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在苏州去世，年仅41岁。他的离去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肯定和否定的意见都有不少。他一直试图回答的那些问题，也还没有真正的答案。

一个人如何改变了一个专业的命运



围绕张雪峰的争议，一个重要分歧是，张雪峰到底是当下功利化教育环境的参与者还是揭示者。很多人认为，他仅仅是综合已然存在的就业市场反馈、专业撤销公示以及考公报录比等信息，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撕掉传统教育叙事中那层温情面纱，造福普罗大众。真相是否如此，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从近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现象来看，张雪峰确实对很多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产生了实质影响。



2025年南京，人头攒动的高考名校见面会

以张雪峰激烈批评过的新闻学为例，对比张雪峰事件前后的某些指标性数据，我们有很大的把握说，张雪峰的言论改变了人们对于新闻学专业的看法，影响了考生对于新闻专业的需求，进而会影响新闻学专业的供给。2023年以后，新闻学专业普遍出现“征集志愿”（即第一轮没招满）。据上海财大范子英团队的研究，这一事件使新闻传播类最低录取位次平均下降了 15%，山东省甚至下降多达30%。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高校中面临严峻的形势，事实上，新闻大类中的广告学专业和广播电视学专业已经在大规模裁撤。

高校开设专业的动力通常来自四个方向：响应国家政策、提升学校排名、追随社会热度、降低办学成本。这几个动力叠加一起，形成一套高度一致的行动逻辑。高校对于学生就业原本并不太关心，因为就业本身受到太多因素影响，学校教学也有其自身逻辑，不可能对市场需求的变动做出及时反应。

但是高校对于招生高度敏感，张雪峰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对高校产生影响。招收学生录取位次暴跌，意味着学校这个专业招收的生源素质要比以往更差。这些学生专业学习能力会偏弱，专业兴趣会偏弱，四年之后毕业的去向很有可能也偏弱。如此一来，这个专业的前景就岌岌可危了。

对于高校而言，开设一个专业非常困难。首先高校决策层要拍板，然后经历申请、审批，这才有机会招生培养。等到形成培养的完整周期，毕业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距离领导的起心动念恐怕已过去十数年，行业也早已改换面貌。但高校要关闭一个专业却很容易，而且往往杀伐果断，在短时间内痛下重手，停止招生，老师转岗。这就是近年来很多高校很多专业的普遍情形。

选择高考志愿的考生只需关注未来四年的行业趋势，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政策制定者则必须要看得更长远，毕竟建设一个适宜培养专业学生的环境，十年时间都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没有人能真正看透周期



张雪峰的判断方法很简单：普通家庭的孩子，在信息不对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当选择就业确定性相对高的方向。但就业环境一直在变，张雪峰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使得他的推荐很难保持逻辑一致性。有人翻出张雪峰前些年的视频，他曾经大力推荐土木工程专业。但在最近几年，土木工程专业的就业前景已变得面临挑战。

这种推荐模式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时间滞后效应。群众眼光的长度，通常短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所谓经济周期，是指一个行业从兴起、繁荣、饱和到衰退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十年到二十年。高校从决定扩招某个专业，到学生完成四年学业进入市场，最少也要四到五年。如果再加上政策反应和舆论传导的滞后，整个链条也可能长达八到十年。所以如果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完全跟着当下热度走，就很有可能落入陷阱。

房地产是一个已经走完周期的样本。2010年前后，建筑、土木工程、工程造价的就业前景被普遍看好，全国高校相应扩招。但到了2021年，楼市进入调整期，这批专业的就业率随即出现明显下滑。从决策扩招到市场崩塌，历时大约十年。另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样本是计算机专业。2024年的数据显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就业率已经明显下滑，跌出就业率前五，原因之一是招生规模扩张带来的毕业生数量激增，原因之二是AI技术提升了用人单位对这一岗位的技术要求，单一编程技能已不足以支撑竞争力。两个原因同时施压，供需矛盾在短期内集中释放。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建筑或者计算机专业好不好，关键要看在哪个时间节点做出判断。更何况我们并不知道房地产的下一个周期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你判断房地产会在五、六年之后复苏，那么在当下填报建筑专业未必不是一个明智选择。



大多数家庭在帮孩子选专业时，只会使用当下的信息，例如身边谁找到了好工作，今年哪个行业薪资高，网上哪个专业热度大。这种判断固然理性，信息来源也真实可靠，但它的时间窗口太短。学生要进入的劳动力市场是四年或者六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要度过的职业周期是三十年的周期。所以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关键不是信息获取能力，而是认知结构。没有人能够稳定地预测一个完整经济周期，对普通家庭如此，对高校决策者同样，对政策制定者亦然。2003年、2009年、2020年三次研究生大规模扩招，全都不是需求推动，而是就业压力传导的政策反应。2017年以后，考研人数开始猛增。2020年突破300万，2022年突破400万，2023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74万历史峰值。很少有人预估到这种趋势。而如果大学毕业生毕业时，正好遇到考研峰值，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滞后机制，个人理性在其中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问题不在选错志愿，而在于选错的代价太大



从操作角度看，高考的本质是匹配，把合适的学生与合适的学校、专业相匹配。人人都想读北大，但北大只想招收最优秀的学生，所以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应该把最优秀的考生匹配给北大。这种匹配机制极为复杂，涉及太多个人信息，不可能有人或者有系统根据充分的信息而做出最优匹配。目前中国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设计逻辑是，让学生更了解自己，更充分地表达偏好，更主动地规划未来。但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学生有能力认识自己，家长有能力协助判断。而这个前提条件在很多家庭并不成立。

在如此焦虑的环境下，张雪峰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情绪价值。他说话很确定，逻辑清晰，举例具体。他不怎么说“要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量”，只说“这个专业不能报，那个专业值得冲”。这种确定性话语对焦虑中的家长和孩子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问题在于，这个前提条件几乎从未真正成立过。十七八岁的孩子，从小只做一件事即刷题考试。他没有接触过职场，没有试过不同的工作方向，甚至没有足够时间发展真正的兴趣。父母这一代同样如此，他们的人生路径不过是“考上学、找份工作、稳定做下去”，遑论职业规划。家庭给不了地图，学校教的是服从，孩子到了志愿填报这个关口，当然只能抓住一个说话确定的人。张雪峰的出现，是这套教育体制长期欠债的结果。

张雪峰去世后，一定还会有人接替他的位置，学生和家长对此有刚需。但这种需求本身就是一个警示：一个正常运转的教育体制，不应该把人生方向的判断外包给一个特定的人。学生需要的不是更权威的张雪峰，而是更早的真实地认识社会，接触职场，接触失败，接触不同的人生路径。这些经验，才是填报志愿时真正可用的材料。



更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志愿是一次性的，而人生不是。一个十八岁做出的判断，被要求承载此后三十年的重量，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很多国家允许大学阶段自由转专业，允许休学探索，允许二次入学。中国年轻人的修正空间不大。选错了，代价极高；不选，焦虑更高。于是所有压力都压缩到志愿填报那几天。

所以关键不在于要求每个人学会完美选择，而在于制度应当给年轻人更大的试错与修正空间。张雪峰做的，是在现有约束下帮助学生减少损失，规避风险，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更多的问题，不会随着他的离去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