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人为了自己的肖像权搞一次投票，可能是很少见的事”。

艺术家刘伟伟在深圳一家工厂里拍了一部纪录片。拍到400多天、积累了22TB素材后，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镜头已经越过了最初的拍摄对象，记录下大量工人的脸、手、工作、吃饭、午休和聊天。拍摄经过了厂长特许，但工人们并没有明确允许他的拍摄。当然，他们也没有拒绝他的拍摄。

怎么办？刘伟伟决定发起一场投票：由被拍摄的工人来决定，这些已经拍下来的素材，能不能继续被制作成纪录片。

2025年6月15日，聚鑫工厂101位员工参与了投票。投票前有公示、讨论、答疑；投票当天，每位员工核验身份、领取投票卡，匿名投票。深圳公证处到场监督并记录流程，两位律师和一位纪录片导演向工人说明相关权利、传播路径和潜在后果。

艺术家理解的投票，关乎纪录片拍摄制作的伦理，法律界限，也关乎公民的权利。但在工厂，投票变成了另一件事。当权利被郑重地交到工人手中，他们会怎样理解并使用它？

珍贵的一票

2025年6月15日早上8点，投票即将开始。

投票地点在聚鑫工厂车间，有101位员工到场。工友们有的很新奇，溢出仿佛做坏事前的偷笑。有的一脸倦容揉着眼睛。几名30岁左右的女工排队时亲昵地打闹着，窃窃私语，你打我一拳，我点你一下。领到投票卡的，有人皱着眉头读，有人头凑在一起讨论，有人把投票卡当扇子扇风。

艺术家刘伟伟告诉工人，自己在这里拍了400多天，积累了22TB素材，“除了你们睡觉、上厕所没拍，基本你们生活中所有的细节我都拍下来了。”

“我打算把我拍摄的视频素材做成一个纪录片。相当于我前面400多天买了很多金属粉末，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它加工成金属零件了。一旦加工成零件，意味着它会进入更大的市场。你们的脸，你们的身影，你们的信息，是有可能放在公众场合的……我想征求厂里所有人的意见，你们同不同意我把这拍了400多天的素材，转化成为公开的、公共的纪录片。”

刘伟伟发言结束，大家笑容敛起，没人说话。

深圳公证处的两位工作人员一早到了聚鑫工厂。他们穿着白衬衫西裤，胸前挂着深圳公证处工作牌。工友拿着身份证，展示给公证人员，人和证件核实无误后，交上身份证复印件，签字，领取一根笔和一张投票卡。另一个公证员架起摄像机，监督并拍摄下领取投票卡的过程。

公证员凑在刘伟伟身旁，低声说：“我们做投票的，你们这种，很少看到过。村里面，村政府，选举那些我们做的比较多一些。”

接下来是民事律师张奇发言，他被请来解释什么是肖像权和隐私权。张奇第一句话就给刘伟伟定了性：“我来介绍刘伟伟在拍摄过程中有可能侵害到大家人格权相关的法律问题。”

张奇说，肖像权不只是正脸，只要别人能通过视频辨认出你，就是你的肖像。工厂不是公共场所，公开使用工人的影像，原则上需要明确同意。工作、吃饭、休息、聊天、和家人打电话，都涉及隐私。

他说，刘伟伟和工厂领导一起问工友同意不同意，工友考虑到工作，只能说同意——这是非自愿的同意。公开投票的意义，就是希望大家不受外界影响，做出自己内心真实、主观的判断。

最后，张奇提醒大家，哪怕今天投票通过了，大多数人都同意刘伟伟将素材制作成纪录片，后期制作中，每个人仍然有权提出异议，比如要求删掉自己的画面、打码，或者变声。

“这是你们的权利。”张奇说，“你们的权利依照你们的行使，才会发生法律效果。”

刘伟伟站在一旁，抿着嘴，双手垂放交叠在身前，“他一直在批判我，专门负责帮我拉反对票的。”

接下来，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向大家解释纪录片和电影的区别。李一凡拍的《淹没》拿过柏林国际电影节奖，更知名的作品是《杀马特我爱你》。他说，简而言之，电影是假装的，纪录片是真的，工友“演”的是自己，观众也知道这是真的。

李一凡与律师一样不客气：刘伟伟的拍摄经过了工厂领导的授权，“像钦差大臣一样，穿着黄马褂拍的。谁也没法反对他”，刘伟伟有“黄马褂”一样的权力问题，他的拍摄缺乏沟通和同意的环节。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一位工人举手发言：拍摄我们的人脸，上传到网上，会不会有人截图我们的脸，通过人脸识别，把我身份证、银行卡给开盒了？

回应的是另一位律师，刑事律师郭鹏。他听说厂里搞投票，特意从上海飞到深圳，因为“普通工人为了自己的肖像权搞一次投票，可能是很少见的事”。

郭鹏回答，有这个风险，但风险性比较低。人脸识别的数据一部分被公安机关保存。另一部分来自支付宝、银行等软件基于公司掌握的人脸进行识别。诈骗分子如果没有盗取鲍安机关的数据，或者盗取支付宝、银行卡的数据，很难直接从人脸获取我们的身份信息。

在工厂管人事的黄姐鼓动一位年轻的女性工友：“小妹，你不是想当网红吗？”大家笑作一团。小妹是挑修组的小组长，她害羞地用投票卡捂住了自己的脸。小妹的抖音账号现在有4000多粉丝。私下里她曾经问过刘伟伟，怎么能成为一个网红。

她打开自己的手机备忘录，照着读： “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感谢一下刘老师。你辛苦了，跟随我们这么久，从来没说过辛苦。你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欢笑。你有什么要配合的，我们尽量配合你完成任务，再次谢谢你，刘，刘老师。”小妹从塑料椅子上起身，大方地伸手走向刘伟伟，二人友好握手。

“你是卧底吗？”一个男性工友大声喊了一句。笑声爆发。

刘伟伟有点害羞。“我要反驳她一点。她说她配合我，我没和她沟通啊！我真没和她沟通。”

小妹赶紧说：“这是我的心声。”

刘伟伟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小妹最后又补充了一句，“记得要给我加美颜哦！不雅观的动作要删掉。”

郭鹏说他是搞刑事辩护的，他想为刘伟伟“辩护”几句：

第一点，每个人都享有自己的权利，无论是肖像权，隐私权还是投票权。投票是一个互相尊重的过程，刘伟伟尊重大家，大家也尊重刘伟伟。

第二点，但投票和选举未必等于公正和公平。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有时候，多数人的决定会影响少数人的利益。假如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支持刘伟伟做纪录片，不愿意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人，同样可以去找刘伟伟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不同意刘伟伟制作纪录片，那刘伟伟会利益受损，“他400多天的劳动和心血都将付诸东流。他可能会很失落……大家一定要慎重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第三点，纪录片在记录真实，真实就是历史。历史是由人民构成的，所以纪录片是在记录人民。刘伟伟拍摄的片子在记录普通人民做的事情，这是它最大的意义。

郭鹏说，“我不是在帮刘伟伟拉票。我个人希望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纪录片出现。”

人群中有工友喊了一声：“这是拉票。”大家笑了起来。

郭鹏从容不迫，“任何一个投票都可以拉票。”

投票还没开始，负责法律说明的人已经进入了投票的立场。刘伟伟有些无奈，他澄清：“他说我可能会失落，他不是我，他不知道。如果我能制作这部纪录片，我会十分认真，花九牛二虎之力把片子制作出来。如果大家投了反对票，我也不会感到失落，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这么珍贵的一票，你们有决定的权利，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要多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们开始投票吧。”



投票卡。勾选完成后按虚线折叠，装进信封，再塞入投票箱。

脸

聚鑫工厂位于深圳边缘，挨着东莞，为一些科技品牌制造零件。你使用的电子产品或许就有零件来自这里：手机SIM卡托盘、智能手表扣环、耳机盒背面的铰链等。

最初，刘伟伟帮工厂拍摄视频素材。后来，他没走，开始拍纪录片。他本来只想拍管理层，设想中的男主角是陈桃森，工厂的副总经理，负责管理工厂生产。刘伟伟端着一台索尼FX3，跟着陈桃森走来走去。陈桃森去车间，镜头聚焦在他身上。

工人的脸出现了。虚掉的、模糊的、在车间做工的、作为背景的脸。

陈桃森每个周一组织生产会。他和小组长开完会，小组长又和工人开会。刘伟伟顺着开始拍晨会。每周一、三、五的早上8点，成型部，挑修部，脱脂烧结部，整形部，全检部，仓库，6个部门的小组长带着工人开晨会。厂里噪声大，小组长要扯着嗓子说话，“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工人们回应。晨会先说正事，生产进度，产品质量要求。然后强调纪律：不要总是去抽烟、不要老去尿尿。最后再点一下安全：不要被刀割了，不要被热气烫到。

还有一些温情的话：我们都是五湖四海来打工的，你体谅我，我体谅你，行不行哦？你不要给我惹麻烦，咱们高高兴兴的把活干完，大家都是好姐妹、好兄弟。到时候我们工资拿着，我们也可以去唱歌。你实在有事，你比如说你要打电话，你也能去，但我们的工作它有计量，今天的生产任务是XX个，不能完不成呀！

刘伟伟站在2米开外，固定站立拍摄。工人们的脸变得清晰。全景镜头下，大家整齐地站成两排。早上刚进厂，人们的脸还很素净，没有油光和汗水，女人大多绑着头发，碎发拢在耳后；男人的衣服还没有湿透。

镜头一进车间，工人们总忍不住看它。有的眼神是好奇，带着打量直接闯进镜头；有的眼神充满警惕，先用余光瞟一下，又很快收回去。摄像机是不是来监督干活的？是不是领导安排的？有的眼神闪躲着，把头低回手上的活儿。

拍摄的范围从车间延伸到了整个工业园。早晨7点，刘伟伟站定在工业园大门正对的榕树下，端着相机，镜头对着工业园的大门。园区门口，肠粉店前支起了早餐摊，劳务中介领着一排年青人等在招工栏。有人坐在电动车上抽今天的第一支烟。7点50分，工人们咬着油条挤进园区的门，男人通常只拿个手机，女人基本都带个装饭的小布包。

厂里负责生产线的工人胖哥很纳闷这人是干嘛的，“跟着我们来回地走啊，来回地拍。”胖哥只知道刘伟伟是来帮忙的，帮领导忙，帮工厂忙。

拍着拍着，刘伟伟聚鑫工服也穿上了。蓝色的T恤衫，左肩膀印着聚鑫logo。有天凌晨两三点，他在饭店吃米粉，有工友偷拍了一张他的照片发在工厂群里：咱厂这小伙子这么晚还没睡。

工友们和刘伟伟也渐渐熟了。有次胖哥送孩子上学，早上6点多路过工厂，看到刘伟伟在工厂门口架机器。工人加班到晚上十点，吃完夜宵，他看到刘伟伟还在工厂里剪片子。他被刘伟伟的认真打动了。

连劳动中介都认识刘伟伟了。星期六，中介在招工栏前碰见刘伟伟问：今天没加班啊？

工友们和刘伟伟的镜头也渐渐熟了。大家不再刻意地瞟镜头。车间布局狭窄，刘伟伟有时用长焦拍，离很远，但聚焦在工人的操作上，工人的手上。更多时候，他站在操作台对面，正对着工人的脸拍。镜头距离人脸最近时只有20厘米。一分钟，两分钟，甚至五分钟，镜头一动也不动。

局部的特写镜头越来越多。平时不会被长久观看的一切，被镜头放大：清晰的人脸，头上有头皮屑，嘴角堆着唾沫星子。

有时，镜头里的人眼里有眼屎。有时，镜头里的人盯着白炽灯操作，眼里渐渐盈满泪水。

刘伟伟甚至拿着Go pro 直接挂在工人胸前，从胸口到手，拍他们正在割零件毛边的动作。

工厂共4800平米，有39个摄像头。刘伟伟买了一台摩托车行车记录仪，骑手拍摄时用的那种，一个摄像头，可以不间断地拍7个小时。他架着梯子，把运动相机用双面胶贴在工厂的摄像头上面，每天轮流着换。

楼下车间有9台烧结炉，炉子里是1390多度的高温，一打开炉子，温度溢出，车间温度常年40多度。摄像头本身在发热，行车记录仪也在发热，胶慢慢融化了，相机掉了下来，坠落时还在拍，摔在地上还在继续拍。



工厂里的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刘伟伟的镜头和工厂的监控摄像头重叠了。他成了工厂里一个移动的监控摄像头。他一进车间，本来闲聊的工人立刻闭嘴，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他拍管理层开生产会，大家轮流发言，彬彬有礼。黄姐说：“平时都是要吵架的，恨不得把笔丢出去。现在大家都变得很民主。”

工厂的监控只关注生产劳动，监控摄像头刘伟伟却侵入了工人的私人生活。他拍工人怎么吃午饭。一半的工人去园区外的快餐店吃饭，汤粉，炒粉，猪脚饭，粿条汤，几乎没人吃饭超过15块钱。另一半人带饭，他拍大家排着队用微波炉。拍女工的午饭，炒青菜铺在米饭上面，酱色菜汤浸湿米饭。

午休时间，工厂熄灯，机器的声音也停了。昏暗中，有人趴在工位上睡，有人垫些纸皮，躺在机器空隙的地上睡。刘伟伟统计了想躺着午休的工人名单，自掏腰包买了折叠床。与之交换，他找了使用过床的工友们，讲他们午休时做的梦。

他随身揣着三包玉溪，见哪个工人抽烟，就上去递两根，问几个问题：今天过得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他搞明白了很多工友的“黑话”，比如“两箱油”代指轿车。工友们大多住堡厂宿舍和厂边的城中村，有车的一年只烧两箱油，一趟回家，一趟返厂。

他对工资也感兴趣，他问工人：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工资够不够花，花在哪儿？

刘伟伟天天和工友一块上班，一块加班，中秋节一起过，年也一起过。吃完年饭唱K，他拍下了她们唱歌跳舞的样子，拍下他们喝醉的样子。过节时工友会把孩子带进厂里，他拍下小朋友们的脸。

他在工厂的拍摄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熟练，但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2025年4月，他整理硬盘时，一计算，素材积累到了22TB，约等于两万两千多GB的影像内容。这些视频素材里面的内容，几乎包含了所有聚鑫员工，除了上厕所以外在工厂所有场景的身影。他播放视频素材，看到工人们的手，缠着绷带的手指，手指上的伤痕；看到他们的脸，一张一张清晰的脸。

这张脸可能会进入影院，进入IMAX影厅的大银幕。它会被巨大化。油光、眼屎、头皮屑、吐沫星子，会变成观众面前巨大的细节。

电脑前的刘伟伟感到恐惧。这不是“注视”，甚至不是“凝视”，刘伟伟冒冷汗了，“这是剥削。”



中午12点到1点半是午休时间，挑修组的工人吃完饭后趴在桌上休息

错位

刘伟伟把这件事定义为一场“拍摄事故”。在他看来，问题有两层：一层关于伦理，封闭工厂里，工人很难自由离开工位，也很难自由拒绝镜头，摄像机对人造成了心理上和空间上的压迫；另一层关于法律，如果工人并未在充分知情和自愿同意的基础上被拍摄，清晰可辨的脸、身体、声音和生活细节就涉及侵犯了工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是他刘伟伟制造了这个问题。怎么补救？

他先找了陈桃森。陈桃森说：你在做一个特别伟大的事情，你记录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就应该多拍拍我们这些最普通的工厂是什么样子的。

刘伟伟跟陈桃森解释：摄像机带来的压迫看不见，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我拿个摄像机，我就这样一直拍着你，你不管说什么话我都拍，你会不舒服。

陈桃森不知道听懂了还是没听懂。“你说的这都不是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啊！”他提高声音：“你这是来帮我们忙，谁敢反对？！”

陈桃森一直觉得刘伟伟拍的是工厂宣传片。等这个片子上了电影节，进了电影院，工厂的订单会像烧结炉里的零件一样成批地纷至沓来。

刘伟伟又去问了聚鑫工厂的老板小凤。小凤也认为纪录片对工厂是免费的宣传。更何况，刘伟伟“选择我们工厂拍摄，说明工厂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小凤很快想到了解决方案。立马停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通知一下，举手表决。不愿被拍的，举手提出来。

刘伟伟急了：这不对。以工厂管理层的名义组织大会，大家会以为这个事情是工厂的项目，就像生产订单一样，这不就又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相当于是中央领导开会，省领导和市领导在下面听着，镇领导在下面记。下面的人谁敢有反对意见，谁敢举手？工人们可能会想，要是举手了老板报复我怎么办？哪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

刘伟伟去找胖哥。胖哥听说他拍的东西是个纪录片，第一个反应是：“那我是不是要当网红了？”

胖哥十几岁就离开河南农村去富士康打工，是流水线上的“老人”，在聚鑫是江湖大哥般的存在。胖哥打心底里喜欢刘伟伟，至于工人的权利、同意什么的，那是“小事情”。“一个人做成一件事情不容易。你说他都拍这么久了，突然之间，因为一些小事情阻挡了事情往下发展，之前的辛苦都付诸东流。”他告诉刘伟伟：“应该没有问题，哪怕有一两个人不同意。到时候我去找他们聊一聊。”

管理部门的嘉哥更激进：“谁不让你拍，开除他。”

其他的工人们，和刘伟伟聊天之前，总会垫上一句：“我们都支持你”，搞得刘伟伟很尴尬。

刘伟伟向工人解释纪录片的未来。它不只是存在硬盘里的22TB素材。一旦被剪辑、制作完成，它可能进入互联网，进入电影节，成为公共出版物。海外观众可能会在电影节的大银幕上看见它。国内传播时，它也可能被宣传、转发、剪辑，滚雪球一样不可控。一个工人的脸，可能出现在短视频里，出现在海报上，出现在一篇关于中国制造的文章里。

一个真实的人，会被解释成某种意识形态符号。无论这个符号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与勤劳的劳动者”，是“承受苦难与剥削的人”，是“数据与算法中被异化的部件”，还是“被关怀与赋权的对象”。

刘伟伟想得很远。也有可能某一天，别人让DeepSeek或豆包生成一张“当代工人的脸”，AI抓取了纪录片资料，生成一张新的图片。那张图片或许用了工厂里某个工人的眼睛，可脸已经不是他的了。

这些更遥远的影像命运——电影节、美术馆、文章、AI素材，很难被工人想象出来。

关于“公共传播”，工人更熟悉的是短视频和电视。“可能有一天，你会在电视的纪录片频道、在短视频里刷到自己的脸。”有的工友一听就懂了，他们非常确定：“你拍了我，那你肯定得让我知道。”

为了确保投票公平，刘伟伟还找到了深圳公证处，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一共花了两万多。艺术家下血本了，一笔“巨款”，“真金白银自己出的”。

小凤听说他找了公证处，简直不可理喻：“花这么多钱干这事干嘛呢！”

刘伟伟反而很兴奋：“我是一方，工厂是一方，工人是一方。咱们就权利对权利，针尖对麦芒。你牵制我，我也牵制你。有权利确认的过程，才能把边界拉扯清楚。才让每个人都在投票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原来这么重要。”

在刘伟伟的设想里，这场投票不只是为了一部纪录片。今天，工人可以为纪录片、为自己的权利投票；明天，可以就工资高低、工伤处理，或者工厂里的一次危机，和老板协商。平时看不见、说不出的权利，可以通过一次程序被摆到台面上。

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都没坐过游艇，我们坐一次。投票和权利程序，本来就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这“游艇”就该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工厂里的身体，身体里的工厂

聚鑫所在的工业园区，看上去更像是一所寄宿学校，而非工厂。7栋低层楼房夹着一条笔直的路，墙体是灰色的花砖，像宿舍，也像教学楼。没有烟囱、货车、厂门、巨大的生产标识。没有噪声，气味，窗户大多被封住，没有亮光。园区对面是高档住宅小区，只有窄窄的一路之隔。园区南侧，是正在建设中的大型体育馆，几根塔吊把天空割开，焊接时火星簌簌掉落，在夜晚格外闪耀。

工厂被折叠在密实的建筑中。几乎每一栋建筑的一层，就是一个厂。聚鑫在B座的1层和F座的4层。2026年4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晚上9点53分，我第一次走进聚鑫，一瞬间，光亮，噪声，热浪，气味，一齐涌来。厂内亮如白昼，开阔的厂房按机器分成不同的区域，所有机器都在同时发出声音，工人们沉默地重复着动作。整形区有人用铁器砸着零件，轰鸣声中，更高的敲击声一声一声炸响，他的眼睛却一眨也不眨。

9点59分，工人们开始收拾东西，迅速汇聚在打卡机前，站成一排。10点一到，楼梯响起一连串紧促的脚步声，人们鱼贯而出。机器不会停，上夜班的工人带着耳机，放着有声书，厂服卷在肚子上，大汗淋漓地继续干活。

工厂的环境，强劲地冲击着人的感官，像正在淋一场暴雨，一切关于概念的阐明和解释都被冲刷，不再重要。打卡机前曾张贴着的投票结果公示，早已经被撕掉了。现在，让我们忘掉投票，忘掉艺术家、律师、和导演的语言，我想用肉身经验来讲述，让刘伟伟恐惧的镜头的“剥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进入厂房，一边是一排成型机，另一边是一排注塑机。每台机器旁都站着一个人。成型机旁，机械臂持续地把零件一个一个放到传送带上，传送带留给人的窗口只有3秒。工人要赶在零件离开前，把浇口掰掉。每分钟25个。

注塑机旁的工人打开机器，把模具上的产品取下来，把废料放进回收箱，检查，再关上机器。机器自动进入下一个注塑周期。整个过程不超过20秒。

在工厂，人被时间使用，而不是度过时间。眼睛跟着零件，手跟上速度，身体不能离开工位，也不能脱离机器的节奏。人成了机器旁边一个稳定的部件。

我被聚鑫的工作氛围震慑，不是被动、麻木、服从，而是一种被点燃的紧张状态。机器全速运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分秒必争，极其专注，甚至带着一种迫切。这里没有时间的空隙。

4月13日，我进入了工厂，在挑修组工作。8点钟，挑修组开晨会，小组长小妹反复强调一句话，“一个浇口，修深了修浅了都出不了。我不需要你们理解全工厂的流程，你只要理解我们挑修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挑修自己的事儿”，指的就是挑和修这两个动作。挑，是把有细小毛刺、残留粉末、孔洞不干净、边缘不齐的零件一件一件挑出来；修，是用美术刀，锉刀或者砂纸，把它修到可以过检。

有的零件形状是明显的箭头，有些零件孔洞和弯曲更为复杂。这些零件是什么产品，会被运送去哪里？大家并不清楚。我后来才知道，有些零件是弓弩箭头，要出口到韩国；我挑修的产品，编号D69A22，是充电口，会用在老年手机和录音机上，出口到非洲。但在工位上，这些并不重要。对挑修组来说，世界被缩小成一个浇口和一条毛刺。

晨会后，桌面上的顶灯被打开，枪灰色的产品零件被照得反光、发亮。大家坐在座位上开始工作。满满一托盘的D69A22摆在我面前，只有小拇指指甲盖大小。工具是一把细长的美术刀，外壳缠着胶布，手握上去更不容易打滑，槽里的刀片上有星点黄色的锈迹，那是上一个使用它的女工手汗流进去后形成的锈点。

挑修时，小臂要支撑在桌面上。左手捏着零件，用右手把一端的凸起（厂里称它为浇口）掰掉，再转换方向，把另一端毛刺修平。

毛刺藏在1厘米长的卡口里，极细，刀尖抵住，用轻微的力，向下削，不能削出卡口。起初刀尖会颤抖。手、手腕和胳膊僵直。重复600次到800次后，刀会熟悉这段距离和深度，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经验丰富的女工一小时会挑修超过800个零件，平均2秒挑修一个。一天要修超过8000个甚至上万个零件。

浇口被掰掉，细如头发丝的1厘米的碎屑被削掉。挑修好的零件放进新的托盘里。重复。面前一个A4纸大小的托盘里有大约一万个零件。

大家会在做工前，或者午饭前去一趟厕所。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几乎没有人会抬头。工人的上半身几乎不动，唯一动的是两只手：拿，捏，看，掰，转，削，放。重复。重复。

人长时间佝偻着低头，最先疼的是脖子，然后是腰背。两个小时后，肩膀会慢慢变成一只衣架，硬得像铁，身体成了一件被挂起的衣服。

这是一份需要眼力的工作。顶灯很刺眼，你得顺着光，而不是对着光。眼睛像一台需要不断调节焦距的摄像机：聚焦毛刺时，是微距；拿起、掰开、放下时，回到正常焦距。眼睛越来越干，发酸，发胀。不能抬头，也就不能远望。工厂里没有任何绿色。

无尽的零件。无尽的碎屑。无尽的时间。无尽的时间的碎屑。无尽细小的身体的疼痛。



挑修后的零件，被整齐地码放着，准备进烧结炉。

这具肉身自由的好像只有脚。女工们穿着人字拖或洞洞鞋，脚换着姿势在桌面下弯曲，伸展，交叉，鞋子脱了又穿。有的人赤脚踩在纸皮上。有的人索性赤脚踩在地上。有的人的脚上涂着指甲油——手是要做工的，不能做美甲。

自由的还有思绪。做工的时候，手不能停，眼得专注，脑子里的思绪却飘得好远。大家会想什么呢。姐妹们说，什么都想哦，乱想。一个姐姐在想自己昨天买的六合彩，按生肖下注，买了好几个生肖都没中，她有些懊恼。一个妹妹在想她的婚礼，婚纱要租还是要买呢？要买的话，5000块、6000块都可以。她还没办法领证，明年的6月，她才满21岁。空气里传来一缕幽幽的香味，一个女孩突然开口问：“是香奈儿的香水吗？”

小龙虾的季节到了，一个姐姐很想吃小龙虾。工业园最近的城中村楼村，小龙虾卖45块钱一斤，太贵了，她问了问，没舍得买。

我旁边的小周，她在想她肚子里的宝贝，它6个月了。有人上完厕所，经过她时提醒她，“等下上厕所要小心，刚拖了地，地滑的。”有人动作粗暴地把她的口罩拉好：口罩戴好！不为了你，为了你肚子里的那个！

工厂里很热。园区对面住宅区的居民屡屡投诉有气味，环保局便规定不让工厂开窗。封闭的厂房里只有电扇在转。人在厂里待10分钟衣服就湿了，烧结区的工人“衣服就没干过”。

“摄像来了！”有人低声说了一句，大家挺直了背，偶尔的聊天声也静默了。台面架子上有一些捶背的沙锤，它们被摆放着，不再被使用。站在纸皮上的脚，自由的脚，也收起来了。

脸在流汗，在出油。头发比平时更容易油腻。强力风扇冲着工位呼呼地吹，冲着女工的后背吹。一绺绺头发被风扇吹得糊在脸上。零件是枪黑色的，上面有黑色的粉末和灰尘，拢一下头发，脸上就是一道黑灰印。

正在拍摄的镜头，聚焦的是这样的一张脸吗？

“我们上班的时候太狼狈了。”工位上的架子上，夹着一个又一个圆圆的小镜子。是小周在拼多多买的，5块钱买了好多个，分给了大家。上完厕所坐下的那几秒，大家会照下镜子，理理头发，“在厂里上班就这样，比不上人家坐办公室的。稍微整理下仪容仪表。”

有的时候，镜头会从背后穿过肩膀，落在工人的手上。无处遁形的强光下，手显得这样丑，毛孔粗大，粘着黑灰色的脏污。有细小伤口，缠着绷带。手指上套着指套，是从最普通的塑胶手套上剪下来的。

正在拍摄的镜头，聚焦的是这样的一双手吗？

一位挑修组的姐姐说：刘伟伟一来哦，气压都变了。有一种被监控的感觉。她问我，你知道他待了多久吗？她又自己回答，不是一周，不是一个月，是待了一年啊！

无尽的、被镜头注视的时间。我听得出她声音里的绝望，还有怒气。她说：“我们都不喜欢他。”

只有工人才知晓摄像机前气压的形状。你知道它在，但是你要假装它不在。你不能抬头，不能正视摄像头，要勒紧意志，强迫自己不用余光去瞟摄像头。你越想关注手上的零件，就越觉得如芒在背。另一个自由的东西，思绪，也消失了。时间又一次被拉长了——更缓慢落下的碎屑，更长的时间。细微的感受被放大，被吹动的发丝扫得脸发痒，汗冒出了，黏在腋下，黏在背上。

工人在承受着镜头带来的XX。起先我以为重点是“XX”，它是压力？还是剥削？真的坐在挑修工位上工作，一切概念的讨论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句子里的另一个词，“承受”。承受，既包含主动接纳，也指被动地担负。被动的，负担。人负担久了，累积的愤懑会找别的出口。曾有女工径直走到刘伟伟身边，盯着摄像机让他删掉拍摄内容。有人告诉他别拍了。

74票赞成、26票反对

2025年6月15日早上，讨论和提问环节结束后，投票开始了。投票箱是一个纸壳做的箱子。公证人员推荐买个带锁的铁箱子，工厂没有，就用装零件的纸箱代替。箱子三面密封，贴着“投票箱”三个字，上面有一道缝。公证人员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

填完的人把投票卡塞进信封里，起身，把信封塞进投票箱里。他们回到了座位上，搬走了自己身下的塑料椅子。很快，大家讨论的场地恢复了原样，只剩下一个投票箱。挑修的工人开始挑修，钻孔的工人开始给电钻尖端抹油，厂里的成型机咔哒地响，熔体注入模腔有绵长的嘶嘶声。

公证人员把投票箱拿去了会议室。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陈桃森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投票结果统计。下一行是：到会人数，发出票数，有效票，废票，同意，不同意，收回票数。

公证人员拆掉投票箱，倒出投票卡，检查投票，开始计数。

收回票数101票。废票1。有效票100。到会人数101，发出票数101。

2025年6月15日，在深圳公证处、两位律师和一位导演共同在场监督下，聚鑫工厂共有101名员工参与了投票，其中74票赞成、26票反对，最终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影片继续制作。



在深圳公证处工作人员（白衬衫）的监督下，陈桃森写下投票结果

大家的上一次投票，几乎都是村里选举，选书记和村长。胖哥说，“我人都在深圳，都没参加过投票。但是过年回去，在村里看到了广场黑板上有自己投出的票。”

成型组的王姐，只在孩子的功课上投过票。暑期作业，勾选小孩阅读过的书，还有同不同意孩子参加画画比赛。在工厂，还是头一次。

这也是叶姐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投票”。叶姐在质检组工作，她有她的原则，投票不能感情用事。比如村里的选举，“我不可能说跟你玩得好，就要让你为我一个人服务。你要为整个村服务。”

要不要同意刘伟伟制作纪录片？连着两天10点下班后，她谁也没聊，在心里琢磨这件事。“首先，为什么让我来投票呢？他尊重了我。我有这个权利。再者说，可能我很微小，但是说不定我这一票真的管用了。我肯定会认真审视，不是说随便在哪里打个勾。是吧？”

她郑重地投出了她的一票。原因如下：

第一，刘伟伟这一年多是真的付出了。

第二，投票完全可以办公室几个人说了就可以。但刘伟伟叫来了全厂员工。投票的事情一切都是公开的，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讨论，开会现场表决，不是偷偷摸摸的。叶姐以前在的工厂，从不会投票表决。或许有，但一般在管理层。“你员工只管干活就好了，只管做事就行了。甚至员工这一层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些啥。”

“做成一个纪录片我觉得也挺好，让工厂也走向了更宽广的天地，是不是？我个人，可能也会在大众视野里出现那么一下。当然不是我的虚荣心，不是说我想火一下，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很平凡。但是如果说有那么一个机会，让很多人在刷视频，或者说看纪录片的时候能看到我，哪怕是一闪而过，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胖哥支持刘伟伟拍关于工厂的纪录片，从经验出发，他直觉现有的劳动制度存在问题。胖哥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全国到处跑。十几岁进了富士康，待了8年。到现在，胖哥已经在工厂待了20年。

“90年代，工人的工作时长也就是正常的8小时。但我们现在在深圳，8小时只能挣最低工资2520块钱。一线城市普通的一个工厂员工，他最少工作时间要在10到12个小时。我们厂基本从早上8点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0点，14个小时的时长，中间休息2个小时，工作时间要达到12个小时。”

要挣钱，只能靠加班。傍晚6点半到10点，这3个半小时加班能拿到更多的时薪。工厂没有周末，大家允许自己休息的节日，只有春节。胖哥说：“中国人不是卷。中国人是没办法，才天天搞到那么晚。”

除了理性的判断，还有道德标准和与刘伟伟的情谊。胖哥说，“伟伟是个很好的人。伟伟给我最深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尊重所有人。”在富士康，胖哥得给领导买烟，跑腿，烟钱自然是不给的，还要请领导吃饭。跟领导搞好关系好处很明显，少干活，甚至年终都要比别人高。那段在富士康的记忆，胖哥宁可把它忘了。“在工厂，你想要生存下去，就要把关系搞好。不是把事情做多好。”

每次刘伟伟要来厂里的时候，胖哥都说，你什么时候来我去接你，帮你订酒店，带你吃饭啊。“伟伟一次都没有提前说过，什么都是自己解决”，他反而总给胖哥带东西，上次带了一条玉溪烟。

宝哥是聚鑫的工程师，是提问最多的人。他问刘伟伟，你拍了这么多，通过剪辑是不是可以剪出不同视角，不同故事，不同主题？刘伟伟说肯定可以。宝哥猜想，“刘伟伟应该拍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打工的枯燥乏味，一直重复，像机器一样一直盯着搞搞搞。是什么驱动力让这个人一直盯着在这里这么搞？他为什么能坚持一年，两年，甚至更久？”

纪录片或许会封存很久。宝哥想，这可能是他在聚鑫的一个记录，“我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

我问宝哥，怕在短视频上刷到自己的脸吗？

“刷到就刷到了，谁会记得你啊。那些被记得的，是特别的人。我很普通，我不管丢哪里应该都认不出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那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挺好。我不想被关注。”宝哥微笑着，眼神看着我，却好像也穿过我，落在个什么虚空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够了解我自己。我是什么性格的？我描述不出来。有什么兴趣爱好？我也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很执着地去干某一件事情？也没有。没有梦想，没有目标。”

生存远比投票重要

很少有工人会回忆起那次投票。关于投票细节的记忆，像雪泥鸿爪，消失在新的订单、新的零件、新的时间中。

刘伟伟口中“珍贵的一票”，对工人们来说，更多是工厂安排的一个“事”，需要配合出席、完成的事。没有人说起权利、肖像权、隐私权、投票权，大家能记得的是另一些词：律师、导演、短视频、我的脸。

拍，管它是什么纪录片，还是短视频，想拍就拍吧。一个阿叔说：“我们是打工的，又不是做老板。打工的有什么所谓啊。”

一个年轻女工认为这场投票只是“象征性搞一下仪式”，“万一员工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了怎么搞嘛，肯定要知会我们一声”。至于投票有没有暗箱操作，她就不知道了，“我是宝妈。宝妈哪里知道?”。

投票前，刘伟伟写了一份公示说明，内容包括投票方式，表决事项与选项，投票流程与时间，结果计算规则，结果公示方式，以及投票的公正性。公示文件发在微信群，也打印出来贴在工厂打卡机旁，公示期是投票前的4天半。

公示发出去后，收到最多的一条意见超乎刘伟伟的意料。工人们关心的问题是：投票当天能不能不交身份证复印件？

公示上写明，投票当天需要带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有工友直接问组长：“是不是厂里犯什么事了？”在工人的经验里，能查身份证的通常是公安机关。身份证不是一个中性的手续，它意味着登记和被查，意味着可能落到自己身上的麻烦。

刘伟伟写了一份书面回复：因为深圳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要到现场鲍证，为了确保投票真实、规范、有效，公证处需要核对每个人的身份信息和投票资格，所以投票当天必须携带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复印件。

他也跟大家解释：“它没有危害，只是为了证明你是你，就这么简单。不然我就可以作弊，比如投票当天让陈桃森领着10个亲戚给我投票。这不行。”

投票问的是：你是否同意刘伟伟将视频素材制作成纪录片？很多人的回答却像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

挑修组的小周说：“拍就拍了。我认认真真上班，挣干干净净的钱。”

成型组的阿勇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何况我长得又不丑，怕啥咧？”

质检组的叶姐说：“就算是放到社会上，大家都是正常上班，没有说什么，更没有干什么违法乱纪、不能曝光的事。”

这样的答案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个。面对镜头和投票，艺术家想的是权利，工人的回答却在自证清白。他们把自己放回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没有偷懒，没有违法。

成型组的王姐，脸总是擦得白白的，爱笑。她记得刘伟伟拍过她吃饭。王姐觉得不舒服，说，我在吃饭不要拍了。刘伟伟回复没关系的。王姐想起来苦笑着，“好像还是拍了！拍就拍吧！诶呀！就这样子了！”

刘伟伟拍摄纪录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她想了想，把话往回收：还是有好处，工厂订单多了，我们才有活干，“班”才能加得多一点，对我们也好了。

生存远比投票重要。对工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班”加。工厂里的正式员工如果每天只工作8小时，拿到的只有出勤工资，一个月最高2520元，也就是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折算下来平均时薪约18元。劳动法禁止违背意愿加班，工人们是“自愿”加班的，工作日加班能挣1.5倍工资，挣夜班补助，周末加班能挣2倍工资。傍晚6点半到10点，是一天里最重要的3个半小时。周末，是一周中最重要的两天。

日结工则按小时算钱，给价高的厂每小时21元到24元，但大多数厂都是时薪18、19元。工厂有活，才要招人；订单多，才有“班”加。



工业园门口的招工栏上贴满了招聘信息

刘伟伟第一次单独拍摄小妹时，问了她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工厂工作？

小妹的回答是：这里最起码给我们员工有“班”加。

那场对话小妹一直记得。她一直后悔，有些话不能就这样随意地说出来，还是要经过大脑。那时工厂的效益不好，濒临倒闭，她说这话显得自己不讲情义。但小妹知道自己没有说错，“我们为什么背井离乡啊？把小孩留在家里让老人家带。肯定就是为了赚钱的，如果这个厂效益不好，我也会选择走。我连家人都养不活，我还来这些干嘛。”

拍摄结束后，小妹是捂着脸出来的。“长这么大，我从没被别人照过。”小妹长卷发，擦着珊瑚色的口红，很轻易感到害羞，害羞时会用双手捂住脸。

“你们都是大学生，我们都是小学生。有文化跟没文化的人说话，简直就是不一样。你们有文化的，用一个词就代表了，我们要绕好大的弯才把那个意思说出来。心里紧张的，怕哪一些说的不圆滑的话，又怕你们笑话。”

小妹说至少这个厂“有班加”的时候，工厂也在艰难地运转。2022年，厂里刚贷款扩大了三条生产线。机器刚运进厂，小凤的爱人，也是厂里的核心技术骨干，入狱了。那两年是小凤最艰难的时候。高额贷款，技术人员离职，订单下滑，每月入不敷出，她一度想卖掉工厂，“每天都活在恐惧中，怕工厂倒闭。”

刘伟伟拍摄的素材里，小凤没有一刻停下来过，她不停歇地打电话，找客户，接单，解释业务，出货，要账。

小凤有一张光洁细腻的脸，眉眼弯弯，头发却夹杂着与脸不相称的层层灰白。她把“我没有什么学历”挂在嘴边，说完又提醒自己要“祛魅”。祛魅这个词是刘伟伟告诉她的。他对她说：要对知识祛魅，知识永远是特权，但经验是平等的，你有别人没有的肉身经验。

小凤讲起自己的肉身经验。她16岁时开始在珠三角厂里打工，做过仓库的收发员，在线材工厂的流水线上待过，自学电脑当了文员，又和爱人开厂做了老板。

创业时，她记得自己和爱人淋着暴雨，搬几十公斤的铝材。再后来，工厂在倒闭边缘，爱人入狱，她每天睡不够三个小时。讲着讲着，她又掉了眼泪。

“很小的年纪出来，什么也不懂。我的经验都是靠眼泪积累出来的。”

“就是害怕，就是手抖，但没有办法，只能顶着。”

小凤接下订单，小妹才能加班挑修零件，“班”加得多一点，老家的家人生活才好一点。小妹和小凤，一个零件接着一个零件，一批订单接着一批订单，汇聚在聚鑫所在的工业园区，也被嵌入珠三角更大的供应链。在工业园，像聚鑫这样的中小制造工厂大约有50家。厂房就在楼上、楼下，藏在卷帘门和封住的窗户里。珠三角地区，类似聚鑫的企业可能在上万家。它们被登记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或者电子配件厂。只有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才会进入“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口径，像聚鑫这样的工厂，沉默在统计表的边缘，工业园，和城中村之间。



夜深了，小妹和挑修组的工人还在加班

做你妈的梦

今年4月，我去工厂时，补拍素材的是刘伟伟请来的摄影。刘伟伟没有再像从前那样拿着相机进入工厂。

就像工人们能感受到摄像机前气压的形状，刘伟伟在工厂里感受到另一种气压。通过摄像机的监看屏幕，他感受到了女工们的眼神，带着憎恶和委屈的眼神，这种气压让他恐惧。眼神的深处是什么？他看着监看屏幕里的一张张脸——无能为力又无处可逃，无法离开工作岗位，也无法远离摄像机拍摄观看。原来是“脆弱”。

400多天，他和他们，“打仗一样地在干活，每天在焦虑、焦躁、不安中度过一整天”，他和他们，和她们，当然有情感连结。胖哥随和，内里却极其坚忍。小妹当小组长，对工友尽可能柔情而非残酷。小凤外表柔弱，处事严谨，在情感表达上却常常内敛失语。陈桃森审慎，保守，带着某种与工厂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黄姐敏感，小周纯真……他看见的不只是他们的身份，也有他们的本质。他理解工友们的困境，理解他们对摄像机的厌恶，但作为艺术家，他也理解这种脆弱里的社会问题和公共政治问题。他左右拉扯。

当“脆弱”这个词语出现时，刘伟伟说，他心里很难受，他们既困在了工厂里，又被迫困在了摄像机里。他暂停了拍摄，跟工友一样开始厌恶摄像机。他不允许自己再拍下去了。他不敢再拍了。他甚至想逃，想放弃这些素材，或者干脆不制作了，就这么离开工厂。



刘伟伟和黄姐

还记得刘伟伟曾经问过工人午休时做的梦吗？2025年，我见刘伟伟时，刘伟伟告诉了我一些工人讲给他的梦。

胖哥梦见他还在富士康上班，早晨走进工厂，看见楼下躺着自己的工友，身上盖着凉席。胖哥说，他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了。

有的人跟刘伟伟讲，自己做了色情的梦。

一个男孩梦见有蛇咬他。这梦或许来自童年，他和父母住在菜地旁的自建房里，夜晚总有蛇从田里窸窣着蜿蜒至床沿。现在，曾经的菜地上建起了地铁，他也早就住进了楼房。在聚鑫，他上的是夜班，睡觉的时候天光总是大亮，哪又有什么蛇呢。

今年，那个梦的提问还在继续。

质检女工梦见自己还在检零件。每天，她要检查超过1万个零件。也有时候，她梦到和朋友去公园玩。她是在梦中去了深圳的公园。楼村是她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的第一站，然后再也没有离开。在深圳快9年了，她没有去过市中心，3站地铁外的公园，也没有去过。

黄姐说，除了噩梦，好像没有做过其它的梦。

更多的人说，自己不做梦，已经不会做梦了。

有人直接对刘伟伟说：做你妈的梦。











*编辑王天挺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