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话题，去年暑假回四川，赫然发现到处都是槟榔的售架和广告牌，包括我姐的那个杂货店。



问我姐，她说她也知道槟榔有害，一开始不卖，但光摆放槟榔架每个月就有一两百元陈列费，看似不多，但在小地方已很有诱惑力，而且大家都在卖，她也卖了。

这个春节再回四川，卖槟榔的地方更多了。不仅四川，大年初四去陕西，一下火车，迎面就是偌大一个商店招牌上的槟榔广告。





相比县城，大城市没那么触目惊心，但同样也在随风潜入。在成都，我和朋友去看《镖人》，一进去就发现影厅被槟榔品牌冠名了。



当时我就感慨：我是绕不开了是吧？

我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有一千多条留言，从反馈看，从湖南海南，到长三角珠三角，再到中西部省份，槟榔已遍地开花。

一个常识是：槟榔的危害与烟草大麻相比不遑多让，贴个Gemini的对比总结（图片如果太小看不清楚，可以点击看大图）。



如上图所示，在致癌性、成瘾性、致死率和器官特异性损害上，槟榔都处于烟草同一个级别，高于很多人“谈毒色变”的大麻。也就是说，从社会管制的角度看，这三者应处于同一级别。

对于这类成瘾性物品，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管制手段：1、重税；2、包装警示；3、限制售卖；4、禁止广告宣传。

顺便说一句，我在加拿大能够成功戒烟，就是拜管制所赐，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几乎看不到卖烟的（除非我主动去找）。网上很多人嘲笑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政策，实际上加拿大对大麻的管制比烟草更严格。作为中国人，与其嘲笑“加麻大”，不如把视线收一收，看向身边正在泛滥的槟榔。

然而，上述几点最常用的管制手段在槟榔上面都失灵了。

1、税收：烟草属于成瘾性有害消费品，一包烟有一大半是税，但槟榔只是深加工农产品，适用的是13%的增值税率，与薯片口香糖属于同一级别，只有烟草的五分之一。

2、包装：回头看第一张图，你能看到任何警示语和感到恶心的图案吗？实际上，在袋子最下面，只有一行很不醒目的警示语。

3、售卖：一般摆放在收银台旁边最醒目最方便的位置，占据了原来香烟和口香糖的位置。

4、广告：不仅有铺天盖地的店招广告和相对隐秘的影厅冠名，这两年还冠名了各种民俗活动（龙舟赛龙虾节）以及电竞赛事等，与“提神”、“解压”、“勇敢”和“社交利器”等正面词汇关联。

何以如此？一句话总结：因为相关政府部门都是把槟榔“踢出去”而不是“管起来”。

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将“食用槟榔”踢出食品目录。槟榔不是食品就不受《食品安全法》的约束，地方监管部门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而生产端则被部分省份视为“地方特色农产品”。这本质上是一种监管降级。

2021年，广电总局发布禁令，“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但这一禁令并未覆盖线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将巨额预算投入到前述超市招牌、影厅冠名和线下活动上。对监管部门而言，缺乏类似《烟草专卖法》中对线下广告的强制性全面禁止条款，也就“师出无名”。

对于农业农村部和地方政府来说，这叫产业，涉及农户和企业的利益，保护还来不及，怎么会管制？

唯一有动力的卫健委，毕竟看病要花钱（医保支出负担），又没有执法权，无法直接查处生产销售。

说到这里，我想我大致回答了为什么槟榔现在能够四处蔓延？因为政府不管，企业必然会钻空子。原因复杂吗？一点不复杂。这就是槟榔这几年北上西进，攻城略地，战无不胜的原因。

对于槟榔泛滥媒体并不关心，县城平常就不在媒体视线范围内，这个春节，很多媒体关注“量贩零食卷向县城”，这是商业新动向，而对槟榔毫无兴趣。这次两会，这么多代表委员，就我视野所及，没有一位关注槟榔问题——之前地方两会倒是有看到，内容是如何大力发展地方槟榔产业。

这么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中国就是这样，对真正重要的事情熟视无睹，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激动得不得了，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最后说一句：前面说到的四种管制手段，我并不认为重税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参考烟草的前车之鉴，一旦课以重税可能反而让槟榔迎来最大利好，因为政府财税收入才是产业发展最有力的发动机。真要治理，把包装、销售和广告先管起来吧，这是治理成本最低，效果最显著的手段，这也是我为什么从目光所及写起的原因。

再说一句：不要不该管的积极得不得了（比如一个脱口秀演员说了啥和一个自媒体博主写了啥），应该管的撒手不管听之任之（比如科学公认有严重危害性的烟草和槟榔），何以厚此薄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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