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扫帚与凡尔赛的剪刀

去年清晨五月的北京，我有次出门散步时，天边还泛着蟹壳青，远远看见一位环卫工挥舞扫帚，动作像是在写毛笔字，每一划都带着韵律。落叶和尘土在他手下聚拢，再轻轻装入垃圾车，仿佛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仪式。

我往回走时，见那环卫工坐在桥旁歇息，便上前搭话。他正低头吃着早餐，看见我走近，抬头笑了笑。我发现他的脸上有些油腻，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留着灰。他说这段路已经扫完，待会儿还要去别的街区。他的语气平静，无半分怨尤。

记得有位朋友曾讲起，凡尔赛宫的园丁们，修剪一丛灌木，误差不得超过一法寸（2.7厘米），仿佛连自然的微微偏离，都是对太阳王秩序的冒犯。晨光中，身着银边绿制服的园丁们，手持镀金剪刀，每一次开合，像在完成一场几何的祷告。我一度深陷这种优雅的幻觉中，直到看见环卫工的扫帚，那些未被规训的弧线，在街头扬起比镀金宫殿更神圣的尘埃。

有些人认为贵族意味着高贵出身、锦衣玉食，但其实真正打动人的，是由此产生的贵族精神（noblesse oblige），即“位高责重”。贵族可以因血统而得名，可贵族精神却要靠自觉修炼。它要求人在拥有特权时，仍能心怀责任，敬重他人，用优雅和节制来回应世界。倘若只有身份而无精神，再显赫的贵族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东西方对“高贵”的理解，在这里形成奇妙的对照。法国的贵族精神讲究血统和礼仪，追求的是外在的优雅；而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则更注重内在的坚守。

比如在凡尔赛宫，国王的晨起仪式（lever du roi）中，大臣们按身份依次递上衣冠，甚至洗脸、进餐皆成礼制。这种外在的优雅和秩序，成了权力的象征。在中国，士大夫们讲究的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即便独处一隅，也要持守操履。宋代范仲淹身居高位，依然安于一碗粥或一碟菜，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因境遇而改其志向。东西方对高贵的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日常细节中，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言“贫贱不能移”，强调的都是精神上的自持。而我遇见的这位环卫工，虽无华服加身，但他对待工作的那份专注，不正暗合了这种精神吗？《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是：即便是执鞭驾车的小吏，只要心存正道，亦不失尊严。这位环卫工，想必从未读过圣贤书，但他弯腰扫地的姿态，恰似古时那些恪守其道的“执鞭者”。

这让我想起明代的海瑞。嘉靖年间，严嵩当权，官员竞相贿赂，唯独他穿着打补丁的官服徒步走访乡里。上级视察时，别的县大摆筵席，他只备了一碗青菜和一碟豆腐。上级怒斥他怠慢，他却说：“百姓只能吃这些，下官岂敢独享美味？”后来他被贬回乡，全部家当不过几箱书，连路费都是同僚凑的。

海瑞与这位环卫工，一个是一品大员，一个是街头劳动者，却都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同一种东西，那就是人如何在尘埃中保持自己的轨迹。

我明白了，贵族精神与士大夫精神，本质上都是对人性光辉的诠释。一个强调责任与担当，一个注重气节与操守，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在浮躁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定力，在卑微的处境中坚守做人的尊严。从北京街头的环卫工到凡尔赛宫的园丁，这种精神穿越时空，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开出了相似的花。

法国的优雅讲究形式与仪式，连剪枝都需镀金防锈的剪刀；而中国的传统更重内在的持守，哪怕是一把扫帚上只是绑着加固用的铁丝，却能扫出自己的章法。但无论是北京街头的环卫工，还是凡尔赛宫的园丁，他们以不同的工具，相同的专注，诠释着对工作的敬重、对生活的坦然。

真正的文明不在宫殿的金顶上，而在扫帚与路面摩擦的沙沙声里。当凡尔赛宫的游客为镀金剪刀的精确惊叹时，北京街角的环卫工正以扫帚为笔，在晨曦的道路上题写“人”字的最后一捺。

北京的环卫工人

下面的两张画片由AI制作，原创

凡尔赛宫的园丁

玉渊潭公园门口扫地的环卫工人

工人们在北京永定河引水渠上，把打捞的水草运走

北京永定河引水渠畔的小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