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

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17岁那年，“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成都，终于迎来了改弦更张的时刻，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土改运动随即地在川西如火如荼地展开。读过几年私塾的铁流，能说会写，很快就被土改工作队看上，成为稚气未脱的革命者。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都怀有“时间开始了”的憧憬，青年得志的铁流，工作自然十分卖力，他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组组长、工作队队长、成都市委秘书等职。1956年，铁流被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任记者，倚重这壹传媒平台，根正苗红的铁流很快就成为成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农作家”。



铁流那时英气勃发，笔耕不辍，出版过《生活在前进》《风水树》等作品集，总计近30万字，以文字书写新时代的理想。

文人风骨在于独立思考，上不媚权贵，下不欺弱小。事业原本顺风顺水的铁流，行在起伏不定的政治风浪中，虽说笔下有剑，心里有火，但他总是竭力遮掩自己的立场臂点，力图在四平八稳中做个顺势而为的老好人。

这种“二元思维”，常常在铁流内心骚动难安。他十分清楚，自己原本就是一枝带刺的玫瑰，气候温和就静悄悄绽放，摇曳起来却能刺破时代和人心。

事发比铁流预料的还快，时代尘埃很快就成为压在他身上的大山——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思想上紧跟形势的铁流却意外地栽了大跟斗。

1957年注定是铁流滑铁卢的一年，他因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走向命运的断崖。因文中“不合时宜”的批判性，成为他“含沙射影攻击这攻击那”的罪证。不久，这位浪漫主义文青就被重重按倒在地，头上还被扣了顶右派分子的高帽。



革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铁流还没能为自己争来辩护的机会，人生就开启了长达23年的监禁与劳改，自由从此被铁丝网与高音喇叭撕成了碎片……

23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小青年变成中年大叔，也足以磨掉所有人的棱角，成为弯腰、低头、认命的顺民。可铁流咬着牙，在风雪里站着，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冻土里，枝头却向着天。他可以检讨，可以被批斗争，但就是不认错，不认罪，不认命。他总是唠叨：“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真话不该有罪啊！”



1980年，铁流的冤案平反昭雪，他得以重回文化岗位。

那时的中国，政治小阳春下，思想冰封的河床开始解冻。已近天命之年的铁流意气风发，准备甩开膀子再大干一场。但时代的环境诱因已然嬗变，本来靠作品说话的文化行业，铁流却因着英语与计算机考试连续多年未达标，职称始终原地踏步。

他的遭遇引发了社会对职称评审制度的广泛质疑。

天上无雨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那时全社会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铁流盘算下自己的人脉资源，老夫聊发少年狂，心想何不下海试试？



经过23年的牢狱之灾，虽说人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开始驼了。但铁流心里那团火还在，眼睛也仍是亮的。像他这样脑壳打得转的文化人，把握商机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初，铁流开始在成都春熙路练摊，主要卖牛仔裤，一条竟然可赚9块钱，有时一天收入就相当于普通公职人员一月的工资。钱的确是太好赚了，只是腰包稍鼓，铁流的文人情怀就重新流露出来。

倒底是“喝过墨水”的人，铁流那份天然的文化使命挥之不去。他从每条牛仔裤里取3块利润，汇总成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就用“以文养文”的方式，自创了一份16开的油印小报——夜航船。小报只发三样东西：被删的报道、被关过的人和被遗忘的痛。

3年后，小报变成杂志，杂志又变成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又将众多文化资源孵化成文化资本。环环相扣，业务遍及全国……为了快速提升公司文化品牌，铁流还将公司总部迁往北京，并联合央媒，共同举办国内大型论坛并参与经济权威评选，铁流的名声随之享誉京圈。



铁流的观点是，钱是最实在也是最柔软的东西，正好给真话垫脚。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在做，铁流先后资助过20多位律师，进行了80多次公益诉讼；他还给许多被“远洋捕捞”的记者，及时送出最关键的支持。当然，还有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化人，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书籍出版，铁流也从不吝啬。



四川有句俗话：人是三节草，不知哪截好。这对“说真话死不了人，不说话才是死人”的铁流来讲，倒像是命运节外生枝的箴言。本来早就财富自由的他，躺平就可以安享晚年，但秉笔直书的铁流偏偏是那性情中人，笔尖稍稍发叉，他就撞上了人生第二劫波。

2014年9月，81岁的铁流因撰写文章再次被拘。他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在“长辈的背影”一文中记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会见，因连续长时间提讯，他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出现了晕厥与失禁。可当他望向我那一刻，目光依然清亮如炬……那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最坚硬的灵魂内核，就是精神的绝不屈从。



好在经过各方努力，铁流最终被放马归乡。他先住在成都西城的清水河畔；后来又因养老+商务考量，租住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街子古镇。他为此亲力亲为，内装外饰，清寂的民宅顿时就有了文人雅士们墨斋里的书卷气息。铁流落根于此，饶有兴趣地给这个水岸之家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号：铁流水榭。

笔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铁流先生的——因着教会的一项慈惠事工，我特地去探访了他。说实话，铁流先生好茶好饭招待我无数次，而我却谈不上为他做过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当然，福音是必传的，但像老爷子这样九死一生熬出来的文化人，他们更相信由自身文化个性派生出来的那些信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024年3月20日，成都春光明媚，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消瘦的铁流，拖着疲惫的身子，前来参加他所景仰的几位老哥的聚会。他说这次是特来与大家作生前告别的，如果人生有什么误会、歧见，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那天他还拿出一个600元的大红包，笑眯眯地交给我2岁的小女……



前排右2为铁流先生，抱小孩为笔者

那次聚会后不到半年，安排好自己一切后事的铁流，像掠水而逝的白鹭，静静消失在广袤无垠的青天。

铁流逝矣！但他的生命轨迹仍如“铁流”之名，沉重而坚定地流淌在中国现代史的河床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与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个体的坚韧可以超越时代的苦难，去追寻我们所向往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