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习会"后中美军事仍难协调 因双方认知不同

【中美军事难协调 | 因双方认知不同】
始于1998年的中美 #军事安全 磋商机制成效有限：中方关注战略问题，要求美军不要靠近中国才最安全。美方则关心战术问题，认为在公海航行天经地义，只需要研究如何避免碰撞则可。双方讨论同一件事，却不在同一个层面，难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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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November 20, 2023

北京一些学者认为，这次”拜习会”将为处于激烈竞争的中美关系带来某种缓和的可能。其意义之重大，要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定下基调，为明年的中美官方互动做出安排。

首要议程项目

就美方立场，旧金山“拜习会”有别以往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稍早公开指出，恢复美中军事交流是”拜习会”的”首要议程项目。”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Biden）正试图处理好中美关系，”以免陷入冲突。”

拜登前往旧金山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拜习会”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在一段紧张时期之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寻求恢复彼此间的正常沟通管道，包括军事接触。拜登强调：“如果有危机，能够拿起电话彼此交谈；确保我们两军彼此有联系。”

至于如何进行？沙利文提到他的基本构想。恢复美中军事联系可以从高层领导到战术作战的各个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印太地区的水上和空中”进行。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需要这些沟通渠道，”这样就不会出现错误、误判或误传。”换言之，美国希望恢复美中两军已有而被中方取消或暂停的交流机制，这被视为是观察这次”拜习会”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形势上，重新恢复美中军事交流已到紧迫时刻。今年3月，习近平在两会期间罕见地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句话等于宣告，中美关系进入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具对抗性的时期，双方正在进行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地缘战略竞争。

军事上，最明显的例子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所宣称的，今年以来，美军侦察机有2,000多架次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2艘次美舰进入西沙领海、5艘次通过台湾海峡，中方指控这些都在蓄意挑衅中国，极易发生危险接触，推高地区紧张局势。

胁迫性风险性大增

美方以一贯立场称，美军是按国际法在公海及其上空自由航行和飞行，无可厚非，反而是解放军以胁迫性和风险性行为从中拦截。美国国防部10月发布《中国军力报告》（CMPR）指出，从2021年秋季到2023年秋季，解放军在印太地区对美国飞机进行180多次胁迫性和冒险性空中拦截事件，次数超过前10年总和。同一时期，解放军针对美国盟友与合作伙伴实施约100次胁迫性和冒险性行动，表明这些是集中协调、蓄意为之的行为，而非少数孤立的个案。

在台海方面，台湾国防部公布数据显示，去年解放军出动1,737架次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比上年增加79%，创历年新高。日本防卫省指出，去年度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升空拦截次数达到778次，其中74%是针对中国飞机，使得台海周边的不稳定因素急遽升高。

去年起，解放军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取消和无视于中美军事交流的重启，加上解放军日益具有胁迫性和危险性的战训行为，对美军来说有可能因误判而增加危机或冲突的风险。另外，近来解放军高层遭到习近平清洗，人事变动高度不透明，更加深美国的疑虑。

可以说，美国把重新恢复美中军事交流作为”拜习会”的首要议程项目，不是谁有求于谁的问题，而是双方为避免误判而引发冲突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最缺危机管控工具

当前美中军事交流机制中，最缺乏危机管控工具，也是”拜习会”之后最需要恢复的首要项目。

2020年10月28日至29日，美中两军首次举行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议。美国国防部高度肯定这次会议，双方就”危机沟通、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等概念进行讨论，并且认同在危机期间建立及时沟通机制的重要性，以及维持定期沟通渠道，预防危机和进行危机后评估的必要性。美方在声明中称：”会议本着预防和危机管控的原则，为美中两军提供一个相互理解的机会。”

其次，参加视频会议的双方代表相当全面，美国代表团来自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代表；中国代表团来自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和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的代表。从军委决策层面到战区指挥操作都包括在内。然而，这样的会议未能继续办下去，美中双方难得跨出这一步，不应该也不能成为绝响。

中国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曾指出，这是中美两军风险管控的一个新的机制。以往双方的协议和磋商，都是讨论各种意外相遇所造成的事故或事件，”从来没有出现危机沟通这个概念。”如今双方重视危机沟通的概念，是一大进步。其实，美方早想这么做，直到2020年底中方才做出回应。

周波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充分吸取冷战时期美苏在风险管控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中美两军应该遵守已经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反复进行操演和训练，确保海空一线官兵熟悉操作的规则与流程。

?问题是，目前中美两国最难的是如何”管理危机”，一旦出现危机后该怎么办？周波说，从历史看，核武大国都要极力避免发生直接冲突和战争。但是中美之间没有缓冲地带，冲突一旦爆发该如何平息？由此更加凸显，中美两国亟需危机管控工具的紧迫性。

实质性对话需要时日

眼下，美中军事交流在旧金山”拜习会”之后，有两项机制可以期待重新启动。首先是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恢复对话。被美国列为制裁对象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10月24日被习近平免去职务，新的防长没有制裁问题，可以恢复两军高层的接触与对话。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面，更符合美方重启两军高层对话的要求。

其次是美中两军参谋长最高级别的对话。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Charles Brown）11月上旬向北京寄出一份介绍信函，表示对双边会晤持开放态度，对象应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若刘振立接任国防部长，新的参谋长上任就更有必要和布朗保持沟通联系。美国国防官员指出，尽管双方恢复一些联系，具体开展实质性的对话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

另外，去年8月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中国取消3项中美军事沟通与交流机制，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拜习会”之后，这3项机制或部分机制有可能重新恢复，即使是象征性意义，也有其作用。

除此，开展新领域的交流也广受双方所期待。今年11月6日，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与美国国务院主管军控事务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Mallory Stewart）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双方出现罕见的核对话。后续虽不被看好，但毕竟做出新的尝试，不排除有接续的可能。其他如太空探索、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开展交流，对增进相互理解与避免误判都具有重要意义。

危机管控成为新常态

期待归期待。在具体操作上，中美军事交流存在巨大的认知差距。比如中国取消3项中美军事沟通与交流机制，意图是通过减少沟通机制，迫使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美方则认为，取消沟通与交流机制反而提高双方误判的可能，使事态升级。

又比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这是中美两军历史最久的磋商机制，始于1998年，但成效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双方认知不同。中方关注战略问题，要求美国军机军舰不要靠近中国才最安全。美方则认为，在公海自由航行天经地义，因而关心如何避免碰撞的战术问题。双方讨论同一件事，却不在同一个层面，难有共识。以至于该机制成立至今，始终在原地打转。

沙利文今年7月参加年度阿斯彭安全论坛，提到他与中方实际接触的印象。中国政府担心在双边关系中设置拜登政府提出的”护栏”（guardrails），认为这就像坐车系上安全带，自认安全无虞反而助长撞车事故，而且会让美国以更危险的方式行事。美方则试图解释，系上安全带是一个恰当比喻，可以降低车祸的成本和后果，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件好事。一条安全带，竟有如此对立解读，可见双方认知差距之大。

当前美国对北京新的外交方针是把竞争与直接会谈结合起来，防止两国关系陷入冲突。沙利文说，尽管美中关系本质上是竞争，双方会做出相互不喜欢的事，但不妨碍直接会谈。交流应该清晰、直截了当，把情绪、言辞和一些更大的哲学框架放在一边，只谈核心的实际问题，双方才有可能建立稳定关系。

估计，中方还是会坚持已见。因为中国不会随美起舞，让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然而又需要军事交流防止冲突发生。权衡之间，中美军事互动有可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出现这样的局面：双方突发性碰撞也许会有，大打出手可以排除，危机管控将成为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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