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船”成风 “半裸官”也成北京反腐对象？

有消息指，北京当局过去一年收紧对家属在海外官员的管理措施，作为反腐行动的一部分。当局针对的目标，从配偶、子女均在国外的“裸官”， 扩展到子女在外，配偶仍在国内的“半裸官”。

《南华早报》18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自去年年初起，中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内部已开展多轮排查，重点梳理高层官员和高管人员的海外关联情况。

配偶和子女长期居住海外的官员，一直是北京反腐监察机构重点关注对象。知情人士指，近期的审查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子女在海外生活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这类人员被纳入更严格监管，须按要求及时申报相关信息。

中共官场的所谓“裸官”，是其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中共官员。而子女在海外生活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则被称为“半裸官”。

按中共自己的规定，“裸官”应当辞去官职。许多官员隐瞒了自己的“裸官”状态。2022年9月中共纪监委网站曾通报，辽宁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掩盖“裸官”问题。

2025年底前，中共当局将一批与西方有联系的“裸官”或“半裸官”进一步边缘化。

2025年11月1日，央行前行长易纲、广东前政协主席王荣等多名高官被免政协专委会领导职务。《星岛日报》援引消息指，这些高官被处理，是因为当局在清理配偶或子女在国外的“裸官”，据知其子女不愿回国。

在2025年下半年至少20名官员“不再担任”主要职务，包括：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闫傲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立；原科技部副部长、后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广军等等。

今年1月9日，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布报告说，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拥有深厚的海外背景，并且直系亲属长期居住在国外。换句话说，他们是“裸官”。

报告指出，当局这些悄然进行的清洗行动，将对中共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这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以技术官僚模式为特征的局面将逐渐走向终结。

事实上，早在2014年，北京市检察院就披露，在过去的近30年中，约有4000贪官人均席卷赃款约1亿元外逃。“裸官”现象在一般经济案件中占40%，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80%。

中共“裸官”流行，往往被视为官场对于政权危机的真实反应，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罕见承认这一点。据官媒报道，习近平在2013年的讲话中称，“有的（党员干部）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

2021年10月22日，中纪委转发的《领导干部岂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文中，列举了原中共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3个官员留后路的案例，并称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张曙光落马后，被曝其妻儿均已移居海外。

从2014年起，中共便以反腐名义，严格管理护照，明确规定在职处级以上中共官员因私出国一般不批准，并明确要求收紧裸官出国；2018年事业单位、各地中小学校开始收缴教师护照。据大纪元今年1月独家报道，甘肃、贵州等地普通公民近期出现护照被要求“匝酞保管”。

媒体主编、原深圳NPO创办人艾时诚此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裸官多年来实际上是愈演愈烈，特别是习上台后倒行逆施，中共体制内官员更没有安全感了，要更隐蔽地裸。现在习要清理这些人，是基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特别中美贸易战后，美国与西方国家与中共政权切割已成定势，不可挽回。中共政权距离崩溃的临界点越来越近，这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