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奥斯波四重奏-墙外头条

我们选择克拉科夫犹太区落脚，是为了探寻那段不太久远，却已少人问津的历史。

清晨，儿子还在梦乡里酣睡，我和LD悄悄起身，走上为纪念上个世纪20年代波兰人反抗德国占领的西里西亚起义而建立的大桥(Most Powstańców ?l?skich)。

桥下的维斯瓦河静静流淌，北端是克拉科夫犹太人曾经的生之家园 - 卡奇米日，南端却是他们死之所在 - 波德古则(Podgórze）。生死之间，只隔一桥。

走进波德古则，街道上一片宁静。

二战爆发前，克拉科夫大约生活着6万多犹太人，纳粹德国占领这座城市后，先后有4万多犹太人被赶走，留下来的犹太人不到2万。

1941 年3月3日，纳粹把波德古则原来的居民(大部分是波兰人）强制驱离，在这儿建立了犹太人隔离区(Kraków Ghetto)，又称隔都，把克拉科夫剩余的犹太人全部驱入这片面积仅0.18平方公里的地区。

波德古则原来只有3000多居民，如今却涌入了15000多犹太人，居住密度极高，卫生条件极差。

德国人在隔都四周建起了3米多高的围墙，严格控制犹太人的出入。

今天，波德古则区的街道上还残留着几段昔日的围墙，砖石斑驳，仿佛在低声诉说着那些悲催的犹太人被囚禁的岁月。

塔德乌什潘基维奇(Tadeusz Pankiewicz)是一位波兰天主教徒，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位于隔离区的这座药房，开始纳粹试图将药房关闭，但塔德乌什告诉党卫军，如果隔都发生大规模传染病，药房会发生很重要的作用，纳粹觉得有道理，于是允许药房全天24小时开放，塔德乌什也成为唯一获准留在隔离区内生活和工作的非犹太人。

如今还矗立在波德古则区的名为“鹰之下的药房”(Apteka pod Orlem)，当时不仅是生活在这儿的犹太人的救助中心，也是犹太人秘密开会，庇护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塔德乌什于1983年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这是以色列对在大屠杀期间表现出最高人道主义勇气和牺牲精神的非犹太人的最高荣誉。

药房的旁边是当时隔离区的中心广场(Plac Zgody），对于当时那些犹太人来说，虽然隔离区的生活很艰难，但这种苦熬的生活也不过持续了2年时间。

1942年：纳粹开始大规模清理隔离区，将弱者、老人和病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3年3月纳粹对于隔离区做最后的大清除，身在药房的塔德乌什目睹了隔离区最血腥的时刻：

在这次清除行动中，隔都所有剩余的犹太人被聚集到广场上，面对一排排的党卫军。盖世太保将犹太分成两类：能工作的人被送往普拉绍夫(P?aszów)集中营；而不能工作的人 - 1,500 名老人、病人、儿童以及不愿抛弃他们的母亲和选择留下照看病人的医生被当场枪杀。

八十多年过去，光阴如水，岁月更迭，这座广场依旧静静矗立在波德古则区的心脏，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

沉默中，几十张空荡荡的铁椅散落其间，每一把象征着隔都消失的一千条生命。一把把孤独的椅子，似乎依然映衬着那些被撕裂的家庭的身影，被湮没的笑声和彻底消失的面孔。

LD默默脱下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我们静默良久，内心悲痛。

椅在人去，那些温热的手，跃动的笑声，深情的目光，早已化作尘土，消散在风里。风掠过铁椅，沙沙作响，像是亡者的叹息。

1993年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拍摄了一部三个多小时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电影以极其写实的手法介绍了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在纳粹占领波兰期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雇佣犹太劳工的故事。

起初他只是战争期间的逐利商人，但随着对犹太人惨状的目睹，他逐渐觉醒，设法以各种方式保护犹太工人免遭屠杀。

这部电影荣获奥斯卡7项大奖，而故事发生地就在克拉科夫，这儿还保存着辛德勒工厂的遗址。

这次出行之前，我们预定了十几处博物馆的参观，辛德勒工厂是唯一没有预定上的。

虽然无法入内参观，我们还是来到辛德勒工厂门前，表达一下自己的敬意。

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是一位德国工业家和纳粹党员，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开展事业，但随着战争进展，他目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作为投机商人的他，慢慢在思想上产生变化 - 他从利用犹太劳工为自己牟利，到逐渐利用资源、关系、金钱去保护他们。

我们眼前的这座辛德勒工厂遗址，是他当初开设的“德意志搪瓷工厂”(Deutsche Emailwarenfabrik, Emalia）,他在这座工厂里大批雇佣犹太工人。

他利用自己与纳粹当局的关系、以及金钱和黑市资源，为这些犹太工人争取较好的待遇、避免他们被送去集中营。

随着战争进入晚期，纳粹计划关闭工厂并屠杀犹太劳工，辛德勒与犹太会计伊扎克斯特恩 (Itzhak Stern) 合作，向纳粹列出约1200名犹太人作为“必要劳工”，把名单上的人都保护了下来，当然这中间少不了辛特勒用金钱暗中打点。

1944年下半年，苏联红军逼近，纳粹开始杀害东部劳工，但辛德勒成功将其工厂及工人转移到苏台德区的布伦利茨(Brünnlitz)。

在新工厂他和妻子埃米莉·辛德勒(Emilie Schindler)继续用大量私人资金，收买官员，提供物资和医疗救助，确保这些犹太人能够存活直到战争结束。

80多年过去，工厂大门依然如昔，大门两旁贴着那一千多被辛德勒保护下来的犹太人的照片。

上图第二排右手第二张照片，就是当时协助辛德勒列出保护名单的犹太会计伊扎克·斯特恩 (Itzhak Stern)。

被辛特勒拯救的这一千多犹太人现在散布世界各地，尚存于世的加上他们的后代，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他们统被称为辛德勒犹太人(Schindlerjuden)。

电影的结尾是连姆尼森(Liam Neeson)扮演的辛德勒为了躲避盟军的抓捕，和工厂的犹太人匆匆告别。我读了辛特勒传记，发觉真实的历史更加感人。

当时为了感谢辛特勒的救命之恩，有八位犹太工人自告奋勇，护送辛特勒夫妻离开。

战后，辛德勒因其纳粹党员身份一度面临审查，但由于犹太人出具证明，他避免了被关押。

他随后移居阿根廷，从事农场堡作，尝试养鸡、养水貂等，但未成功。1958年破产后离开妻子，返回德国的法兰克福，从此穷困潦倒。

在以色列的辛德勒犹太人得知他的困境后，主动邀请他访问以色列，所有费用均由他们承担。曾经被辛德勒救助的这些犹太人，成为了他晚年生活中情感与经济上的支柱。

他与辛德勒犹太人的团聚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他的生活也被季节划分为两段 - 半年他在以色列，是一只快乐的花蝴蝶，在那儿充满温暖与关怀；半年他回到法兰克福，又像菜青虫般陷入生活的窘迫。每次从以色列回到德国，他都要重新面对生活的窘迫。

为了帮助恩人，这些犹太人在伊扎克·斯特恩的组织下成立了委员会，游说西德政府为辛德勒提供养老金。德国政府第一次官方回应是在1966年，授予辛德勒荣誉十字勋章，颁奖典礼由时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亲自主持。直到 1968 年7月1日，德国财政部才正式宣布，每月向奥斯卡·辛德勒支付200德国马克的养老金。

1963年，他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

中国人常说“好人有好报”，然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辛德勒晚年能够善终，并非因为命运的眷顾，而是因为他曾经救助的犹太人怀抱良心 - 他们记得那段黑暗历史，也记得辛特勒救助自己的勇气与善行。正是这些辛特勒犹太人，让善行得以延续，也让辛特勒的晚年不再孤单。

1974年10月9日辛特勒因肝功能衰竭在德国去世，遵其生前意愿，他被安葬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Mount Zion)天主教公墓，他是唯一一位被安葬于该地，出身于纳粹党的人。

直至今日，仍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辛德勒犹太人”及其后代前来那块墓地凭吊。他们轻轻放下一块小石头，以示对辛特勒的敬意与哀思，这位曾在黑暗中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点亮生命之灯的人，会被永远铭记。

我们三年前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座锡安山我们来回走了很多次，但那时我对辛特勒的事迹还不是很了解，否则我们一定会去找一下他的墓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敬意。

傍晚，我们来到电影《辛德勒名单》取景地之一的Szeroka街 - 这儿曾经是克拉科夫犹太人生活，宗教，贸易的中心，被视为“克拉科夫犹太心脏”。

夜幕下，老街的石板路微微泛着岁月的光泽，两旁古老的建筑静静矗立，记录着历史的厚度。街道中央的广场开阔而庄重，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馆的香气。

就要离开克拉科夫了，父子俩各点了一杯伏特加，学着当地人，举杯，彼此说一句“Na zdrowie!”(干杯，祝健康）。

睡觉前，我反复拜托儿子明天要早起。

次日一早，在酒店吃了丰盛的早餐，我们一路向南驰行。

此次捷，奥，斯，波四国，前三国的收费高速都是事先网上买票，只有波兰，每一次进入收费高速，都要停下人工收费。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来到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Memorial and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进入奥斯维辛参观，必须跟团，英文团早已客满，我们订的是波兰团。

奥斯维辛(Auschwitz)原本是波兰南部的一座小镇，地处上西里西亚与克拉科夫之间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曾是波兰王国边境地区的重要贸易和行政中心。小镇最早有记载可追溯到 12 世纪，长期由波兰王室管辖，也曾被奥地利统治过。二战前，奥斯维辛人口约 12,000–15,000 人，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犹太人和波兰天主教居民。

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选定奥斯维辛作为政治犯集中营的地点，因其地理位置交通便利、周边工业设施适合建设劳工营。随着纳粹政策升级，奥斯维辛逐步扩建为大规模的灭绝营体系。集中营占地超过40平方公里，分为三个营地：

一号营地:集中营和行政中心;

二号营地:又称比克瑙营(Birkenau),是臭名昭著的灭绝营;

三号营地，莫诺维茨(Monowitz),是劳工营。

目前奥斯维辛对外开放的主要是一号和二号营地。

站在一号营地的大门前，映入眼帘的是一句德文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大门后铁丝网与暗红色营房沉默矗立，这段文字是无声的讽刺，提醒每一个来访者：这里的自由，从未属于踏入者。

这处木屋前的空地，曾经是集中营囚徒乐队演奏的场所。纳粹为了粉饰太平，要求乐队在囚徒早晨上工和傍晚下工时演奏乐曲，以彰显营地充满秩序与生气。实际上，纳粹警卫会借此机会核对离去与归来的囚犯人数。

站在空旷的乐队空地上，我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囚徒乐队的紧张与恐惧。他们被强迫为别的囚徒演奏，但他们自己就是面临随时到来的死亡的囚徒

大多数乐队成员未能熬过集中营的残酷，因劳累、营养不良或纳粹随意杀戮而死亡。

我们的领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波兰老太太，虽然我们对她的波兰语讲解一无所知，但从她表情的严峻，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对于波兰人心灵的摧残。

前一晚得知我们次日要去奥斯维辛，在多伦多的女儿特意facetime弟弟，反复交代他，那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地方，不许嬉笑，不许自拍，也不要让爸爸留影。

即使是从事杀人的勾当，德国人也显示出了他们民族的一丝不苟。1号营地的各栋楼房都被纳号，从 Block1到Block28不等，每栋楼都有特定用途。

四号楼目前开辟成展览室。

展览室入口是一座大理石基座，上面放着一个密闭的玻璃罐，里面收藏的事集中营囚犯在遇害后在焚尸炉里遗存的骨灰。

即使有前面介绍的塔德乌什和辛德勒那样的义人，但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悲催命运岂是零星的几个个体可以拯救的？

从1940年到1945年，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犹太人和其它种族超过120万人。

这些触目惊心的空罐，曾经存放过齐克隆B(Zyklon B)氰化物。为了提高屠杀效率，纳粹将毒气室设计成类似公共淋浴的外观，欺骗受害者相信自己只是去洗澡。当房间被塞满人后，大门被紧闭，齐克隆B通过专门的投放口投入室内，迅速释放致命的氰化物气体。被困的人很快窒息而亡。

如此大量的齐克隆B，究竟夺走了多少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这些散落在地上的茶缸，脸盆，是哪些匆匆离去的死者留在这个世界的东西。

满地堆放着死者留下的鞋子。

堆积如山，层层叠叠的旧皮箱，也是死者匆匆忙忙而来，匆匆忙忙进入毒气室以后留下来的。

营地里的另一栋房间里，一面墙上贴满了囚徒们的照片，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惊恐，照片下面的小字注明了他们的死亡日期，几乎都在1942年，就是在这一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行动(即“最终解决方案”)达到全面实施阶段。

1942年1月，纳粹德国举行了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正式决定通过工业化方式消灭欧洲犹太人。此后纳粹开始大规模运输犹太人到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等灭绝营，使用毒气室进行系统屠杀。

除了大规模毒杀外，这儿的囚犯也会因为一点小饼错，而被纳粹判处死刑。

即将被处决的男犯人在这儿被扒下衣物。

而女犯则在这儿被扒下衣服。

他们然后被一个个带往这处死亡之墙，执行枪决。

1945年1月27号当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他们在地下室的这间房间里发现了满屋被处决的尸体。

一号营地的灭绝规模虽然不如二号营地，但它也保留了一间毒气室。

走进这间毒气室，狭小的空间和厚重的石墙令人窒息。曾经的每一次关门、释放毒气，都让生命在几分钟内消逝。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死亡的阴影，让人无法忘记那些被夺去的生命。

毒气室旁边就是焚烧炉。隔壁，生命在几分钟内消逝；而这儿，尸体被无情焚毁，烟雾吞没一切。空气仿佛还残留着那段历史的恐怖与死亡的阴影，让人不敢呼吸，却无法移开目光。

这里的操作工也是囚犯，他们被迫焚烧尸体。据说，有一位工人在运送尸体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在其中。他悲痛欲绝，却无力反抗。他忍着巨大的悲痛把挚爱的亲人推进火炉。随后，他自己也纵身跳入熊熊烈火之中，以结束无法承受的绝望。

鲁道夫霍斯(Rudolf H?ss),自1940年起被任命为奥斯维辛营区指挥官，他在任职期间主导了营区的扩建与大规模灭绝体系的实施,推动并优化了包括使用毒气(齐克隆 B)在内的“最终解决方案”中对犹太人及其他受害群体的大规模屠杀手段, 1944年，在他的指挥下，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短短56天就屠杀了43万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