津有味的邻家趣事。他是读者在科学中的导游，把人带回到刚刚变出绿色的地球，陪着他们一起探索生命景象。

他把一生绝大多数精力都用来诠释自然，以至于连他本人的自传《好奇的男孩》里，描绘地球、生命和化石的段落远远超过关于他的个人陈述。不过，只要读得足够仔细，你依然可以在他的文字中发现关于福提性格的线索，比如他的正直。那些书写科学的作品常有一个弱点，作者或多或少都会回避科学世界的恶，把更多笔墨留给对纯粹和美的讴歌，似乎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维护着一种科学的神圣感。

然而，福提的作品从不避讳科学世界里的浑浊人性。那些发生在商界、政界的权谋和争夺，在科学世界也并不罕见，而福提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把这件事写进书里的人。他在书里引用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话，“残酷、野心、竞争和真正的智斗才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

作为局中人，他可以顺水推舟，维护科学家的神圣光环，但他却一针见血地记录下科学世界的真实状态。他在上世纪留下的句子，直到今天仍非常真切：“人们普遍认为科学会议是交流知识的论坛，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出于对真理无私的热爱，慷慨地互换信息。激情促使他们追求更进步的知识，乐观鼓励他们尝试新的观点——我真想知道是谁编造出这幅不切实际的美景……对大部分科学家而言，这类日常会议充满火药味和挫败感，那种你争我夺的气势绝不亚于参加销售会。高处不胜寒，学术的梯子很高很高，但是能够爬上去的人少之又少，任何一个小错误都逃不过对手敏锐的目光……当一个新的观点展现出名利双收的前景的时候，全世界的猎人蜂拥而至，新的局面惊心动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福提，他是一个建树颇丰的古生物学家，也是一个充满热情、幽默、执着、正直的人。在他所留下的记录中，他保留了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和诚实。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科学与科普，关于他自己，他留下的痕迹很少。这或许也印证了他践行一生的科学信念，人类只是地球生命中渺小的一员，值得记录和歌颂的是更广袤、更悠远、更复杂的大自然。

2025年3月7日，福提在英国逝世，享年79岁。

裘锡圭（1935-2025）



图源复旦大学

裘锡圭一辈子都在试图理解那些无法被理解的事。他的工作是研究古文字，从那些被磨损残缺得几乎看不清字的甲骨、青铜、简牍、帛书上，努力辨别曾经的文字痕迹，释读疑难字，试着理解那些已经离现代人很遥远的古老文字系统，从中理解古人的思想，进而呈现一个尽可能真实、丰富的古代中国文明。这是一项无比吃力的工作，不仅需要一个人足够耐心和细致，还要学识渊博，用足够的底蕴去把握古代文明的脉络。

正是因为它的难与苦，古文字学是一项少有人参与的研究，国内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只有一百多人，是一门标准意义上的“冷门绝学”。但正是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让裘锡圭着迷，以至于对现代生活不那么在意，这让他活着的日子里留下了很多像是笑话一样的经历。相亲的时候对方迟到了，他惦记着回家读书，自行离开了；他的同事洗手时碰到他，会把水龙头让给他，“老裘时间紧”。关于他最出名的小笔事，是一贯严格抓紧时间的他居然有天提醒学生，“不要整天搞甲骨，也需要休息”，学生正在纳闷时他补充了一句，“休息的时候看看金文”。

他沉迷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其中，这导致他很早近视，后来又患上青光眼，晚年几近失明。但这份执迷也带来好运。整风运动的时候，他正在北京跟着导师做研究，学校给他来信要他“给学校提意见”，他忙着读书没时间写，就这样躲过了政治风波。他为人耿直，熟悉他的师友感叹，这样的性情未被划为“右派”，是古文字对他的保佑。

他花了一辈子去理解那些远去的文明，但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70岁那一年，裘锡圭离开了北方的大学，前往南方的大学创建古文字研究中心，继续研究。大部分人不理解他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南方的大学里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重视这位老人，北方的大学也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怎样的研究领袖。但这些并没有动摇裘锡圭，他习惯了去理解完全不能理解的人与事，也许就是这种能力，让他总能在混沌中寻找璞玉，他帮来求教的建筑工人引荐专家，给初中辍学的农民认真回信讨论问题，在和下岗工人蔡伟的通信中，他识别到对方研究古文字的才能，极力推荐他，帮助这位三轮车夫获得博士报考资格。

这就是裘锡圭，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世界，识别他相信有意义的字，摸索那些藏在混沌中的文明信号，理解一个埋没在时间里的古老意义系统，发现本质。

所幸的是，他所钟情的“冷门绝学”如今正在慢慢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人们开始关心马王堆汉墓简牍帛书，多所高校也开始正式招收古文字学的本科生。国家社科基金专门设立了相关研究专项，越来越多学术项目得到了系统性支持。

他在学术上为后人留下了清晰的路标，他的著作至今引领着古文字学的研究方向，但他本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谜。也许要像解读古文字一样，从他的生活碎片里寻找答案——他喜欢看侦探小说，喜欢京剧老生，喜欢在放松的时候唱两嗓子京剧，他在人生最后十年一点点失去视力，一开始还能看到些许光亮，直到最后一束光消失。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很少谈及自己，他已经早早决定把一生投入到理解未解之谜的事业中。直到生命的最后，看不见任何文字的他躺在床上，让护工帮他播放《老子》的音频，他的思想里没有衰老的痛苦，陪伴他到最后的是那个让他着迷了一辈子的遥远世界。

2025年5月8日，裘锡圭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许绍雄（1949-2025）



图源视觉中国

许绍雄在电视剧里演配角，剧本里经常出现的一句台词是，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这句话他在镜头前讲过很多次，在日常生活里也经常说，在他为数不多的专访里，他常常眯着笑成弯月的眼睛，像谈心一样劝解坐在对面的人，开心最重要嘛。

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祖先是广州四大盐商之首，太公是慈禧重用的一品大员，叔公是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粤军总司令，电视台邀请他去鲁迅故居拍节目，他站在许广平的旁边，介绍这是他的姑婆。讲完这些家族史，他笑嘻嘻地做自我介绍，“那些都是祖上的事，我嘛，是一个跑龙套的。”

他很小就见证了家族的浮沉，小时候他被称为“高第街太子爷”，童年的玩具是后来放在博物馆里的玉如意、香囊，后来跟着父亲搬回香港，看着父亲从大商人变回打工仔，靠朋友赊账才开起一家金铺，他一边在金铺帮忙，一边找出路。他形容自己的生存像是枯枝，一棵大树上旁逸斜出的一根枯枝，没有出息，成不了气候。

人生经历在他自己的讲述里像一个小品：23岁那一年，他想去参观TVB，于是花了五块钱报名无线第一期艺员训练班，进去发现得是靓仔靓女才能当演员，他说自己被留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样子像贼，其他人没有能演贼的，所以他也入了行。讲到这里他又笑起来，“没想到样子似贼、歌喉又不好都能进入训练班，命中注定，怨不得”。

从那以后的五十多年里，他一直在演戏，不出名的时候跑龙套，出名了以后仍然一直演配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演过形形色色的配角，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里演小人物朱聪，在《神雕侠侣》里变成阴狠的绝情谷主，他演过大官，也演过乞丐，演过富豪，也演过市井小人物，每一次登场都像是变成另一个人，慈爱的父亲、出轨的渣男、占小便宜的街坊、讲义气的警官……演艺生涯的巅峰是饰演《使徒行者》里的欢喜哥，他塑造了一个亦正亦邪的黑道老大，表面笑嘻嘻，内心复杂深刻。他在演员表里依然属于配角，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他。

许绍雄一次都没有演过主角，他拿过很多奖，每一项都是表彰他的配角演出。其实他也有机会成为主角，但他不愿意，有时候解释说因为自己这张脸，“天生不是主角料”，有时候又说天生个性懒，当主角要第一个到片场、最后一个走，他不想那么辛苦。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老人的自我调侃。在片场的他比任何人都要认真，他从不因为自己是配角而放松，他总是早早抵达，从不迟到，还会主动承担很多现场堡作，给年轻的主角讲戏，安慰紧张的新人演员。许多与他合作过的演员都说过，只要有许绍雄在场，大家都会跟着他放松下来，再辛苦的工作也会变得开心。

许绍雄相信了他的台词，把人生活出了开心，成为了一个快乐的落魄贵族，快乐的配角，快乐的老人。他在一年前发现自己罹患肾癌，但疾病也没有夺走他的快乐，他笑着说手术第二天就下地走路了，“我当拍戏”。

生命最后的一年，他仍在拍戏，继续扮演形形色色的配角，他也留下了很多生活记录，和家人一起吃美食，带着女儿去广州老家，即便在最后一则视频里，他仍在笑着说，“这世界有许多不公平之处，但时间是最公平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他把自己的台词活在了真实的人生之中。

2025年10月28日，许绍雄在香港逝世，享年76岁。

阮寿宁（1928-2025）

想要制作一把小提琴，每一步都是一门大学问，选什么料、背板有多厚、漆面刷多少层，甚至最后装配的松紧，都会微妙地影响音色。一把琴是有自己的声音的，每一把琴都不一样，你要很仔细地去聆听，细细辨别，寻找属于那把琴自己的声音。

阮寿宁活着的时候有很多话要说。但在他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极少数人会仔细聆听他的话。他不是一个出名的教授，没有山头，没有资源，远离权力，他拥有的是对音乐的热爱、待人的宽容与尊重，但这些在现实世界里不足以吸引更多的人围绕在他身边。

生命中只有几个人成为了长久的听众，其中一个人是学生陆庆松。陆庆松在十岁那年认识了阮寿宁，当时他从贵州大山里被选拔进京学习音乐，阮寿宁教他拉小提琴，在空弦上拉一个长音，教他体会音乐的意犹未尽。相差40岁的师徒在音乐中找到了共同的热情，阮寿宁把自己对小提琴的所知全都拿出来教给学生，教他拉琴，也教他做琴，教他如何鉴别琴的好与坏，也教他从演奏里识别音乐的美与劣。

陆庆松喜欢听老师讲音乐，那里藏着一个人最真挚的热爱。阮寿宁家境显赫，出身名门，即便在战乱年代依然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原本有许多可能的职业选择，但因为钟爱音乐，迷恋小提琴，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音乐里，这份热爱是他的守护神，直到生命的最后，衰老也没能夺走他在讲述音乐动人之处时的那份神采奕奕。

他们聊过天南海北的音乐。阮寿宁拥有像是电影一样的人生经历，他讲自己第一次见到苏联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两个人互换了琴弦和琴弓留念；讲自己第一次听里赫特的现场演出，音乐美到让他入迷，等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如果他走向更高处，他的名声或许会像他的音乐一样响亮，但那需要一个人懂得权谋、运作、争夺，他没有选择这条路。他活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普通音乐老师，勤勤恳恳教学生爱音乐，直到去世。

参加告别仪式的时候，陆庆松听到周围人说起阮寿宁的毕生品质，翻来覆去只有寥寥几个词，儒雅、谦虚、耐心。但他知道，那不是阮寿宁的全部。阮寿宁的生命里有一个接一个的悲剧，但他能够把它们活成一段又一段柔和的间奏。失去家庭，失去儿子，没有过事业巅峰，也没有触摸过权力，但这没关系。梦想满是裂痕，也可以是圆满的一生。

阮寿宁曾热切盼望陆庆松可以传承他的小提琴，但陆庆松选择了钢琴，他只是笑了笑，还是一起喝酒，下厨做学生喜欢的菜。92岁那年，有人问他陆庆松没有跟着他学小提琴，是不是辜负？他的回答是，不是只有小提琴才是音乐，“我教他喜欢音乐，他做的一切都是音乐”。

阮寿宁说过一个道理，小提琴工匠活在人世的时候，通常见不到自己的琴最好的样子，一把小提琴需要四五十年才能达到声音的巅峰，而一个匠人需要一辈子才能做出一把最好的琴。留在音乐里的穿透力，是留给下一世代的礼物。

钢琴家傅聪活着的时候曾说，音乐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人世间有很多喜怒哀乐，只有音乐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美的东西。”阮寿宁最后的日子是和音乐在一起的，每天中午自己切一点菜做饭，给自己倒一小杯二锅头，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过生日那天，学生们给他带了一个大蛋糕，他跟大家一起拍手唱着生日快乐歌。最后是那些跟他毫无血缘关系、但与他一样热爱小提琴的徒弟们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带着他的骨灰回家。他葬在了学生们所在的城市，一个有人和他一样热爱音乐的地方。所有他想教给学生的那些话，终将跨越时间，传递到下一个时代。

2025年3月2日，阮寿宁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王贤才（1934-2025）



图源网络

王贤才一辈子都在见证时代的改变。他是生活在江西的心脏内科主任医生，60岁那年上班的时候，全国人民还需要每周工作六天。那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人们管星期日叫做“超级星期七”，因为这个一周当中唯一可以休息的日子总是超级繁忙，平日里所有干不完的家务都要在那一天完成，拆洗被褥、买煤球、换煤气罐，折腾到晚上忙活完了，第二天又要开始新一周的工作。

王贤才是江西的政协委员，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第一个主意是，让女性退职回家，料理家务。他本来想以此为题写成议案，结果开会吃饭时遇到医务界的女委员，他刚提到自己的想法就遭到强烈反对。于是他想到了第二个主意，如果每周休息两天，行不行？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拿新提案问过很多人的意见。这次大部分人都同意，国外也有双休日的例子。只有在询问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时，他遭到了反对，对方告诉他，自己背井离乡就是出来干活挣钱的，巴不得一天不歇赚钱，要什么休息？

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不能保障工人的合法劳动报酬，单提增加休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细化了自己的提案，他所争取的本质不是“只干5天活”，而是“干5天活拿7天工资”。在小组讨论会上没有人反对，有些代表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那是1995年的全国政协提案，不到一个月后，时任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规定从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双休日制度实行的第一周，很多人忘记了周六要休息，一大早跑去上班。改变陆续到来。周五晚上8点逐渐成为黄金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让人笑起来的综艺节目。有了空闲时间的人们开始逛街、看戏、看电影、外出聚餐，多出来的休息日极大地拉动了经济消费。

王贤才晚年说，他没有想到提案会这么快批准，也没有想过它会带来那么多改变。这让他对于提案有了更大的热情。为了避免贪官藏匿贿款，他建议储蓄实名制；为了打击票贩子倒票，他建议火车票实名制；后来，他提出列车上应当为旅客提供热水。这些都是由他提出、最终实行的提案。

但是，他一生中有一项始终得不到支持的提案。2001年，王贤才又一次提出了自己最初设想的“女性回家”。他在当年的政协大会发言中提出，“鼓励已婚女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返回家中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还为此提交新提案，他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女性回家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当时全国有1600万待就业人口，回归家庭的女性会让出部分岗位，这可以提供就业机会。

这次的提案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在讨论会上，一位专门研究婚姻家庭的女研究员批评王贤才的提案违反已写入宪法的男女平等原则。来自广州的政协委员王玉珏批评，用性别来进行社会分工的想法是“历史的倒退”，“妇女没有经济地位，其他权利就无从保障，就会任人宰割”，“解放这么多年，国家在提高妇女地位上作出了这么多努力，现在如果提倡让妇女回家，那以前的努力全完蛋了。妇女没有经济权，她的一切权利就都没有了，妇女的经济权要保障，妇女要参政议政，这一点我们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王贤才的提案没有得到认可，与此同时，王玉珏和几位委员联名提交了新提案，建议政府多出台保障措施，帮助下岗女职工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反对社会上对女合同工的“到期就解聘”现象，要求出台更多政策杜绝此类不公平做法。

第二年的会议上，王贤才带着同一主题的提案回来了。他又解释了一遍自己的初衷，说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双职工家庭养孩子，请保姆一个月要五六百块钱，低收入的女性下岗回家带孩子还更划算一些。他始终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遭遇反对，他问，妇联花了那么多精力做下岗女职工的思想工作，鼓励她们从事家政工作，到别人家当保姆，为什么不能直接让她们回家，照顾自己的家庭？

“女性回家”的议题引发了很多讨论。现场有女性委员反问，为什么男人不可以回家呢？王贤才的答案是回家是“女性的天性”，“男的在这方面不是长处”。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家里有4个孩子，他一直很想让妻子回家照顾，但他的工资水平低，一个人养不起一家人，只能接受双职工家庭状态，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他在当时的采访以及后来写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了自己所预期的改变——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女性自愿退职下岗，回归家庭。

这是一则从来没有得到通过的提案。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改变在不可阻挡地向前进展。在王贤才第一次提出“女性回家”的提案时，现场还有支持他的声音，甚至有女性委员发言表示，自己工作对社会的贡献不如带孩子。还有人给王贤才出主意，让他拿李云迪的母亲举例，这位母亲就是在退职回家后培养出了肖邦钢琴比赛金奖得主。那时候人们的意见差异很大，《实话实说》栏目专门以《女人回家》为题聊了一期，一家媒体以“王委员真的错了吗”为题展开正反两派的讨论，仿佛答案是一个辩不明的未知数。然而，现实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女性自愿选择独立的生活，社会见证了更多主动回归家庭、承担家务的男性。

时代改变了，如今，一周双休和40小时工作制成了一部分人需要争取才能得到或者始终未能得到的待遇，而“女性回家”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答案，更多人能够讲明，为什么女性应当保护自己的职业自由。直到晚年，王贤才在回忆双休日由来的文章中，依然认为女性回家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一个老人带着他的进步和局限，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里，直到许多辩驳、困惑跟随他消失在了时间洪流中。

2025年5月1日，王贤才在江西南昌逝世，享年91岁。

马丁·帕尔（1952-2025）



图源视觉中国

马丁·帕尔（Martin Parr）在13岁那一年知道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当时他从祖父那里拿到了一台相机，从镜头后面看到世界后，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这辈子他要成为一个摄影师，更准确地说，一位大摄影师。

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只不过，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活成绝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大摄影师。伟大摄影师追求决定性瞬间，但帕尔的决定性瞬间都是刺眼的生活细节：度假海滩边上的垃圾，坐在一起却各自发呆的情侣……他拍摄过很多次冰激凌，但被他拍下的冰激凌没有一次是完整的，它们要么在融化，要么一头倒在路边。他拍摄的大海也缺乏宏伟和壮阔，框在他的取景框里的画面是明媚的阳光、穿着泳衣的路人、坐在婴儿椅上大哭的孩子，还有躺在地上用手遮住眼睛、试图暂时逃离一切的年轻母亲。

这是他从一开始就决定的基调，他的作品不是为了塑造英雄、构建美好、烘托伟大，而是“戳破真相”。也正因如此，许多人不喜欢他的作品，抗议他用照片打破了人们苦心经营的美好幻想。针对他的一大指责是，“这个中产阶级摄影师怎么敢以这么愤世嫉俗的方式拍摄工人阶级！”

他申请加入马格南图片社（Magnum），一开始遭遇了激烈的反对，因为马格南的宗旨是“以最大的客观性去关心人类”，但帕尔的摄影作品被很多人批评刻薄、残酷，缺乏对人的怜悯和同情，不属于“纪实摄影”。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慢慢接受，帕尔的确是一位纪实摄影师，他只是在真实地展示海边的度假村，纵然刺眼，不完美也是一种真实。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拍摄的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争议并没有改变帕尔的初衷。后来的很多年里，他继续用自己的视角捕捉细节。游客们在卢浮爆名画《蒙娜丽莎》前面挤成一团，争着想离它近一点拍照，帕尔把焦点放在人群的手上，因为他们之中没人真的端详那幅名画，几乎每一双眼睛紧紧盯着的都是自己的手机相框。

自拍、观光团、消费主义，这些成为了他后期主要的摄影主题，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化同质化”观点的摄影师，他认为，真实的多样性正在消失，因为人们追求的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旅行回忆，无论去了多么独特的景点，人们留下的影像记录是千篇一律的“廉价纪念”，在比萨斜塔前的回忆全都是借位推塔，在米兰大教堂前不管多害怕鸽子都要假装轻松地和它合影，在罗马许愿池前拍不出想象中的浪漫邂逅，因为背景里满是撑着遮阳伞的游客。

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所坚持的摄影原则，本质上是“打破预期”。他的女儿成为了厨师，经常做些创意菜，有的菜看起来很甜、实际上很苦，还有的食材闻起来难以忍受，入口却十分美味，她还会把泰国肉汤装在茶杯里，让食客不停地遭遇错觉。他觉得自己的摄影和女儿当厨师做的是同一件事，都是戳破视觉的欺骗。

他的一生拍过很多照片，闹过很多争议，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办过很多展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依然在准备新的作品集。他发现，过去人们需要摄影师，每次他拿着相机走过人群，总有人叫住他，要求给自己来一张，但现在人们都在用手机自拍，每时每刻，随时随地。他想要出一本关于自拍者的书，里面是形形色色的自拍表情、动作、数不尽的自拍杆，当然了，全是从帕尔的视角拍摄。

他活成了一个不总被人理解、却一生很快乐的摄影师。他把自己对生活的幽默和爱都藏在了照片里。临终前，他经常和采访者聊起死亡，他一点也不害怕死亡，他把死亡形容成“一次愉快的休息”。晚年他喜欢说，自己“正在人生的候机室里”，登机通知响起的时候，他的旅行又要开始了。

2025年12月6日，马丁·帕尔在英国去世，享年73岁。

耿宝昌（1922-2025）



图源视觉中国

耿宝昌第一次进紫禁城的那年只有14岁，那时的他是一个刚念完小学的孩子，在古董店里跟着师傅当小学徒。溥仪离开紫禁城后，这里变成了故宫博物院，对普通公众开放。耿宝昌花了一块大洋买了票，进了此前从没进过的紫禁城。如果不是时代变革，只是小学徒的他恐怕不会有机会踏入这个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世界。

那是七七事变前一年的北平，尽管是万物复苏的春天，紫禁城里却非常残破，到处是杂草和垃圾。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护历史文化，故宫文物已经陆续转运南迁。虽然少了很多珍宝，他仍在这个跨越了五个世纪的皇宫里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他记住了很多新奇的宝贝，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钟表馆看的，那里有一块钟表竟然能在板子上滚动。

北平沦陷后，故宫更加萧索，北平城里的生活也愈发动荡。那时候耿宝昌靠在敦华斋看管库房挣口饭吃，天天和库存的上万件瓷器打交道，古瓷成为了他唯一的朋友，他一点点熟悉起它们，也开始欣赏它们，他为这些瓷器着迷，每一件瓷器的名字、朝代，他都能如数家珍地报上来。后来，他和几个师兄弟开了一家古玩店，他们给这家店取名“振华斋”，因为开业那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新店名的寓意是“振兴中华”。

1956年，故宫博物院面向全社会招揽人才，教他手艺的老师傅推荐了他，耿宝昌得到机会进入故宫工作。距离第一次进紫禁城已经二十年了，他去钟表馆看了一眼，让他心安的是，那个新奇的钟表还在那里。

人生后来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到故宫报到，和那些古老的文物朝夕相处。他的办公室在故宫东南角的南三所，这里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后来变成了故宫古器物部。他一开始负责修补文物，后来转去陶瓷组。在故宫上百万件藏品中，瓷器占了三分之一，耿宝昌花了很大功夫清点分散在不同大殿、不同房间里的瓷器，给它们鉴定等级、登记编目。故宫陶瓷藏品36万件，每一件他都细细端详过，这是他从学徒时代就养成的细致和耐心，也是他在动荡年代对瓷器的熟悉和热爱。

1970年代，故宫筹备了一次重要的出国文物展览，耿宝昌接到任务，一个人押载着500多件珍贵文物带到西方展览。这是这些文物第一次出国，也是耿宝昌第一次出国，这个小学徒出身的普通人在这趟旅行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迪拜机场中转加油的时候，他透过窗口看到一群人拿着枪围着飞机，僵持的一个小时里他坚持不下飞机，直到危机解除，他终于保护着故宫文物到了巴黎，后来他跟人解释自己当时的信念是，“人在物在”。

那次展出，来参观的人们用英语、法语赞美着来自中国的艺术品，连英国女王都特意来看展。但他也在那次旅行中感到强烈的冲击，他一有空就泡在国外的博物馆，但参观时他总能看到熟悉的老朋友，他认出来许多是来自中国的藏品，他认得出那些瓷器的来历、年代、出处，看着那些文物标签上清楚写着的中国地名，他形容那种感受是“看得身上直出汗”，是一个时代亲历者的痛苦。

回国之后，他更加珍惜那些他守护了一辈子的瓷器。他和冯先铭先生一起写了报告，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水下考古队，打捞沉船里的大量珍贵瓷器。后半生他依然勤勤恳恳地照顾着他的老朋友，每天都要在武英殿陶瓷馆转转。后来的故宫来了很多年轻人，他像当年自己当学徒时那样，一点一点教会他们如何研究古陶瓷，经手过数十万件瓷器后，他能讲出每一个瓷器的细微区别，闭着眼也能通过轻叩听出差别，只是用手指也能区分不同釉面。

只要身子骨过得去，他每天上午还会去故宫转一转，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了他90多岁。他跟来采访的人说，故宫是他的第二个家。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的时候，他到库房挑选展品，筹备清代瓷器展，90周年院庆时他又热情地准备了汝窑瓷器展。他的专著《明清瓷器鉴定》是国内第一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能把自己的手艺留下来，这让他很高兴。

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98岁了。他在那一年出版了自己的文集，也在那一年接受了很多采访，人已暮年，他讲起的却是朝气蓬勃的文化景象，讲起古瓷器的美，讲起青花瓷上传神的天青色，还有瓷器上惟妙惟肖的纹饰，画得仿佛在摆动的水草、蕉叶和鱼。那是让他着迷了一辈子的中国文化，尽管这一生经历了战争、动荡、变革，他所钟爱的老物件里保留了一种从未被时间撼动的深刻底蕴。他活成了北京城里最后一个小学徒，一辈子守着珍贵的瓷器，直到生命的最后。

2025年11月10日，耿宝昌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还有他们……

还有一些人的故事没有讲。在2025年告别世界的新闻人物中，散落着他们的人生细节：

——李小江，中国女性研究奠基人，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学者。她在成长中逐渐意识到一个解不开的问题，为什么小时候觉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长大却发现现实根本做不到？她寻找答案，主编了中国第一套妇女研究丛书，主持了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在大学开办妇女学课程，创办中国第一座妇女博物馆，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女性研究中。她的存在让许多人第一次理解到女性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她带来的影响仍在鼓励着更多人投身女性研究中。2025年2月12日，李小江在大连逝世，享年74岁；

——刘道玉，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他在任高教司司长期间，推动恢复统一高考，而后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的一系列改革——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学术假期和贷学金制等等——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一生所秉持的知识分子精神，敢为人先、独立自由、不唯上、只唯实，更是在一代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2025年11月7日，刘道玉在武汉逝世，享年92岁；

——杨振宁，理论物理学家。他是在中国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他的离世在人群中引发了持续的讨论，报纸陆续刊登出关于他的纪念文章，制作缅怀他的纪念刊，邀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追忆他的学术贡献，直到两个月后，清华大学还在专门为他举行追思会，坐满会议大厅的人们轮流发言，回顾他的一生。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英国人类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她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从1960年代开始在雨林里观察野外黑猩猩，观察到它们的社会结构，更因发现黑猩猩会制造并使用工具，打破了当时人类独有的定义，改变了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范式。后来她致力于环境教育，在全世界巡回宣讲保护濒临灭绝的非洲黑猩猩和它们的栖息地。2025年10月1日，珍·古道尔在美国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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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卡普里欧（Frank Caprio），美国罗德岛州的退休市政法官。他在担任市政法官的近40年里，主要审理市政相关的非刑事案件，包括交通违规、轻微违法行为等。他经常在审判过程中给予人理解和宽容，他曾耐心倾听过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为低收入的打工人免去闯红灯的罚单，他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仁慈打动了很多人，很多素昧平生的人在他去世后怀念他为世界带来的温暖。2025年8月20日，卡普里欧在美国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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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家富，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他是中国第一代乒乓球国家队选手，亲历了国家乒乓球队从弱到强，三次攀登世界乒坛高峰，他也见证乒乓外交带来的改变，看到中美两国运动员第一次打招呼，也亲历了此后的种种变迁。成为教练后，他培养了梁戈亮、蔡振华、张燮林、王会元等世界冠军。2025年9月8日，庄家富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郑愁予，诗人。他在抗战中长大，从小接触民族的苦难、流浪，但他却在自己的创作中保留了中国文化古典之美。他的代表作是写于1954年的《错误》，他在诗中营造出一种古典的轻盈意蕴，富有音乐韵律的词勾勒出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的江南游子形象，直到今天仍是烙印在许多人心中的名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2025年6月13日，郑愁予在美国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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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2025年告别了这些名字，他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年，然而，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活着时他们的声音或大或小，但都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共鸣。就像湖心的涟漪，一圈，又一圈，生命的影响力仍在传递。远去的钟声不会完全消失，只要还有人与他们灵魂共振，那些共鸣就会继续传递下去，向时间的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