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几个视频，河南等地的农民在公路上晒麦谷或花生，某快递公司的无人驾驶车在路上送货，因为无法辨别而碾压过去，被农民试图拦截。

一方是“听不懂人话”又无法辨别路面情况的无人驾驶运货车，一方是不熟悉无人驾驶原理的农民，场面相当戏谑，被不少网民当成笑料。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或认为无人驾驶这个人工智能目前还相当“智障”，或认为在公路上晒农作物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但对司机与行人造成不便，还容易催生事故。有些网友还贴出照片或资料，指某些地方的农民在被晒农作物周围摆上钉板，如果车子不留心碰到，轻则爆胎，重则出现严重事故。

还有一些讨论相当严肃，值得赞赏，比如某大学的法学老师就将之作为讨论案例，让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法律分析。仅仅看公众号里呈现的一段段学生看法，就让我受益不少。

老师提供了两个案例——

【案例一：无人驾驶快递车碾压占道晒粮引发争议案】

2025 年 9 月 14 日，一位大妈在双向四车道公路占用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晾晒花生，并设置障碍物围挡。期间，顺丰无人驾驶快递车未绕行避让，径直碾过花生区域，全程播放安全提示语音但未采取辨避操作；大妈见状用双手强行阻拦无人快递车，引发争议。此事折射出传统农村习俗与智能驾驶技术的矛盾，也引发对无人车路权与责任认定的思考。

【案例二：河南焦作占道晒粮致人死亡案】

2022 年 9 月 25 日下午，农民陆某在温县一条公路的非机动车道晾晒玉米粒，并用帆布带（一头绑北侧树干、一头绑南侧绿化带小树）设置临时“隔离带”圈定晒粮区域。9 月 26 日上午，17 岁的王某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该路段时，被帆布带拦截脖子后摔倒，因颅脑损伤死亡。警方认定此事为刑事案件，2023 年 1 月陆某被批准逮捕。

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都很值得思考：传统农村习俗中道路晒粮看似习以为常，但实际公路晒粮行为不合法。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中习俗与法律的冲突？在法律具备合理性的前提下，为什么这种明知故犯的现象普遍存在且难以根治？当一种技术出现，开始“严格执行”法律时，其社会代价由谁承担？当无人驾驶车辆遭遇违法占道障碍时，其“径直碾过”且不主动避让的行为，应被视为合法路权下的正常通行，还是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过错？若造成占道人财产损失，违法在先的晒粮者是否应自行承担全部损失，还是智能驾驶系统的运营方也需因“未能避让”承担部分责任？

有同学认为农民没有法律意识，默认该行为合理，熟人社会缺乏公共意识，不会觉得道上会走外地人，认为熟人可以谅解自己的行为。也有同学认为农村没足够地方供农民晒粮，被迫占道晒粮，而且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成潜规则，导致执法无法进行。

图片

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是学生之一，会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呢？我的倾向是互害社会。

我一向热衷探访古村落，秋季时常遇到晒谷或晒其他农作物。有一些古村落，村前广场十分空旷，可以直接晾晒，也有一些地方会将农作物摊开在路上，若是原本只有两车道的狭窄村道，就会相当麻烦。但像这样的事情，当地政府不会真正去管，除非出了严重交通事故，比如上面提到的案例二。一些地方的农村缺乏晾晒场地，当地政府也并未解决。

在缺乏治理状态下，互害社会局面由来已久。因为资源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治理缺位，常识、逻辑和文明教育也统统欠缺，所以人们习惯不守规矩，爱钻空子，一心占便宜，但最后谁也无法得利，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快笛剔人驾驶车更像一个隐喻：人工智能时代遭遇互害社会，其实同样寸步难行，互害社会的局面，不以技术为转移。

所谓互害社会，指社会成员普遍不遵守公共规则、各自为政、为短期利益破坏公共秩序，以致公共资源与安全受到系统性侵蚀，个体行为互相抵消、恶化，最终导致整体福利和幸福感下降。它呈现的是规则执行弱化、投机钻空子习惯化、执法选择性或懈怠、公共治理与私人权益的失衡。

占道晒粮就是典型例子，长期以来，农村晒粮占路是既有生活方式，也与缺乏晒粮场地、基础设施不完善相关。地方执法多为容忍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规则形同虚设，形成不成文惯例。时间一长，更多人复制这一行为，公共道路被“私占”成为事实上的常态。即使是心存公德的农户，看到他人占道晒粮不受惩罚，就会形成“大家都这样做”的合理预期，不愿再付出遵守规则的成本，认为“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甚至为“抢地盘”而发生纠纷。个体不愿承担最先改变的成本，即使有晒谷场，只要距离比公路稍远，人们也不愿去。

对于农户来说，他们长期以来都并不在乎“互害”的结果，因为互害外化成本存在着不对称：晒粮的直接受益者是农户，而风险和成本（交通拥堵、事故、无人车损毁、行人受伤）则由路上所有使用者承担，包括过路车辆、骑行者等。也正是这种无视，反而放大了互害效果——交通隐患越来越严重，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亡，施害者也难逃法律制裁。也正是放任占道晒粮，在无人驾驶时代到来时遭遇了冲击，农户终于直接体会到了互害的滋味。

这当然有传统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邻里、家族关系为纽带，行为规范往往由人际关系与惯例决定，正式法律规则是后来的约束。人际网络导向下，如果周边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个体更倾向跟从群体习俗。

所以，“地方惯例”在现实中优先于书面法，规则执行依赖于关系嵌入而非制度化程序，容易形成“大家都这样”的互害均衡。何况，传统社会对人的评价，更倾向于灵活处世与权变，讲究现实利益，“会不会来事儿”是关键。而在乡村治理中，强调的也是稳定实效而非规则，长此以往，规则自然会失效。

要解决占道晒粮，治理才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严格执法，将法律置于人情之上，一方面要利用好村内空闲地，开辟专用晾晒场，而且还要真正便民。

还不完善的无人驾驶车，缺少的是人的“灵活性”或说“人情世故”，始终遵循的是程序化的安全标准，所以才会产生各种看起来爆笑的场面。但它的“死板”，恰恰暴露出社会治理的失败。当社会规则失灵、公共治理滞后，任何新技术都会遭遇阻力并被迫承担非技术性的后果。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进步，必须先修复制度，互害社会的未来，不可能实现技术的真正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