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民国大师慧眼识共 幸免于难

民国大师傅斯年。（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在民国知识份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称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

为何这两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那是因为与诸多上中共当受中共骗，留在大陆，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份子不同，傅斯年、钱穆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颇具慧眼。虽然他们理念不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选择了离开大陆。本篇只说傅斯年、钱穆二人。

黄河流域第一才子 傅斯年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并曾出任宰辅，是以家门显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国学，据说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6年冬回国后，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后创办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任所长。他还积极组织了几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于这一时期。

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同时，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抨击贪官污吏。

到延安 傅认清毛与中共

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多为有名气的知识份子）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并见到了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傅斯年认定中共为“流寇”

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其眼中，中共与苏联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份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5,000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

自学成就国学大师 钱穆

钱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祖籍江苏的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新式小学，13岁时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见了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吕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学停办钱穆遂在家自学，后到一小学任教。据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讲述，1910年梁启超发表的力证中国不会亡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后，钱穆深受感染，但他与大多数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即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寻找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这也是驱动他80年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

没有进过大学读书的钱穆，依靠着勤奋自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罢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但因故钱穆没有去中山大学赴任。

36岁那年，钱穆应顾颉罢的约稿，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反驳康有为等的疑古之说。文章一发表，立即震动了学术界，使人们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出来。顾颉罢由此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教授国文。此后，钱穆又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后来还开了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门“中国通史”。据说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堂堂爆满，颇受学生好评，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除此之外，钱穆还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

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国大师陈寅恪在看过其稿后，私下对人评价道：“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按：王静安即王国维。）钱穆的学识和声望由此可见。

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后，钱穆撰写了史学巨著《国史大纲》，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钱穆最终选择了去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读了毛的文告 钱穆转赴香港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份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份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迳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拒绝统战 钱穆严厉批评中共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实上，新亚书院最初的老师和学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轻知识份子；当时及此后在新亚任教人文学科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复观等，公开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而钱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晚年坚拒中共国号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结语

可以肯定的是，若钱穆留在大陆，不仅连性命不保，而且也不可能创办新亚书院，更遑论长寿如此。至于性格刚烈的傅斯年同样未必见容于中共。显然，他们的慧眼让他们逃脱了中共的戕害，从这一点上说，那些错信了中共、留在大陆的那些大师们的结局就没有那么好了，陈寅恪、刘文典、熊十力等莫不如此。