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晚清为啥是一个“失败国家”？

众所周知，“民穷”一直都是制约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拓展阅读：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什么会有很多中国人主动帮着英军打清军？）。

实际上，即便在国力处在巅峰的18世纪末，普通中国人不仅“身体瘦小，满面倦容”，而且“很少有人在面颊上显出健康的红润”。对于他们而言，“希望能够享受到的最大乐趣，其实就是吃饱饭而已”。

进入19世纪后半叶，昔日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了列强肆意欺辱的对象，广大中国民众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接下来，我们就以访华日本学者的日记为例，一探究竟。

1862年5月，德川幕府派“千岁丸”号官船，远赴上海考察。

考察成员中，不仅有“倒幕运动先驱”高杉晋作、近代海军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中牟田仓之助以及名仓予何人、五代才助、日比野辉宽、峰源藏、纳富介次郎等知名人士。

“千岁丸”号到达上海后，一行人被“魔都”的“魔性”彻底惊呆了。因为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明”。

在洋泾浜以北的“洋人居留地”内，“街路纵横，道幅宽广，交通井然有序，街上行人衣着整洁”。

反观上海县城，“通路无比脏脏，中小街尤是，垃圾粪便成堆，几无插足之处，人们亦不清扫；逃避贼乱而来之难民，饥渴交困，且政府无力救助，饿死者每日不绝于途”。

晚清时期的苏州河

对此，纳富介次郎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凡避贼难而来之难民，皆居无定所。或伫立路旁，或栖于船上。风餐露宿，困于饥渴，仅为谋一日一日之生计。其命如悬丝，实为可怜之衰世。听闻难民多为苏州人，约十余万，而官府无救其之能，饿死者日日增多。

日比野辉宽发现，“野外有木箱，长六七尺，其数不可计，臭气尤甚”。后来他问路人这是何物，对方告诉他，这些都是安置尸体的棺材，因为“恶病流行，死人颇多，故有此情景。”

拍摄于1865年的上海城墙

等到了1885年时，上海县城的情况更为糟糕。

对此，汉学家冈千仞在日记中心有余悸地表示，“自新北门而入，门外丐徒，褴褛百结，兀者（断足的人）、尪者（瘦弱或佝偻的人）、劓者（割掉鼻子的人）、盲者、聋且哑者、恶疾者，尾人后乞钱。闾巷隘窄，臭气扑鼻，时见僵尸。”

晚清时期上海的城隍庙附近，一个60岁老汉敲木鱼跪地乞讨的乞丐

1906年10月，应邀赴四川担任教职的中学教师中野孤山抵达上海，亲眼目睹了极端贫困的“苦力”的生活状态：

说到苦力的举止，看一眼便会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手脚表面都是是由污垢形成的特殊皮肤，满身瘿瘤而且衣衫褴褛。他们会来回窥探客舱，有时会从垃圾堆中搜寻乘客吃剩的肉食，一旦寻得便吧嗒着嘴巴吃起来。其不洁之举，无人不为之震惊。

由此可见，即便在以商业繁荣与生活奢靡著称的上海，依然有无数底层民众悲惨地生活在其中。

晚清时期的大境阁，原为上海城墙的一部分

1908年12月，诗人小林爱雄抵达中国，陆续访问了张园、愚园、孝陵、古鸡鸣寺、天坛、孔子庙、北陵等在闻名于诗文之中的名胜古迹。

但在前往明孝陵的路上，他不仅遇见的“精神恍惚的吸了大烟的老人”，还碰到了“误撞自己马车”的人力车夫。

老照片中的明孝陵

我们的马车即将驶到郊外时，对面一台人力车有气无力地走来。没想到老车夫竟误撞马车，他拉的人力车来了个倒栽葱。幸好客人跳下车去，安全无事。可那位客人手持拐杖用力敲打了老车夫的侧腹。

马车车夫也扬起马鞭，朝老车夫劈头盖脸抽打了五六下。随即赶来了一个巡警，正当我想他会如何处置时，他也站在我们这边，狠揍了车夫的后背。

车夫只是一味地抱头哭喊着，而我们的马车则从他的身边悠然驶过。过了一会再回头看时，老车夫已经哆哆嗦嗦地上路了。

对于老车夫挨打且不敢还手的原因，小林爱雄表示，“总督的马车拥有无限的权威，所以不知让道的老车夫才遭到如此训斥殴打。”

老照片中的明孝陵

当他抵达武汉时，对长江岸边的乞讨者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

我乘轿走过繁华街道，来到江口。江边多乞丐跪而乞怜。若扔几个铜板，则在一旁观看之乡下孩童、老太皆纷纷跑来，抢到了便欢呼雀跃。

他们去掉了一切粉饰，当然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缘故吧。不过，见此自然之人，再想到虚礼虚饰之世道，顿觉不能不喜爱他们。

晚清时期长江沿岸的民居

在清朝灭亡前夕的1910年7月，教育家佐藤善治郎先后游览了上海、南京以及武汉三镇、苏州、杭州等地。

在上海县城，见到了大批孩童沿街“叩头乞讨”的场景：

我来到石桥，乞讨孩童胡乱坐在地上，用头叩着石头。我第一次见到了所谓叩头。我等前行，孩童们又绕至前方，又叩头五六次。这些孩童赤身裸体，如此叩头实在有趣。如果看到巡查前来叫骂，他们便会四散而逃。

上海新北门，拍摄于1902年

在汉口，他又见到了这种“叩头乞讨”的场景：

我听见号啕大哭之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年轻乞丐。他坐在石头上，像捣米一样把头磕在石头上。这磕头之声可传一町（约109米）远，而哭声更是可以传出三四町去。普通人若如此磕头，半小时恐怕也就死了吧。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绕到其身后看了一下。其头上缠着黑布。听说如果在白天乞讨会在头上涂上牛血等。

晚清时期，正在吃饭的长江船工

他在抵达南京时，正值举办“南洋劝业会”----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也是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

在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一场“中日斗殴”事件，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在博览会召开之时，有日本人在此开了一家冰店，卖给那些赶时髦的人。店里有两个年轻的日本妇人。店里的男人站在街上，正在和一个中国人相互痛骂，看热闹的聚集了几百人。

不一会儿，他抽了那个中国人一个嘴巴。正欲接着扑上去的时候，一个中国仲裁者出现，并阻止了这一举动。很快，男人与仲裁者扭作一团，并喊叫着，“怎么着？清国奴来个两三百头我也不怕，我可是日本男儿！我的手臂可是硬过钢铁的。”

“南洋劝业会”内的场陛

眼见围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佐藤善治郎开始担心，“我们会不会也受到围殴”。对此，同行的日本人表示，“中国人决不会对日本人动手的”。不仅如此，“看热闹的中国人是不会插手这种无利可图之事的，而那个仲裁者过后会来收钱的，即便是日本人也会付一些”。

最后，这个人告诉佐藤善治郎，“在中国，即便是吵架这种事，最终也会有人能赚上一笔钱”。对此，后者忍不住发出了“中日国民性之差异竟如此之大”的感慨。

佐藤善治郎

鸦片战争结束后，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就开始由尊敬变为不甚尊敬，甚至鄙视。尤其是一些政治眼光敏锐的人，“对在西方列强面前惟知步步退让的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感到了失望和绝望。

伴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启以及甲午战争的全面胜利，日本人不仅自诩为“亚洲的第一等民族”，更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视为“迂腐和停滞不前”的负面案例（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

推崇“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可以预见，这些游历中国的日本人，都是以一种俯视的心态来审视和评价中国的。于是，他们笔下的中国民众，要么贫穷、卑贱，要么道德败坏、缺乏同情心；而他们笔下的中国，俨然沦为了一个“官乃贪官、民乃刁民”的“失败国家”。

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最终让他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